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现不了关于夏朝的有文字的文物，怎么证明夏朝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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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有两点是可以而且是必须讲清楚的：

一是证明夏朝的存在，是否必须要找到有文字的文物？

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最具说服性的有两点——文物和文字。而当文字附着于文物之上时，便更是成为无可辩驳的直接证据。举例而言，甲骨文和金文便是如此，它们既是文字，又是文物中的一部分。

虽然甲骨文主要发现于商代，金文盛行于两周，但二者却成为了研究商、周历史极为关键的材料，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使得商周的存在毋庸置疑。

然而，古代金石学便已对金文有著录和研究，到近代又发现了甲骨文，到现代史学研究中，人们对于金文和甲骨文的重视和研究达到了一个无可附加的地步。当然，二者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理当受到重视。

不过，受其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也倾向于相信一点：如果有夏朝的存在，那么便应该有文字，而且要证明它的存在，也只能依靠文字。

这样的设想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却并不见得符合逻辑：

首先，尽管甲骨文被认为是一种基本成熟的文字，理论上在此之前应该有更古老、更初级的文字，或者说夏代应该有文字。可是，这种推论就真的正确么？

其次，即便夏代是有文字的，也姑且不论它造字原理和书写方式如何，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就一定会流传下来么？

就这一问题而言，似乎有没有夏代文字与能不能找到夏代文字，并非绝对对等的。再仔细说明便会有如下两种结果：

第一，如果夏代有文字，便有可能找到，却不一定能找到，因为我们既不知道它是书写在什么介质上，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专门寻找这一尚在“概念”中的文字；

第二，如果夏代无文字，那便不可能找到，但又不能因为找不到夏代文字而否定夏代的存在，如果本着寻找夏代文字以证明夏代的目的进行考古和研究，还会可能将其他非夏文化的文字误判为夏文字，甚至不排除“故意”误判。

二是关于夏朝的有文字的文物，是不是等同于夏文化或夏人所发明和使用的文字。

夏人、夏朝、夏代、夏文化、夏文字等诸多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理解相关问题时，必须对这些概念有清晰的认识。

“关于夏朝的有文字的文物”，显然也不仅仅是书写有夏代文字的文物，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夏人发明和书写的文字。事实上，古代记载有关于夏朝的有文字的文物，是有相关发现的，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古本《竹书纪年》。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墓时，古本《竹书纪年》重见天日，此书亦称为《汲冢纪年》、《古文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其中便有对夏代的记载，并且明确指出夏代积年为471年。

古本《竹书纪年》虽非正式发掘所出，但它与现代考古发掘中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也多能与甲骨文、金文、秦简等资料相对应，基本可以认定并非伪书。

可以说，如非刻意执拗于必须找到夏代时夏人所书写的古文字，那么今人已经有“关于夏朝的文字的文物”，而且对于研究夏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夏朝确实存在，且已经找到了相关的考古学证据，基本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已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二里头遗址便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此前夏朝还曾数次迁都，并且皆有相关考古资料证实。认为必须找到“夏文字”以证明夏朝存在的想法，虽然看似有理，却多少有些执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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