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蜕变是历史的必然性吗?为什么?

朱元璋蜕变是历史的必然吗？~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 ①汉明两朝的开国者——刘邦和朱元璋在性格及政治作为上也有极大地相似。他们都出生贫寒；都善于用人，这点尤其体现在战争中；都完成了从农民战争向农民战争的对立面转变；建国后，为巩固自身统治都采取了残酷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性格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农民战争领袖的共同特性。但由于刘邦和朱元璋所处的时代不同，前者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即上升时期；而后者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病态发展的趋势。所以朱元璋的性格也体现了时代的特征。（一）朱元璋对刘邦的崇拜 明太祖好读史论史，尤其是《汉书》。《明实录·太祖实录》直接记载就多达8次，与臣下讨论汉史的有41次之多。而且，朱元璋读《汉书》的时间很长，从元至正二十一年一直到洪武末年，可谓活到老，学到老。从朱元璋对《汉书》的偏爱上，就可以看出他对刘邦的崇拜。当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见到李善长时，问以定天下之策。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 ②刘邦由布衣成为皇帝的事实，对朱也是很大的鼓舞。既然刘邦能成为皇帝，自己有何不能!从此，刘的形象就时时呈现在朱的脑海中。朱元璋在封大臣汪广洋、刘基时，把他们比作张良;封李善长时，把他比作萧何，“制词比作萧何，褒称甚至。” ③显然，朱元璋是以刘邦自居。 而朱元璋对刘邦的崇拜影响着他在建国前后的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影响着朱元璋的性格。(二) 刘邦与朱元璋的相似性在我国封建社会众多的农民起义首领中，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统一王朝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而他们在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出生贫寒刘邦出生于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巧合的是，朱元璋的祖籍也在沛县。刘邦的父母无名，于是就叫刘太公、刘媪。而刘邦自己的原名叫做刘季，即刘家的第三个儿子，实际上，也是没有名字。而朱元璋的父亲原名朱五四，朱元璋本名朱重八，是参加郭子兴的起义军之后才改名“朱元璋”，意为诛（朱）灭元朝的璋（璋，一种武器）。在中国古代，姓名是人尊贵的象征。从刘邦和朱元璋及其家人的无名中，我们就足见两人的出身贫寒，两人都是白手起家了。（2）“知人善任”和“不嗜杀人”虽然刘邦出身贫寒，文化素质不高，司马迁也毫不隐其恶，用“好酒及色”这样的词语形容他们的开国之君。但是，刘邦最终能平定天下，建立和巩固大汉王朝，与其善于用人时密不可分的。他在一定范围内能吸收和重用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一支智力军队，为其出力效劳。建国后，刘邦在谈到自己胜利的原因是也说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④刘邦不仅看重知识分子的作用，积极吸取知识分子的意见，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怀柔政策。 宋代学者钱时指出“项羽可君乎？曰：残暴忍人也，屠城坑卒，如毙狐鼠，安能为君！可臣乎？曰：从卿子冠军（宋义），则斩卿子冠军；事义帝，则杀义帝，安能为臣！……沛公入关，秦民大喜，而汉氏四百年之祚（帝位）卒定于此日有以也。”⑤朱元璋奉刘邦为偶像，将秦末与元末形势相比较，寻找从哪些方面学习刘邦。他常常同谋士们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他曾问孔克仁“汉高起徒步为万乘主，所操何道?”孔克仁回答“知人善任使”，他还答到 “秦政暴虐，汉高帝起布衣，以宽大驭群雄，遂为天下主。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⑥“知人喜任”，广泛地招纳人才，根据各人的才能加以任用，发挥各自的特长。李善长、刘基有谋略，留在身边作参谋，宋镰博学，作为自己的老师和顾问。朱也接受了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还多次告诫部下将领不要乱杀人，他派徐达率军攻镇江时，行前对徐达说，“吾自起兵，未尝妄杀。卿宜体吾心，戒城士卒，城下之日，毋狱掠杀戮。韦犯命者，处以军法，纵者罚毋赦。”⑦终于，在元末战乱中成为最后的获胜者，建立的大明王朝。 （3）即位后对待功臣的残暴 刘邦、朱元璋登上帝位，依靠的是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一批文臣武将的支持，称帝后，这些人都是开国元勋，为了酬劳他们，刘、朱在建国初期也对他们赏爵禄、赐土地，但对他们终究不大放心，特别是有的人在战争中的态度值得怀疑。韩信、彭越就因此而受杀害。 明太祖即位后，便设立了锦衣卫作为监督群臣的特务机构。著名的“胡蓝之狱”除了胡惟庸、蓝玉被杀之外，还株连数万人，其中无辜者居多。李善长、傅友德等开国功臣就因此而受死。通过这两次党狱，元勋宿将被杀殆尽。有人做过统计，明初的开国元勋中只有汤和一人未受牵连。（三）朱元璋的性格形成原因以上，我们粗略的将刘邦和朱元璋的某些相似点进行了分析。大体看到了朱元璋的出身及其建国前后的一些主要政策、措施。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的某些性格特点。（1）对刘邦的效仿朱元璋和刘邦的性格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当朱元璋将刘邦奉为偶像的同时，也继承了他身上的某些性格、特点，在崇拜刘邦的同时，朱元璋更多的效仿了刘邦的政策措施。除了在第（二）点中谈到的一些表现外，朱元璋对刘邦的效仿还体现在建国后的封子弟、徙豪强、贱商贾等方面。“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朱元璋就是这样的一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刘邦的出身、经历与朱元璋最为相似。因此，刘邦理所当然的成为朱元璋崇拜者和效仿者的最佳人选。他的经历为朱元璋的成功提供了借鉴。所以，朱元璋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对刘邦的崇拜和效仿。（2）农民阶级出生的本质特性对比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农民战争，可以看出朱元璋的起义及建国后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农民战争的特点。首先，从朱元璋的起事来看，与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战争一样是“官逼民反”。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一天，有人从濠州从来一封信，是汤和写的。信中汤和劝朱元璋跟着他一起投奔红军。正当朱元璋犹豫不决时，有人告诉他，信的事有人知道了，官兵要来捉他。此时的元璋还是很犹豫，找朋友商量，向菩萨讨挂，直到得知皇觉寺将被烧时，被逼无奈的朱元璋在走上“造反”的道路。第二，从朱元璋的亲民政策来看，体现了农民的特点。朱元璋明正军纪，告诫部下不要乱杀人。 建国后，朱元璋采取“息民”政策，奖励垦荒，实行屯田，严禁官吏不得扰民，惩治奸贪，尽量不大兴土木，宫殿规模一律从简。结果至洪武末年，全国耕地面积突破四百万顷，比元末增加了一倍以上。第三，朱元璋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一样，都完成了从农民战争向农民战争对立面的转变。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先后发表了两篇檄文，一篇是声讨张士诚的，一篇是宣讨徐州吏民的。这两篇文章明确声明了他的立场的改变，从反对封建地主突变为维护封建地主的既得利益，它的根本立场改变了。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实质上是声讨红军的檄文，而被声讨的最高人物——皇帝，恰恰就是红军的首脑宋帝小明王！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的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地主阶级利益（3）封建社会衰落期的表现明朝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有病态发展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朱元璋的政策措施之中。虽然刘邦和朱元璋都在建国后都诛杀功臣，但刘邦诛杀功臣比较有限度，一是只杀武将，未杀文臣；二是在武将中，也只杀疏远的最易叛乱的异姓王，未杀亲信的起义相随较早的旧部。而朱元璋则诛杀过甚。以致“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同时，朱元璋施行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运用特务机构；制定皇明祖训，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改革；规定了八股文制度，禁锢思想等等，都体现了封建社会衰落期的特征。朱元璋是历史上传奇的皇帝，出身贫寒的他在激烈的元末农民起义中最终胜出，建立了大明帝国，统一了中国，完成了“从乞丐的帝王”的蜕变。但建国后的他又施行了一系列残暴的统治措施。

