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冗二贫,财政入不敷出?真实的宋朝经济情况如何?
2022年,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带我们重回北宋,掀起了一股“宋朝热”。
最近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野生宋粉,致力于给宋朝树立一个崭新的正面形象。
在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里,宋朝都是积贫积弱、被周边民族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有的宋粉就吹,说宋朝没我们想得那么弱!宋朝商品经济繁荣得很,GDP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看看《清明上河图》,当时的汴梁多繁荣,人们生活多富足!
甚至,宋朝给辽国送岁币这样丧权辱国的行为,在他们眼里也是大有深意:这是以小钱换国内的和平与发展,而且,这还把辽国拉进宋朝控制的货币圈,是发动了一场金融战!
正所谓低级的战争夺取土地、中级的战争夺取资源,高级的战争控制经济和金融命脉,宋朝这是高级的战略玩家!
总之,在宋粉眼中,大宋那就是一个字:好。
那么,到底宋朝的经济情况如何呢?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我们别看那些来源不明的数据,也别光看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图景,不如实打实地来看看税收。
1.宋代财政入不敷出,变法改革一波三折
要讲宋朝的税收,就绕不过那群政治大臣。
率先登场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是以后周武将的身份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的,上位以后,就想把篡位这条路给封死。
他在文官武将的设置上采取职权分散的原则,能分给三个人干的事儿,坚决不让一个人辛苦。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蠢蠢欲动,国内农民偶尔暴动,北宋政府就大量地募兵养兵,如此一来,北宋那是祖传的官多、兵多,财政负担不堪重负。
积重难返,范仲淹就提出,咱们要改革兵役制度,改革选拔机制,提高行政效率,一句话: 减少财政支出 !
可是,减少财政支出,革的是谁的命?是官僚们的命。改革选拔机制,提高行政效率,说得漂亮,让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砸自己金饭碗,那他们能同意吗?
果然,朝中一片反对声,大老板宋仁宗没能顶住压力,果断卖队友,把范仲淹和其他改革派贬得远远的。
范仲淹出师未捷身先“死”,可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宋神宗年间,又一位强力的改革派登上了 历史 舞台,他就是王安石。
吸取了范仲淹的失败经验,王安石变法的中心不是节约开支,缩减领工资的人数,而是 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就是让国库富裕起来。
比如募役法。 按规定,每个青壮年男子都得去服劳役,那如果有不想去的怎么办呢?不用逃,到了春秋两季交税的时候,你出适当的免疫钱,这个劳役就免啦。那如果人人都这样了,谁去服徭役?路不修了?水库不建了?
别急,朝廷拿钱出来雇人干活就是。这么一来,事儿也干了,百姓也高兴了,朝廷中间差价也赚了,可谓一举夺得。
再比如青苗法。 当每年春夏之际,庄稼青黄不接,农民正是吃不饱肚子时,政府就出面,以较低的利息放贷给农民,买粮食也好,买种子种地也好,反正等秋天粮食熟了,农民再连本带息以税收的形式还给政府,这样一来,农民不用找富人借高利贷,政府也增加了财政税收,一举两得。
再比如, 均输法和市易法 。根据京城所需要的贡品情况,除了品质特优的贡品需要运送京师以外,一般贡品就地卖掉,折成银子送国库。
同时,政府拨款五百万贯,在丰收的年份低价收购物资,等到歉收的时候,再放出去、平抑物价。
多管齐下,多渠道创收。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大法。不用说,这样一番轰轰烈烈、涉及方方面面的变法运动,自然少不了反对派。
反对派的领袖们,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司马光砸缸”的那个司马光,还有文艺男神苏东坡。
两大德艺双修的大文豪,为啥要反对变法呢?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免役法让百姓从出力改成出钱,难道利益不是受损更大吗?遇到灾年,赋税可以免,可役钱却不能免。
那么,实行免役钱不就相当于往百姓头上又加了一项重税吗?还有,在市易法下,官府亲自下场参加商品买卖,既会因为购买物资而加重财政负担,又会影响正常的商业活动,影响商税收入。
国不强,民如何能富呢?
就这样,双方大斗几百回合,宋神宗始终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只可惜,好好的变法,也有皇帝坚定支持,最终就是流产了。
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到了执行环节,下面的人又是层层加码,本来是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就变味了。
像青苗法,本来是方便农民贷款,到了地方上,就变成了强买强卖。还有市易法,本来是为了平稳物价,结果让官府垄断了市场,国营企业和关系户大发其财。
最后,王安石变法还是失败了。宋朝冗兵、冗官和冗费的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大宋朝廷穷,不一定就意味着百姓穷。宋朝的农业税,相比前朝来说,真的是大大地降低了。
2.轻徭薄赋藏富于民,还是苛捐杂税不断?
