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什么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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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我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知识分子的特点

知识分子是指有独立思考能力，以阐发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工作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知识分子一直是个特殊而独立的阶层，无论从它的哪个方面而言，都与工人有明显的区别和界线，都无法与工人概念相融合。

为此对知识分子要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让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管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或是脑力劳动。

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在一本书上找到真正的答案，作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安舟教授，是著名的左翼学者，他在研究苏联为什么为什么变修这个问题上深有造诣。并且著有一本书，叫《红色工程师的崛起》，该书几乎成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书中的大致内容是，各国战后的资产阶级都通过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教训得出了要给工程师和技术知识份子高待遇，让他们成为出谋划策但毫无决策权的高收入智囊的结论。

我们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都知道，生产资料所有者有两个决定性特征，一是对整个单位（资本主义下是公司）创造的财富具有分配权，分配到成本（其中包括人工成本的工资）之外的就是利润。第二个就是对生产过程的指导决策权，决定你如何经营，至于选举官员那也是必须的。

而社会主义主张工人阶级的公有制，意思就是所有工人都有分配权和指导权。前者并不难，投票就行啊。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人就能采取不记名投票决定工厂下一阶段开工多久以及采取何种模式的提案，而且随着互联网信息流通发展，这在今天更为简单，阿连德就曾经构想过工人裁决的控制论民主生产机制。

但是后者就麻烦了，工人不知道怎么指导经营，尤其是随着社会化大分工。这需要专业知识培训，也就是俗称的工程师。而苏维埃由工人民主（苏维埃这个词在俄语里就是“自治民主议会”的意思）被特权窃取就是来自这里。因为苏联的前身沙俄，那是号称“帝国主义最拉胯的一员”。而战后美英帝国主义的入侵又悬在头顶，要进行工业化，你让工人指导生产实在不行，培养这样的工人很费时间。所以只好启用沙俄时期的高级技术员，这些人就成了享受特供的智囊。

这是为了打赢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不得已的手段，但是代价也是高昂的。臭名昭著的乌克兰大饥荒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技术精英为了夸大自己的KPI当然得虚报了，地方特权也跟着合谋，斯大林本人肯定知道，可惜知道你还是得顺着做。除了这帮货，你也没办法进行工业化。工人长期以来只能投票在这些技术精英提供的方案之间做选择，很熟悉对不对？这就是今天美国的比烂式选举。而渐渐地，工人丧失民主意识，技术精英便成功诱骗工人把民主权力交给了经理。

但是斯大林也不打算长久任用他们，他的确想过战后解决这个问题。1944年战局已定时，斯大林就提出“布党以后就当个行政和策划组织，立法等权利彻底移交给苏维埃民主议会”。可惜，被否决了，很简单啊，特权集团想要继续把持权力，但是他们自己不懂如何指导，旧的技术精英不甘心自己旁落被新兴的技术工人取消特供，于是两边一拍即合，一个以特权份子掌握权力，旧技术精英出谋划策的集团成功吃掉了苏联。

然后，苏修时代，苏联一直鼓励“高学历高待遇”的神话，并且严格卡死高技术知识的获得，并给予他们十分优厚的待遇。目的就是把他们绑在自己的利益链条上，他们不断培养的技术精英没有权力却有十分优厚的待遇。直到今天，俄罗斯依然维持这套机制，和苏修时代一样的波拿巴机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套在同时期很多右翼威权乃至极权国家都有这个套路。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的韩国，佛朗哥掌权的西班牙。虽然国家的要职都由军人集团包揽，但是他们都有一批经济学家作为智囊，“金在益帮全斗焕恶补经济学”这梗就是这么来的。

而今天西方国家对技术人员的高待遇也源自于此，要把他们从工人中剥离出来，一旦他们进入工人群体并将知识广泛传播，指导权不再为自己所独有，那么，那个幽灵就在眼前。

实际上不仅极左，极右也被这个困扰。国社的军政府里掌握要职的是戈林的空军军官团，负责市级行政的是党卫军，这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军事贵族亲自操刀时德国军工生产跟挤牙膏一样。直到凯特尔把戈林从空军军官团挤走并启用施佩尔的智囊团（别问我为什么凯特尔一个陆军元帅成了空军军官团的头子），德国的军工才算进入状态。

