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古代游侠的形成、发展、衰落?
造成游侠这种特殊人群是那时期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首先周王室的衰微带来的社会法制礼制崩溃,在不断的战乱中最值得信赖的最能保护自己的是个人最具有的能力,这种涵盖了信心勇气武力判断力的综合能力在那个年代备受推崇,这就为侠客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数百年逐鹿中原的权力战争,模糊了原来森严的等级界限,随着王室--诸侯--大夫这样的权力等级的被打破,崛起了一批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原有的政治势力挑战,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迫切需要人才,于是侠客们有了走上权力舞台的机会,而正是这样一种双向选择让侠客有了更多的自由,这样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形成,也使得侠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价值理论和行为规则。由于对人才的需求,也由于力量需要用于与争锋的敌人抗衡中,在那个时期正统容忍了这种异己,并在一定程度上扶助了其发展。所以只有在那个时期才能出现信陵君立马待侯生,折节下毛公薛公之事。“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史记。魏公子列传》)也正是因为这种待士之道让魏无忌堪称战国四公子中最杰出的一个。那个时代,士子可以傲公卿,游侠可以蔑帝王,一切都凭借自己的能力,让人充满自信和朝气。其三,学术上处于百家争鸣时期,在思想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排他的中心,社会对新的思想有能力的个人是容纳并欣赏的,儒家有侠,墨家有侠,道家有侠,这使得侠客们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一个方向受挫可以转向另一个,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力,所以我们看到的侠客们经常表现出那种最原始也最强力的生命力。其四,那个时期由于战乱而造成的闭塞,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经常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传递者,一个混乱现状的终结者,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救世主,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侠客的希望。我们现在说每个男人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说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无拘无束的憧憬;而在那个时代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代表了生存的保证,也代表了相对公平的生活环境,更是可以保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能力,正是缘于这种向往,也让古人对侠充满了推崇和梦想,所以才有了王夫之先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的感慨,才在西汉初年形成了游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侠“武断于乡曲”和“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局面,民众心中有大侠而无大官,以游侠为主形成的江湖社会。从以上可知,正是因为处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战乱最纷起,思想最动荡的时期,侠客凭借自己的能力造就一个不同于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是非标准,侠客得到了普遍地尊重和信任,侠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成为社会默认的一种被推崇的精神,所以我们才看到了韩信这段话,“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这不再是一个臣子对君王的忠诚,更象是一个侠客对知己的承诺。韩信这种发自内心感叹正表明了在那个时代侠的精神融入了每个人的精神,在骨子里改变了中国延续下来的等级尊卑观念,所以可以说春秋战国是中国侠客发展的最高峰,其后历史在这里拐弯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认为养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侠,而养士的人则成为了最大卿相之侠,首推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以上可见,无论侠客产生于什么环境,在当时的社会中侠是相对自由的,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所以当时对侠客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生长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一方面,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当时那种自由的入仕风气,侠的江湖几乎成了卿士的后备基地,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纯粹义气化的江湖。
依次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
关于此传的传旨,在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只谈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不为二心”,专诸、聂政、荆轲之事不及一语。显然,这不是此传的全部传旨。
细味全传,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传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中国东汉后期至南朝末年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 ,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不但没有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曹操死后,曹丕 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3)巩固(西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西晋时虽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择人才的作用,以致于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然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后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4)鼎盛(东晋)
西晋亡后,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东晋王朝得以建立,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但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终东晋一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桓玄曾一度推翻司马氏统治,自立为帝,后失败被杀。
(5)渐衰(南朝)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到了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刘裕从东晋门阀专政、王权弱小、方镇割据的积弊中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因而南朝世家大族虽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不仅拥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占水,实行庄园经济,占有广大田庄山泽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但实际军政实权大为削弱,政治权力主要已不在他们手中。南朝士庶之别非常严格,士族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认为“清显”的职位,一般不理政事。士族中又有高低阶层之分,两者之间一般也不通婚,低级士族担任的某些官职,高级士族不屑担任。侯景之乱使世家大族 遭受沉重打击。承圣三年(554),西魏军攻占江陵,俘衣冠士族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这是对南方门阀士族的一次沉重打击。在陈朝,无论侨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仅政治上早已无所作为,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也都一落千丈,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具躯壳了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6)消亡(唐末)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形成原因