宋代的农业税,继承的是唐代中期开始实行的“两税法”。把之前的什么租啊庸啊调啊之类的,统统折算成现金,合并成户税和地税。
夏季交一次税,秋季交一次税,只要在当地有田产,就要在当地上籍交税。田多的纳税多,田少的纳税少,但每亩的田产所收的税赋是固定的。多少呢?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了:“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
无论产量多少,每亩田都收一斗的税。而在宋朝,每亩田的产量在一石到四石左右。换句话说,一石有十斗,也就是说,农业税的税率是2.5%到10%。相比于前朝,可以说是比较低的了。
甚至,朝廷在收税的时候,都没有按照实际的田地数量来。王明清在《挥摩后录》中记载:“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取一亩之税。”甚至,为了鼓励大家开荒,一百亩田地只需要交四亩地的税。
朝廷曾一度想要增加到每百亩收二十亩的税,结果言官们纷纷上书反对,说“民间苦赋重”。这和之前的朝代比起来,这税负简直太轻了。
在这样的政策下,宋朝农民确实是享受了一段欢乐时光。司马光曾经考察某农村,发现哪怕是村里田产最少的下等户,除了要交两税以外,基本没有太多的徭役负担。只要不碰上大饥荒,吃饱穿暖,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可是问题来了,两税,也就是正税,不过是农民面对的一种税负。你以为,一个大宋百姓,只用交点正税吗?须知,正税以外,宋朝还有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
在宋朝刚刚开始它的进度条的时候,统治者还想着要休 养生 息。可到了后来,眼看着百姓越来越富,地方官们开始动心,想办法盘剥百姓。
仁宗年间,就有一个叫李觏的思想家,写了一首诗:“官家的的要宽征,古时什一今更轻。州县酷嫌民渐富,几多率敛是无名。”
他吐槽朝廷的的确确是想要轻徭薄赋的,农业税定得比古代的10%还要低。只可惜,州啊县啊的这些地方官,就看不得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擅自进行搜刮聚敛。
《金瓶梅》里面西门庆的老婆吴月娘的哥哥吴大舅就说了,在济州地,每年上缴朝廷的两税不到五百两,而他会管此屯,一年能额外从百姓那儿获得百十两银子。
你看,在宋代当个什么地方官,就有这么多油水可捞,说句题外话,你知道为什么宋代的佛教不像唐代那么兴盛吗?
那是因为,当和尚已经要交助役钱了,而科举当官呢,不仅不用交税,还可以有大大的油水捞,那为什么要不爱当官、去当和尚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宋朝这些杂七杂八的税还比较少,中央朝廷发现底下私自加税以后,还会及时纠正。可后来,随着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战争开支越来越大,苛捐杂税就已经变成常态了。
北宋宣和年间,爆发了方腊起义。因为军费不足,当时的经制使就提出了加征卖酒钱、头子钱、印契钱等七种杂税,统称为“经制钱”。
后来,几次战争期间,北宋朝廷又定下了“总制钱”“版帐钱”和“月桩钱”。
这几种钱都创立于战争时期,定下的数额比较高。特殊时期可以特殊办法,人们也愿意为了国家,短暂地勒紧一下裤腰带。
可谁知道,战争结束了,这些钱却还要继续收。裤腰带一直勒着,那谁能受得了?结果,百姓交不出那么多钱了,五花八门的增收手段就出来了。
比如有的人因为不堪税负,索性地也不种了,田也不要了,可收税官还是会找上他,管他要税款。
再比如,官府在审案子的时候,犯人越有钱,就会被判得越重。为什么?把你判重点,你可不就是能拿出家产争取减刑吗?甚至,有人家里被偷了、走在路上被抢了,官府在抓到盗贼以后,直接就把赃款赃物充公,一分钱也不还给失主。
所以在当时,要是有人借了钱以后跑到外地去躲债,债主为了报复,就会索性把这份债权献给官府。而官府追起债来,那叫一个穷追猛打,比收正税还要积极。
到南宋的时候,就连理学家朱熹,给儿子写家书、也不忘教育要及时纳税,朱熹忍不住大发感慨:“从古到今的剥削之法,在本朝都齐全了。”
你想想看,淳熙末年,宋朝的财政总收入是6530万钱,其中杂税竟然有将近4500万钱。杂税收入比正税还要多,宋朝算得上是头一个。
北宋一百六十年,农民起义两百多次,南宋时候也差不多。老百姓要是真的过得好,哪里会被逼上梁山,聚众起义呢?
当然了,宋粉们有一点没说错,那就是:宋朝的商业确实是迅速发展了。
在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的财政税收都是以农业税为大头。而宋朝,就是我国第一个工商税收入超过农业税收入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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