阶级的划分本质是权力的划分，在经济生产中，拥有决定经营方案和营收分配这两种权力的被叫做统治阶级，被这两种权力驱使的叫被统治阶级。正如同企业家既能决定生产的设备，工时和原料，也能决定整个营收有多少用于给工人发工资，多少作为自己的利润。

所以我们干脆换个通俗的叫法，把企业经营者叫做生产管理者，工人叫生产者执行者。这样明白了，大权独揽且长期不放的人和被权力管制的人根本不是一路人。自由派的虚伪也就在这里，在国家大层面上反对独裁者，但完全无视在一个企业里，企业家更是独裁者，而且是没有丝毫民主气息存在的绝对独裁体制。私有制就是指管理者为少数人所担任，那么就必然形成这种经济单位里的绝对独裁者。

先锋队主义长期维持下，原本建设经济的先锋队必然也形成一个独裁者。因为权力是要有东西来维持他不被篡夺的，人类历史上维持这东西的产物是［技术］。因为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生产管理者把一切技术，尤其是知识通过教育资源不平等来垄断到自己手里，在知识没有全面普及的时候如果把这群技术所有者都干掉了，那就只能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了。

而国家机器要维持发展的经济政策，要有税收来源，参考生产管理者的经验可以说就是必然的。因为官吏必须不能违抗生产模式的权力分布，以及以这种权力分布为基础的一切文化生活。而先锋队主义存在本身的前提就是沙俄的教育水平极低，而苏联建立后，没有如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去彻底让生产管理的权力被逐渐分散化，反而搞起了依托自上而下挑选的所谓忠诚的技术骨干去管理生产。

那么，最终，生产层面的技术骨干被提拔到政治层面作为政策制定者或者顾问。在人际关系交流中，原本和作为生产执行者一样缺乏教育的先锋队一样获取了少数人垄断的知识技术，也就意味着他们有了维持自己独断权力的保障。过去忧患于工人可以靠自下而上的暴力手段替换他们，但现在他们有了不被替换的保障。先锋队逐渐沦为垄断寡头，以计划经济为伪装，行使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式的统制经济。

而无论是统制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生产层面上，管理权被少数人所拥有。这些管理者无论叫企业家还是计划委员，他们都是钢铁领域，食品领域这些生产单位内的绝对独裁者。

而要实现人的解放，不通过逐步使得权力得以更容易流通就不能实现，也就是阶级跃迁。所谓掌握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群体必然夺权，其指代的是生产管理的权力开始越发不被垄断。奴隶主义下，奴隶和奴隶主终生不可僭越，不存在权力的流通。封建主义下的军功授爵，只有靠战时军功勉强实现权力流通。到了资本主义，和平时期的权力也可以流通。

而生活的丰富也是伴随这种权力流通性变大才得以实现的，因为越复杂，越宏大的生产，其过程越复杂，用来维系生产管理权的知识就越需要传播给生产执行者的工人，这样才能操作复杂的设备和组成合作团队。同时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管理者也注定不可能一人统揽所有局面，因而必须适度将一些权限分割给代理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企业主管。

换句话说，越要实现强大的生产力，就越是要让权力难以被垄断，让权力容易被流通。而要使得权力容易被流通就必须实现教育的普及，同时还有最重要的是技术升级，尤其通讯技术，这样避免信息沟通的延迟，才能避免大规模生产中一部分权限下放后不至于出现交流时的信息的失真的情况。

而这也解释了，越专制，越落后的经济制度就越反对知识传播，因为本质是旧生产模式下的生产管理者反对自己的权力保障被他人拥有。且采用的形式各不相同，美国会采用封建王朝的舆论放任法，因为很多时候刻意灌输舆论反而传播了一些技术，如同你说不准打电子游戏，那首先就要告诉对方什么是电子游戏。