过去一个时期里评论“农民起义”历史论著里，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背叛”。一个社会下层人士，想通过造反谋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于是，历史学家往往称这位造反领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农民起义；如果他造反成功了，从社会下层、或竟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一跃而成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逻辑，这应该是革命到底了吧？不，这也不被历史学家们称许。把这些小人物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说成是他们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最终“背叛”了农民起义。例如，吴晗在评价从游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时就是力主此说的（见《朱元璋传》），许多明史研究者赞成和支持吴晗的意见，只是他们的论据与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过程与时间与吴晗略有差异。吴氏还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表的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从革命的农民“转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重要标志。他说：



 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


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


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


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


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


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


 （《朱元璋传·第三章·取东吴》）



这是一段在今天看来很怪的论调。为什么不信奉弥勒教（按照现今的时髦说法是“邪教”），“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称“伐罪救民”、让人们“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就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背叛农民起义？难道“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永无休止地“阶级斗争”下去？难道弥勒教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难道弥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够给农民带来现世的幸福？难道农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实道理，而在那“阶级斗争”就是目的、斗争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动今人斗，而且强迫古人也要斗，谁想过一天安定生活，谁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这种追求的的意见就是“活命哲学”，力图使社会安定下来的人们就是“叛徒”！理论违背常情至此，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见的。此时只有装出极“左”的凶恶面孔，展示自己的“锯齿獠牙”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多么可悲！走笔至此，我对吴晗先生的同情远大于对他的责备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有迎和时风的意思（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逃脱了被迫害而死的结局）。

吴晗先生这种观点在历史界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0年所发表的《论朱元璋的蜕变》（作者陈梧桐，见《明清人物论集》），还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明史·太祖本纪第一》）的严肃军纪的行为视为“保护地主生命财产”，从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欢迎”。自然这也是“背叛”论的根据之一。至于朱元璋在北伐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然这更是“突出蒙汉的种族、文化差异以掩盖民族压迫的阶级压迫实质”，“彻底阉割反元的阶级斗争内容”（所引皆见《论朱元璋的蜕变》）。这些意见实际上是很难接受一般的常情常理检验，例如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得益，而是当时社会中绝大多数愿意过正常生活的人们都得益，怎么就只受“地主富豪的欢迎”呢？难道两手空空的人们就希望兵来之后乱杀乱枪乱烧吗？至于两手空空的人们怎么生存那是需要其它政策解决的问题，例如无主土地谁种则收入归谁所有等。至于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批判更是荒唐，朱元璋要向谁夺权？不是“地主富豪”，他们手中也没有什么权。那些汉人和南人中的“地主富豪”也受着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压迫。朱元璋要从蒙古统治者的手中夺权，自然要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

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运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来评论和解读历史，上述这些论点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观点，然而，在这里再次提出这些问题，意在对流行了几十年的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观点做些讨论还是不无意义的。

过去为史学界所认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中是有大量游民参与的，许多为论者所称道的“农民领袖”就是游民。我们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见，就在于这些论者把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理想化了。他们无限夸大“农民战争”的意义，把这些往往是为了求生存、向往“变泰发迹”的、带有很大盲目色彩、从而大多成了改朝换代工具武装暴动与近代有着明确理想目标的政治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赋予了这些战争并不具备的功能。

 第一，封建社会之中以游民为中坚的农民造反运动是缺少理性自觉的，更没有先进意识形态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们（除了极个别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袭的职业秘密传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图存为目的的，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连是否推翻现存朝代这一大目标都不甚明确。他们实行政策、策略也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往往是翻云覆雨，如明末的张献忠在“降”与“反”之间变来变去。他们的变化反映了在求生存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因为所谓“农民起义”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标的运动，所以谈不到什么“背叛”“不背叛”。因为人们不可能背叛本来不存在的目标。

