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有哪些?
1)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或通过实践对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
(2)对认识的本质的规定的理解:
首先,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认识既不是“生而知之”、主观自生,也不是直接来源于客体,而是通过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
其次,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认识是对客体的反映或摹写,即认识是以客体为原型的,认识一定含有反映或摹写客体的内容。
第三,认识对客体的反映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包括一定的选择性、重构性,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摹写。
(1)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性。人们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一般说来仅仅经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一次循环,是不能达到的,往往需要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原因在于人的认识总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
其一,受到客观事物发展程度的限制。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并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它的本质和特性的充分暴露有一个过程,因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就有一个过程。
其二,受到生产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例如,在显微镜发明之前,人们不可能观察到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在射电望远镜发明之前,天文观察不可能突破可见光的界限;在宇航事业开创之前,人们只能看到月球向着地球的一面,不可能看到月球背面的情况。
其三,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性格特征等主体因素,也影响和限制着人们正确全面地认识事物。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阶级立场和观点的局限性,对人们的认识有重大的影响。
(2)认识过程的无限性。人们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认识运动就基本完成了。然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言,人的认识又没有完成。客观世界及其发展是无限的,在空间上,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是无限多样的,层次和联系是没有穷尽的;在时间上,事物发展的这一过程向另一过程的推移转变也是无限的,旧过程结束了,又开始新过程,新事物层出不穷。因此,人们需要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认识。人类认识运动是永无止境的。
先看入门书:国外比较好的有《苏菲的世界》,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罗伯特·所罗门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等;国内的比较好的有: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袁卫的《哲学家的故事》,吉林出版集团的文聘元的《你不可不读的西方哲学故事》等。
进阶:开始系统地读哲学史的著作。西方哲学推荐先读张志伟老师的《西方哲学十五讲》、张汝伦老师的《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再读凤凰出版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出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中国哲学先看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再看中山大学与武汉大学合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看哲学史的时候,可以结合地看原著选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深入:研读各位哲学家的原著,西方哲学: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奥古斯都:《忏悔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洛克:《人类理解论》、《政府论》。斯宾诺莎:《人类理智新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密尔:《论自由》。体谟:《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尼采:《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胡塞尔:《逻辑研究》、《现象学的观念》。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福柯:《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等等。
中国哲学:《周易正义》、《论语集注》、《孟子正义》、《大学》、《中庸》、《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庄子集释》、《荀子校释》、《韩非子集解》、《淮南子集释》、《春秋繁露》、《王弼集校注》、《原道》、《周敦頣集》、《张子正蒙注》、《二程集》、《四书集注》、《朱子语类》、《传习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周山全书》等等。
中国哲学,最初是从原始宗教中逐渐分化出来的。早在原始社会(距今约170万年~公元前2100年)就已经孕育着哲学的胚芽。原始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了解自然界,有了唯物论萌芽的基础。主要体现在阴阳五行的观念上。远在公元前1000余年,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人们有了现在、过去、未来的时间观念,称当今为“今”,过去的日子为“昔”,旬内之某日为“翌”(yì,明天),次旬之某日为“来”。同时为了区分土地,进行商业交通和军事征伐,人们也有了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空间观念。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人们除了时空观念外,还产生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阴阳观念记载于《周易》。人们长期观察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和人类自身的生殖现象,于是概括出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的对立。再观察鸟兽,有牝有牡;观察草木,有雄有雌;观察人类,有男有女。所以就把阴(——)阳(——)的对立看作宇宙间普遍的根本的对立。五行观念记载于《尚书·周书·洪范》。所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些反映人们对衣食住行所必需的五种物质资料及其性能的认识,具有唯物论的因素。可以说,阴阳五行观念,是中国原始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胚芽。但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知识的贫乏,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便产生了原始宗教观念,如对天、地、日、月、风、雨、山、水、鸟、兽等的多种崇拜和对祖先神的崇拜,有了哲学思想的萌芽。然而,哲学作为对整个宇宙认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通过文字记载的世界观,只能产生在奴隶社会。在早期的奴隶国家——毁商(约公元前1562年),有了文字典籍《尚书》。中国史学界比较一致断定:商(殷)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尚书·商书·盘庚》以后各篇和殷墟小屯发掘出来的甲骨文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史料。《诗经·商颂》说:“帝立子生商。”商代统治者自认为是上天的子孙,是代表上天来管理臣民的。周灭商时,周统治者宣称:“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意即文工创立了灭商事业,是受天命保佑的,周天于是上天在天上的投影。《庄子·天下篇》也指出:这时期的哲学思想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这道出了哲学同宗教、伦理的结合。但是这时的哲学思想,只是处在萌芽状态,尚未形成哲学学派,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哲学体系,因而没有什么著名的哲学家。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时期。这时,哲学战线上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新阶段。所谓“百家”,就学派而言,可归纳为十多家。其中主要是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此外,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和小说家等。百家之争发端于春秋末期的显学,即儒墨之争,鼎盛于战国初期,总结于战国末期的苟子。“百家”的哲学课题,主要是围绕着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性善与性恶、古与今、天与人、名与实以及宇宙的起源等问题。这时期的争鸣,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成熟。论争的中心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天”的本质是什么?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天人相分”,还是“天人合一”?这已涉及到哲学的基本问题。
两汉时期,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迫切要求对王权神圣不可侵犯作理论上的论证。于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王承天意”的神学目的论就成了官方的正统哲学。而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元气自然论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形成对立。这种哲学上的对立斗争与当时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学术史上称之为两汉经学。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地主取得了绝对统治,何晏、王弼建立了玄学(运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通过体用、本未等“纯粹哲学”命题的论辩,为门阀士族统治辩护。这种玄学与外来的佛教结合,成为南北朝、隋唐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裴鄘(wěi)等人对玄学作了批判。南北朝时期,一些皇帝、宰相带头信佛,佛教成为国教。范缜作《神灭论》,以形神相即、形质神用证明人死神灭,在中国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转时期,统治者采取儒、道、佛并用政策,强化思想统治。这时期,信奉儒家天命论的韩愈坚决反对佛教;而柳宗元、刘禹锡则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想,对天人关系之辨作了新的唯物主义的总结。
宋明时期,是官僚地主阶级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统治,哲学上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合称宋明理学。它继承了传统的唯心论,改造并吸收了佛教的某些成分,形成了完备而系统的唯心主义体系。而张载、王廷相,特别是王夫之、戴震等人猛烈地抨击宋明理学,并审视、总结了各派哲学,把中国哲学推向了高峰。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人物,倡导资产阶级的“新学”、“西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学”、“中学”。所以,近代哲学思潮主要是西学思潮。西学运动是一次极有益的开放运动。它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促使中国人惊醒、反思,告别并更新传统。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像维新运动一样,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只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阶段,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也只是构成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国学”的精神仍然沉淀在国民心理的深层,这就形成了复古与西化之争的错综复杂局面。不过,这一阶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哲学,已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哲学的发展进人了崭新的科学时期,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哲学,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的思想武器。
中国现代哲学,就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哲学思想作为中国旧哲学的结束和新哲学开始的转折点,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李大钊是中国近代哲学承上启下的哲学家;鲁迅和胡适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哲学家;毛泽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旗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总结。作为中国哲学史,本书主要从春秋战国写至近代。对现代哲学家就集中介绍其代表人物毛泽东、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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