而有的国家则采取高压政策，言论封禁，因为这类国家出现了一种十分危险的状态。那就是权力流通，甚至因此导致权力结构变化的保障还存在，但权力本身无法流通了。通俗来说，就是拥有知识的人太多了，但真正有权限的职位被垄断了。

这种情况下，对于已经获取生产权力的人来说，这些人是有能力替换自己的。所以言论封禁，禁止舆论引发这些人的串联就是必须的。尤其是“僧多粥少”这种现象往往也出现在军队的时候，士兵出于感同身受，很可能立刻倒戈。

苏联在二十年代大力普及教育，但生产管理的权力却因此越收越紧。僧多粥少的局面意味着新兴的有知识的劳动者越发想要革新生产管理模式，所以苏俄的先锋队模式在冷战时必然采用高压手段。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可不是乌合之众，他们确实有能力把你替换掉。

而在美国则采取的另一类手段，单纯的学生游行，或者单纯的工人罢工都被极大宽容。因为学生有知识却不参与社会生产，工人有专业知识却缺乏管理知识。简单来说，美国通过知识和生产的分割，把技术分割为知识和实践两个部分。但一旦二者有勾连，就会让知识和实践融合为技术，感受到威胁的权力垄断者立刻就会露出獠牙。

那么看以下信息：
勃列日涅夫：冶金工程师
乌斯季诺夫：海军炮兵工程师
波德戈尔内：食品工艺工程师
苏斯洛夫：经济学研究员
葛罗米柯：经济学研究员
柯西金：纺织工程师

看出共同点了吗？勃氏开始时，苏修的核心权力层被一大批技术精英所取代。我们知道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提过，托拉斯垄断组织其实已经给出了集中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虽然那是资本家主导的，但至少有了一个构想的初始模板。

那如果以此类比苏联，就更明确了。苏修的掌权集团是很微妙的存在，他们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存在有不同，但还是可以类比的。西方国家政府对标公司的智囊团，他们负责的是策划和执行但没有决定权，而那个夹杂反映了各个群体争吵的议会选票才是股东的声音，尽管劳工阶级时而让敌人退却，但是整体还是支配阶级主导。

苏修微妙在，策划的智囊和决策的掌权者是同一个存在。但这其实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的模式，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决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分配为利润和人工成本），也决定如何控制生产指导。而这，就是苏联变质的根本。

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鲜明地意识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巨大效能差异，因而他认为“按劳分配”本质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在苏联的变质上得以证明，苏联的前身是“帝国主义最薄弱一环”的沙俄帝国，占比80%的文盲乡村人口。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帝国主义入侵，快速工业化就是必须的。

而这个时候，脑体效能差异的结果体现出来了。随着生产力越来越发达，进行专业生产运营策划需要的知识强度也越来越高。传统劳工无法完成任务，最终斯大林决定启用沙俄时代的技术精英以培养劳工自己的知识份子。于是，苏联开始渐渐完成他真正的历史任务，但这也意味着苏联必然的毁灭。

新兴的技术精英，他们有专业知识，在生产投票中，体力劳工面临着和美国选举一样的两个下等方案里拔高个子的情况。但他们没有选择权，脑体劳动的效能差距使得技术精英轻视体力劳动。而随着技术精英慢慢以这种方式夺取了方案决定权和分配权，最终，生产资料所有权也改变了。于是，一个新的群体诞生了：集决定，分配与策划三权于一身，兼备智囊和掌权者两重身份的新阶级，也就是特权阶级。

实际上，我们看今天的传统西方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有这种现象。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已经难以有能力策划生产了。他们只能花钱雇佣技术精英作为智囊，但是依然依靠对财富分配和最终方案决定权将技术精英作为工人贵族。只要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资本主义体系就能继续维持。在苏联是另一种情况，工人贵族被培养出来，但是很快他们便不再是工人了，而是特权阶级。
这一套不仅在苏联，同时期右翼国家都遇见了这种问题。纳粹德国早期的大小政策从策划到决定都是掌权的空军军官团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军事贵族操刀，结果就是德国的各种行政极度低效。直到凯特尔挤走戈林，让空军军官只保留决定权，而具体策划陆续转交给施佩尔的专业智囊团，德国的军工生产才算步入正轨。