 第二，当造反队伍的力量日益壮大，能够吸引游民知识分子（有的以游民为中坚的造反活动，一开始就有游民知识分子参加或策划），甚至有了主流社会的士大夫加盟入伙，他们成为造反军的“谋主”。这时造反者便逐渐向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目标努力，在这些“谋主”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反映大多数人愿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数人需要，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基础。

 第三，无论是盲目的第一阶段，还是有了政治目标第二阶段，造反运动的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领导集团和全体造反活动参加者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与某些阶层或群体利益吻合，那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并非是造反者特别要作这些阶层或群体的代表。当阶级意识没有进化到自觉阶段时，不存在谁有意识地代表哪个群体利益的问题。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造反者不断地变换口号和主张，但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说游民非常短视，特别重视眼前利益（为了生存，他们不可能考虑更远的东西，所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就是为史家们热衷表彰的农民也不会远离个人利益这个主题。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还会加以说明。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需要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农民战争人为地中断了经济发展，持久的战争消灭了大量的人口，严重破坏了经济中心的——大中城市，几百年的经济积累、文化积累毁于一旦，新的朝代开始后又得从头开始，重建小农、重建宗法，经过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发展与积累，逐渐与前朝差不多了，这时前朝所有的问题又发生了，社会腐败、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于世。宗法解体，大量游民出现，有更多少地的、贫困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先是改革，摆不平利益，不行；再搞变法，统治者认为让步太大，还是不行，于是，社会骚动，镇压，再镇压，终于有一天镇压不下去，出现了谁也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又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杀来杀去，杀到人人疲倦，出现一个能够统治天下的社会集团时，又开始了一个朝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统治者都是新人了，但制度都是旧的（有的可能有了新名称，我们从来不吝惜在名字上改革的），农民战争促使了新人上台，但在封建制度的传承中起了修复作用。你说：它在历史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封建时代的上上下下把新的朝代的出现和新主登基，解释作“奉天承运”“天命神受”。统治者坦坦然然地接受这些“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的原始意义也就在此。这是流行了几千年的传统解释，它通俗易懂，易于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不仅接受而且十分羡慕，并把这些编成故事、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听众从他人的“发迹变泰”中获得一点精神上愉悦，在社会动乱中，“洪武爷”马上会成为效法对象，在改朝换代中起到推动作用。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如此。连阿Q也在幻想着为朱洪武裔孙崇祯帝穿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们还要拉着阿Q一起去“他妈妈的反”呢！两千年的老旧中国一直在“帝贼”交换中蹒跚而行。

3,淮右布衣


 古代是很重视门阀的，直到近百年来仍然如此，四十年代末期北京著名“沈崇案”若不是是出自福建名门、是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的裔孙女，哪会引起那样广泛的各界的愤怒，连许多上层人士也捐了进来。1957年毛主席嘱咐北京不要把梁思成划为右派，后来就此事又问过北京领导，回答说，没划。毛主席满意地说：“这就对了，梁任公的后代嘛！”这些都是门第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也许当事人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据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也为自己的出身发愁，有的文人暗示朱元璋应该与朱夫子接上关系。一次他接见一位朱姓县教谕，问他是否是朱熹的后代，教谕回答说自己虽然仰慕朱子，但他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乱认。这对朱元璋刺激很大，心想连个小小的教谕都不肯乱认祖先，何况天子，于是打消以前的想法，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更爱称“淮右布衣”。“布衣”这个词虽然是平民百姓的代名词，但是这个词涂有平民百姓的一种骄傲感。然而布衣原始意义是指没有官职的士人。《晋书·诸葛长民传》自称愿为“丹徒布衣”。唐代是士人极活跃的时期，许多士人以布衣自负，最典型的就是李白（林庚先生五十年代用“布衣感”分析唐代士人积极进取精神，受到批判），徐夤的“布衣空手取中原”，戴叔伦的“万里江南一布衣”都给人展示了“布衣”不平凡的一面。所以朱元璋称自己是“淮右布衣”不能说错，但至少模糊了他这个根本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教养的游民与以担荷传统文化自命士人的界限。