(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
(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3)侯景之乱的冲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
(4)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
(5)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彻底扫荡结束士族制度)
影响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消极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
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士
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
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
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 。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 ,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
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 ,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补充
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一、士的类分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 《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子·�显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例如管仲、鲍叔早年就曾经商。范蠡是士人经商致富的典型。子贡既是士,又是大商人。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著名的士兼商人。到战国有了"商贾之士"的说法,《商君书·算地》说:"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如《荀子·非相》:"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战国时期这一类的士人颇为活跃,有的参与国政。"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 秦始皇统一之后,"悉召文学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
(三)低级官吏。有些低级官吏称之为"士"。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司法官的属吏称"士",《孟子·梁惠王下》载:"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士师"为高级司法官,"士"则为较纸级的属官。第二种是指基层临民的官吏。这种士有其治所,如《非攻下》云:"士不暇治其官府。"《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第三种泛称各种属吏。《礼记·祭法》:"庶士,庶人无庙。"注:"庶士,府吏之属。"
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如"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车士"、"都士"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到士成份之复杂和在社会上分布面之广,这说明士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三、士的来源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 。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上(统治者、官吏和剥削者)与下(被统治者、民、被剥削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
贵族的庶孽无疑仍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 。余子即支庶。范雎原也是"梁余子" 。商鞅原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 "韩非出自"韩之诸公子" 。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目前我们虽无法作出具体统计,但这类人物的数目是不会很少的。例如齐靖郭君田婴有四十余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站就是士。
士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从下面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所谓"举之",首先指选拔为士。有的从学的人第一步是通过学而为士。宁越是由学而为士、由士而为公侯师的典型。《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农人。另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下层人通过学进入士的行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史记·甘茂列传》:"甘茂起下蔡闾阎。"秦王政的谋臣姚贾为"梁监门之子" 。政治上活跃一时的史举,是"上蔡之监门也" 。从春秋后期,特别是孔子之后,私人办学之风大盛,数以十计、百计甚至上千的生徒,都是士的后备军或即是士。以上说的是文士。武士主要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
士是上与下的交会处。上下的对流量越大,士的队伍就越大。战国时期,上下的对流量比较大,因此士的队伍发展迅速。另外,士的发展与官僚队伍的发展成正比。士是官僚的候补者,官僚队伍的扩大,势必引起士队伍的扩大。战国时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时期,它是推动士队伍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游侠的兴起,是正值古代奴隶社会的崩溃时期。随着春秋战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秩序的变革使国君的权力削弱,许多贵族豪强竞相养士,“陵夷至於战国,合众连联衡,力政争彊,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在这种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各种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人才、门客的重视和盛养,对游侠的产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列国争雄的乱世下,弄潮儿们需要一些武艺高超,轻生死、重气节的侠士来为自己服务。像严仲子就屡次求见聂政请他刺杀韩相侠累;专诸也是在得到伍子胥的赏识后推荐给公子光的,早有刺杀吴王僚想法的公子光如获至宝,对专诸“善客待之”,专诸倍受感动决心以死相报,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登上王位。在战乱的年代,社会对于重气节而薄生死的侠义之士的需求以及社会形成的尚武风气滋养了游侠生长的土壤。
二、游侠的演变
(一)游侠转变成豪强旺族
游离于王权控制之外的游侠,在王权的支配下向权利靠拢,一部分成为权力体系的一员,同时随着豪强旺族势力的形成,一些游侠失去独立存在的基础,为了自身势力的发展及延续转而依附豪族,纳入豪族秩序之中,成为豪族势力的重要力量。游侠的来源广泛而复杂,一些游侠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财富逐渐膨胀,转化成豪族强宗。《汉书.循吏传.黄霸传》师古注曰“:身为豪族而役使乡里人也。”黄霸的身份是豪杰,曾被徙云陵,后入钱买官,逐渐与权利结合,使其家族日益兴盛,黄氏家族由豪侠变成了豪族官僚世家。
(二)大部分游侠走向消亡
在封建王权统治的正统思想下,秩序支配的多元化就会削弱或分解王权的统治秩序,这是王权所不允许的。按照王权控制的原则,任何人都只能在王权支配体系下获得人身支配权,而不能超越王权。在王权控制的社会中,王权不允许任何其他威胁王权秩序和力量的出现。因而游侠以崛起于民间的力量来维护社会公道,保障社会秩序,就触犯了王权的权威。所以,游侠阶层除了与权力体系结合,大部分走向消亡的历史命运。
不过作为个体,侠客仍然存在着。比如晚唐的辛谠,太原尹辛云京之孙,父早亡,由叔父辛史晦养成。辛谠通诗文,身材瘦小,有神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好行侠仗义,隐居不仕,与泗州刺史杜慆交游。咸通九年(868年)十月,徐州庞勋自桂州擅还,又派遣刘佶以精兵数千人协助吴迥攻打泗州。辛谠自愿出城至淮浙向杜审权求援,遂与死士十人,手执长柯斧,大破敌寨而出。又与四百壮士从扬州、润州取得粮草。后以风痹症卒。追封为金城郡王。
谁能介绍一下古代游侠的形成、发展、衰落?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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