更早的墨索里尼的军政府早早就启用了经济智囊，这便是1920年代前期意大利经济腾飞的原因之一。而这一套被后来几乎所有军政府沿袭了，全斗焕时期著名的经济设计师金在益，佛朗哥启用的经济专家，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和苏哈托的美国经济高材生。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消除这种差异导致的旧经济复辟呢？有，那就是体力劳动几乎被脑力劳动间接替代了，这种产物就是高强度自动化。一切都不用自己动手，靠智能机器人完成，自己只需要成为指令指定者，在那个境况下，脑体差异或许开始渐渐消亡了。
而人工智能的出现，确实是应对战后左翼运动高潮的情况，为了扩大利润，但又要安抚工人一次又一次暴力反抗，新技术，新生产力必须被开发。事实上，新技术的诞生本身就是劳工不断反抗迫使资本家另寻他路的结果。反面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帝国的微弱反抗导致资本家依然止步于廉价劳动力的利润。

而苏联的任务也仅仅在于这里，在彻底变质之前，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力继续发展，继续朝资本主义走向临界发展。但是当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苏联本身也无法维持了。每一次劳动者反抗都促使一段生产力发展，但是当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就是旧利益群体畏惧权力被削弱。

科技的发展使得脑力劳动逐渐消亡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对劳动者的负荷更小，但效能更高。这意味着人工成本比之利润更小，这是资本家为了扩大利润又面对劳动者反抗而另辟蹊径的办法，但是代价就是脑力劳动者具备资本家不具备的策划能力，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们相比旧的体力劳动者的反抗能力更强，劳动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而苏修没有走上这一步，一方面是特权还止步于压榨体力劳动者（廉价劳动力数量足够的话，那整体效能还是压倒人工智能），且培养大量脑力劳动者，意味着旧特权会失去一些权力。从帝国主义威胁导致超工业化来看，红色一派变质是必然的，90年代其阵营全灭也是必然的，因为他只是第一阶段关键点的产物，新时代任务不由他来完成。

苏联与其说是变质，不如说是早产儿。无论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还是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亦或是列宁早期预想的欧洲革命，面对这个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人工智能革命是二战之后爆发的，即使苏俄打下欧洲，那么在建设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出现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化，因为1960S出现的早期全数控技术才勉强能模糊二者的界限。

即使整个欧洲苏维埃真的培养出了超大量的高学识工人，在那种依然需要大量人工劳动的情况下，分化必然是要产生的。毕竟在那时手工制造工厂依然占多数的时代，解决办法就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刺激机制的不同，专业分化下各人专司一职，都必然让技术员逐渐脱离并成为新特权。这一点列宁本人其实也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毕竟内战时他的期望就是：活过巴黎公社就算成功。

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苏联社会主义史学科的史学家们研究的结果，也就是苏东阵营为何会变质。

而工人民主”和“工程师治国”的区别上。点了“工人民主”这一条，生产效率会变低，但如果点了“工程师治国”，效率是高了，动不动加班是难以忍受。实际上，南斯拉夫的内战解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反而和民族本身的关系不大。

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的批判》当中就指出，“按劳分配”本质还是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因为生产力低下时，技术工和体力工同样的劳动付出，产生的效能却不同。这其实很好理解，生产力增强后，体力劳动越来越没价值了。二战时同样一百个工人，美国工人的流水线机床制造飞机的速度至少是日本工人小作坊的十倍。换句话说，两者的差异会导致一方轻视另一方。

而在生产当中，如果技术员和体力工有同样的待遇，也就是“按劳分配”的劳指的是苦劳且技术员自己不能在决定方案时有权力，那么就会造成更大效能的技术员就会感觉个人价值没有得到实现。因为你首先不能否认的是“培养一个技术员需要大量的心血，学生自己都要勤恳求学”。个人价值被轻视将导致没有人愿意去当技术员，或者技术员都去国外了。而不给决定权会让技术员认为他们埋没自己的才能，觉得对方听不进意见。