朱元璋诞生的时候其父是位十分贫困的农民，老父连个象样的名字也没有，叫朱五四。朱五四一生从盱眙到濠州，迁徙四次，他的上代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句容（今属江苏）朱家巷。可见朱元璋的父祖辈就已经脱离了当时的主流社会、即宗法网络了，然而尚未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这种游民才有更丰富的阅历），因为他们只是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至正四年（1344），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皆病饿而死，一家陷入了没吃没喝、没有钱埋葬逝去亲人的困境。他亲自撰写（最初命文臣危素撰写，危素的文章，词藻有余，情感不足，于是朱元璋写下这段血泪淋漓的文字）的《皇陵碑》痛陈这段苦难的经历：



 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


，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


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


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


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为我兄伤。皇


天白日，泣断兄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


 （《全明文》卷12）




父母、兄长死了，没有棺椁，没有葬地，嫂子携侄而去，旱灾、蝗灾联翩而至，兄弟之间，水也帮不了谁，只能各自逃生。从这段自述中可见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遇到困难，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养成了他们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求发展。朱元璋自就小为地主放牛，受过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勇于任事，敢作敢当。另外，他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南宋末年当过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的亲兵，宋灭亡后，以作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年庚八字为生。这种独特经历和思想意识直接或间接也会对朱元璋产生影响。因此，当生活把朱元璋推上游民（当游方和尚）生活路途时，他除了感到凄凉悲哀外，没有表现出特别慌遽。这显然是与他的个人经历与家庭影响密切相关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


，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


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唳，俄


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同上）




在大灾之年，都是先顾自己，寺庙也不能依照佛法的规定，为游方和尚提供食宿了，而且采取的是“封仓”办法，十分绝情。作为“百无所长”的朱元璋，此时除了参加游民组织，依靠组织谋生、似乎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吴晗先生也如此估计，说他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朱元璋传·游方僧》）。当然这里“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云云，都是新名词。他接受除了弥勒教教义外，无非是受到一些游民观念熏陶，例如组织起来要保守机密、弟兄之间平等，要轻财重义等等。但更重要的吴晗没有说，也就是朱元璋养成了游民性格。也许他不懂得这一点，游民性格对于造反者的重要。宗法农民是眼界狭小的，他们看到如过去北方农民所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其视野不出本乡本土。而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游荡中走遍淮西的通都大邑，积累闯荡江湖的经验。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讲过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还有个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但这与朱元璋无关），它是个冷冰冰的社会存在，它没有宗法社会中那些温情，这里是体力、智力、武力竞争之所在。因此在江湖上，他锻炼了体力，开发了智力，逐渐磨去了宗法人的温情，增添的是江湖人的冷酷。三载云游归来、朱元璋已经是有经验的江湖人了，他不再是逆来顺受的、老实巴交的宗法农民了，他内心潜伏着一种主动进击精神，只要有适合的契机，就可能冲破一切束缚，向猛虎下山一样咆哮起来。在民怨沸腾和造反运动此起彼伏的淮河两岸，朱元璋决不会自甘寂寞的。当然，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大胆地迈出这关键一步的也还需要勇气和决断。

把想法变成现实还有两条导火线，一是汤和劝他入伙来信被人发觉，而且要去揭发，“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另一条是他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被元兵烧毁，没法再住下去了，成为一个没有收入、又没有住所的游民。可见逼他走上造反道路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求生欲望，并非是对前途发展的幻想才鼓励他去冒险。古代社会，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缺少文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理性的自觉。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不顾身家性命、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中国人有可能为了宗教信仰而拿起武器，但宗教信仰首先是诉诸于感情的，特别鼓动造反的秘密宗教，是缺少理性的内容的。中国人是个注重实利的民族，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往往是游民，在我们这个重视实际利益、忽视信仰的民族里，游民则更是看重短浅的眼前实利。他们与老实巴交、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一样（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重大的选择面前会反复掂量的。朱元璋有《纪梦》一文，其中写到至正壬辰（1352）民间武装力量攻陷了濠州，经常四处掳掠，荡尽民财；元统治者派兵镇压，他们声言攻城，但逡巡不进，以杀良民冒功。此时汤和已经来信，到底入濠州、保持现状、还是远走高飞？但他向神乞求指示时,只默祷了后两项。要是同意他远走高飞，则所掷之筊出现两阳。如果神支持他保持现状则出现一阴一阳。可是出现的却是双阴，他心想这是神指示我进濠州参加叛乱，但还是不想走这条道，无奈屡掷屡阴。最后他横下一条心祷念说：“果倡义而后昌乎？神不误我，肯复以筊阴之！”一掷果然双阴。当然这是他做了皇帝以后回忆自己参加义军的过程时不免要突出自己不想参加叛乱活动的一面，最后当了义军是奉天承运。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


，而张士诚、陈友亮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亮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


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


 （《明史·太祖本纪第三》）




可见那些把朱元璋的投入反元斗争说成是因为信仰弥勒教（实际上，他即使参加了弥勒教也是利用弥勒教），并进一步把这种本来不存在的信仰说成是朱元璋从事反元斗争的思想基础，这只是一厢情愿之词。

　　在他只有吃了这顿没有下顿时候，他一定会考虑怎么先吃饱肚子。当他有了自己一片小天地，他就要去打陈友谅 张士诚，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天地，当天地够大了 ，他就和元朝开始正面对敌了。当他打败元朝，他就要考虑怎么坐稳天下，于是，就有了屠戮功臣这一幕。套用一句老话，人都是逼出来的。。。朱重八也不例外，环境造就人。
　　建国之后的各项制度

　　我们来分析下他当权后的两项措施就看出来了。

　　（一）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由隋朝开始，到明朝，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内容上只考四书五经，形式上必须用八股文。从此明朝和清朝55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的头脑被凝固在四书五经当中：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不亡则为不孝；不忠不孝就叫无君无父，无君无父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朱元璋在精神上把中国人民装进了笼子里，充分显示了朱元璋的控制欲和权力欲。

　　（二）渴望权力，制造了空前集中的皇权

　　朱元璋从来不是农民的总代表，同时也不是地主阶级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
　　1、空前绝后的皇权集中。

　　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其设置体现了政治学上一个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也是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精力有限性这一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主要负责处理各种政务，辅佐皇帝治理国家。

　　明朝起初沿袭元朝制度，在中央设置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以丞相统领百官，协助皇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官职。又提高中书省属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六部的长官（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与此同时，朱元璋还把明初统辖全国军队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各地的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则由兵部负责。形成了都督府有兵，但不能指挥；兵部能调遣，而手里却无兵，彼此互相牵制的局面。这样全国的军权也完全集中到朱元璋一人手里。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改变中央行政、军事机构体制的办法，“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开了我国历史上皇帝独揽大权的先河，将封建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了高峰。以后的专制皇权再也无法推进。

　　皇权空前集中后，朱元璋为自己赢得了“劳模”的美誉，下面，来看一些数字。1384年（洪武十七年）9月14日—21日，八天的时间，他收到1666见公文，合计3391件事，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处理400件事情。

　　2、锦衣卫制度

　　大家如果看过电影《龙门客栈》，都应该对锦衣卫有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朱元璋搞特务统治是最突出的。锦衣卫就是明朝的特务，被称为明朝特产，就在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南角，现在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华新闻报社”。而现在西郊民巷东边南北走向的这条街道，当年就叫“锦衣卫后街”。

　　（1）锦衣卫的由来

　　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皇帝的侍卫机构，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太祖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充当“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明洪武二年（1369）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可以说，“锦衣卫”的设立是朱元璋长久思虑现实的必然结果，他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交给锦衣卫办理。

　　（2）锦衣卫的三大职能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

　　①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

　　②“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

　　朱元璋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以及对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高度要求。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适逢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被关押，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

　　③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来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3）名副其实的酷政

　　明太祖的锦衣卫，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

　　（4）评价

　　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务网在大臣中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他们不敢背着他干有损于皇权的事。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既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也出过马顺，纪纲一类的走狗，酷吏。既有过对万历中日战争中出色的情报战，及其对蒙古贵族策反等表现，也有过依附东厂，妄杀忠臣的卑劣行径。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皇帝监视，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阶层的腐败行为和预防可能的叛乱，同时负担相当部分国防及情报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监督士大夫阶层，文武官员的犯罪行径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也使得不法之人及文官集团更加忌惮。有明一代的锦衣卫，基本是文官，宦官两大同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工具，主要作用总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

　　尽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相当的负面影响。

　　3、反腐败和明朝的监察制度

　　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他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厉害的皇帝，他出身低微，父母由于赈灾粮被贪污饿死，他梦想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他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把铲除贪官污吏视为善政的基础。

　　朱元璋痛斥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明史》载，太祖曰：“吾刑乱世，必用重典。”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在县衙设立土地祠，将贪官剥皮，做成稻草人，挂于公座之旁。此外，他还发明了抽肠、凌迟、挖膝盖等酷刑。

　　此外，在制度建设方面，朱元璋也做得颇有成效。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集于一身。其级别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和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分别负责到各地考察和监督中央六部的活动。这些监察官们都被朱元璋赋予了极大权力，有事可以直陈天子。

　　按上述方式建立起来的监察制度，非常严密，可以说在各级政权机构上罩上了一层浓密的大网，对打击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明代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历朝历代，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但是，洪武年间的贪污者却很多，除贪官个人原因外，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原因之一，明朝的官员如果仅靠俸禄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能够平安下班回家就值得欢庆，人心惶惶。这也告诉我们，物极必反是真理，单一的力量永远不可能成功，仅靠刑法不可能肃清贪官，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强调齐抓共管。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明朝的“水”就是杀毒剂太多，“鱼”死伤过多，出现了戴死罪、徒留罪办事制度。

　　然而，以上分析的只是表面原因，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一切都必须围绕巩固皇权而设定，对于监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最高的决定权操纵在皇帝的手中，如何惩治贪官污吏并不取决于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和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甚至取决于皇帝的贤明与昏庸、个人品质与才干。监察官们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特权集团的疯狂抵抗，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的下场。从对奸臣严嵩的弹劾来看，就充分暴露了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

　　4、明初的法制建设---《大诰》

　　“大诰”的名称,出于《尚书》的大诰篇，是记叙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大诰”二字，即“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朱元璋颁行“大诰”的目的，是仿效周公以“当世事”警诫臣民，永以为训，也是为了用峻令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

　　《明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的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亦称《御制大诰》。该法具有和国家法典《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全书分四编，洪武十八年(1385)至二十年先后纂成。计有《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四编合计236 条。各编首载御制序言，《大诰》、《大诰续编》后有翰林学士刘三吾撰写的跋文。一度被要求"一切官民诸邑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在司法审判中作为重要依据，甚至其内容被列入科举考试的御制圣书。

　　在四编“大诰”中，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①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特别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用以“警省顽”。②结合陈述案件或另列专条颁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密法网。③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有明太祖对吏、民的大量“训导”，表达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这种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其中刑事案例是主要部分。

　　该大诰的问世，是明初重典治国思想推行至极端的具体体现。朱元璋认为元朝失败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因此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洪武初，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以严法重刑绳诸吏民。如洪武四年立法，凡官吏犯赃罪不赦；洪武五至六年连发铁榜，申诫公侯。十三年治胡党，十五年空印案发，十八年郭桓案发,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几案杀戮官吏近10万人。对于人民反抗朝廷的所谓“贼盗”罪，捕后必处极刑。从洪武十八年起，他亲自“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颁行天下。

　　与明律及历代封建王朝法规相比，“大诰”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斩首、弃市以下罪案例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等几十种。②同一犯罪，“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大诰”却加重为死刑。③设置了不少为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著名的有“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④强调重典治吏。“大诰”的打击矛头总的说来是针对全体吏民，但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其条目80％以上是属于治吏的。

　　明太祖原想通过颁行“大诰”峻令，使臣民知畏而不敢轻犯，但实际上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在封建制度下寻求加强吏治是存在结构性困难的，这点连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诰一出”，“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寻常”（《御制大诰三编》序）。由于“大诰”倡导的是“对人极度蔑视”的封建强权主义和无节制的滥杀政策,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对。

　　5、仇富反害民

　　①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这首先是和他的出身有关，他自幼就生长在贫困家庭，从小就饱受富人的欺压，后来跑出去造反，也是因为没有饭吃，当了皇帝以后，他认为老百姓只要有吃有穿，冬天里有炉火烤，就是小康生活了，钱多了反而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他的统治地位，动摇他的皇帝宝座，所以，他眼里容不得富人，必除之而后快。

　　②主要压制方法

　　朱元璋对富人的压制，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强制性移民；二是罗织罪名。明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就下令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这种强制性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后来还发生过多次。他运用法律打击大户更是不遗余力。富豪们稍不小心，就会招致横祸。常常是一人获罪，合家遭殃，而一旦罪名成立，其财物田产则都将充公。洪武朝发生了许多大案，在这些大案中，有许多豪强势家受到牵连。史籍上说：在朱元璋的打击下，三吴地区“豪民巨族，铲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影灭，荡然无存”。

　　朱元璋抑制富人的方略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继承了传统的“治国智慧”。比如强迫移民，就是秦始皇、汉高祖均曾用过的老谱。他们都一致认为，富夺其基，人夺其势。这样连根拔掉，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会使异己者失去经济和社会支柱。

　　③朱元璋仇富的积极作用

　　朱元璋的“仇富”不仅有利于其对臣民加强控制，而且可以获得经济上的丰厚收益。富人财产充公，数字庞大，由于大批地主的私田被没收，明初江南官田数量激增，明政府的田赋收入也得以大量增加。

　　④朱元璋的仇富与百姓利益

　　从另一方面来看，朱元璋的“仇富”对一般百姓是不是充分利好呢？在传统生产方式里，当然不乏土豪劣绅，农民租种地主的田，也不可避免要遭受盘剥。可是当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农民还是要种，只不过是过去从地主那儿租种，现在变成了从官府那儿租种而已。并且依然要为租田上交赋税，而官田的赋税比民田还要高数倍。农民遭受盘剥的程度不但没有减轻，相反还加重了。农民过去租种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选择余地大，而现在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不租就没有饭吃。最终造成了王朝后期的失去土地的流民激增，埋下了其统治王朝崩溃的种子。

　　对朱元璋的评价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5月闰五月卒，葬南京孝陵，在位31年，终年71岁。

　　1、三个首创

　　①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帝王，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处观察臣下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

　　②首创世界最周密的户口制度。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朱元璋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人民受到极端手段的控制。

　　③首次发明“介绍信”。明朝户口制度森严，百姓出门，须到官府登记。官府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开出“介绍信”，信上写明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及目的地。

　　另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结束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乱局面，以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

　　2、四点过失

　　朱元璋的过失共四条:

　　①过分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笃著勋劳的大将和文臣，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

　　②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和限制了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

　　③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④他自己虽不相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一些荒诞的神迹，欺骗和毒害被统治者。

这类问题是没有绝对的必然的。元末当时造反是必然的，，但是是朱元璋造反只能讲是所有偶然因素决定了朱元璋起义的必然

必然，没有一个朱元璋也会有李元璋 王元璋出来
这是基于封建王朝制度下
这是人类斗争的循环
其实现在世界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方式，一个政权太旧了，老了坏了就需要更新

朱杀贪官最有力度，5000年中他排第一，文人当官贪官多，所以攻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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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蜕变是历史的必然性吗?为什么?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