很多人忽视南斯拉夫为何内战解体的，里面就提到了工人自治下这种冲突。因为事实上不说物质待遇，你就算不考虑物质，但荣誉上不特别点名，一样会让技术员感到个人价值被侮辱。

那么如果特别关照技术员呢？也就是“按劳分配”的劳指的是功劳且给予他们决定权呢？如果这样倒是可以高速发展生产力，但这样就意味公有制必然毁灭，至少在超强度自动化形成，让体力工有足够时间学会决策前，这套制度被人从内部吃掉太容易了。因为按功劳分配本身就会导致立场分化，我们知道，从古典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沿袭完善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学说中，拥有生产资料就拥有对依靠这个生产资料劳动的人创造的财富的分配权以及劳动方案的决定权。

早期生产力低下，策划和决定都是资本家自己完成。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越来越复杂，专业生产方案就只能交给技术员了。无论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还是苏东阵营的工人裁决，体力工都是有巨大决定权的，但是他们本身就缺乏专业技术，一般来讲，禁止技术员有决定权是必须的。因为这就和美国的民主选举一样，民众的投票权至高无上，但是投票的人对信息一无所知。这就好比一群小孩子和一个骗子一起投票决定方案，表面上大家一起决定，但是骗子随便就能忽悠小孩子支持自己。但是苏联早期为了超工业化，体力工劳动时间还是比较长，所以更没时间学会辨认信息的知识。

但如果如果你完全禁止技术员有决定权，也无法阻挡技术员夺权。他们会出两个都很糟糕的方案，让你比烂，直到你把他们也纳入决定圈内，这就意味着夺权开始了。为了发挥其能力，就把劳动方案的决定权给他们，为了满足其个人价值就把分配工资的权力也给他们，这些人，实际上从工人贵族变成新的资本家。即使早期技术员真的只是为了个人价值实现，甚至就是为了集体，但是当他们拥有等同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权力后，他们是一定会变质的，因为阶级身份也变了。

而且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主义，资本家自己一直存在，他们自己也畏惧技术员从手上夺取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死死地把财富分配权和方案决定权抓在手里。而这就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员无比拥护民主选举，因为旧资本家死死握住权力，虽然对他们的意见和待遇要求总体满足，但终究这个一言九鼎的人是旧资本家不是自己。这让他们明白了，自己和体力工一样，都是打工人而已。

但是南斯拉夫和苏东阵营不一样，资本家没有了。在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旧资本家，技术员和体力工三方鼎立，资本家占着财富分配权和运营决定权最势大，因而技术员和体力工维持着脆弱联盟，资本家不得已让步继续维持民主选举。但在苏东地区三角关系缺了一环，资本家和技术员合二为一了，他们只想维持一个表面的民主，不想让这个东西作为体力工操作。他们尤其畏惧体力工支持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并将旧工人改造为新技术员的道路，因为那样意味着有新兴的人分割自己的权力。

这就是南斯拉夫和苏东阵营走向变质的根本原因，因为体力劳动还没有被取代。技术员很容易靠知识垄断，让工人民主的决策权沦为自己的橡皮图章。现在再回想一下马斯克那句“剥削不来自资本，而是来自权力。”这话本就是一句文字游戏的词藻，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只不过和政治权力同属权力的一部分。

如果翻看苏联的历史，也的确就是这样来的。列宁至斯大林时期，学校教育偏向消除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异。这一时期，反对专家把持话语权是首要的。然而，到1930年情况就变了，因为大萧条来了，全世界都知道将会再度爆发一场世界大战。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斯大林基本取消了对技术员的整体压制，仅仅只是对一些明显带有旧沙皇时代的大头进行惩处。

而这个结果，直接酿成了后来的大清洗，体力工对可能变质的技术员要求清洗，技术员大肆诬告扩大进行报复。但从1930年开始引入西方技术员进行培训，实际上苏联的这类改革远早于我们所认为的南斯拉夫。只不过相对来说，南斯拉夫更快。而令人咋舌的是，西方发展人工智能本就是被左翼运动掀起的狂潮紧逼，为了寻找出路，资本家不得已投向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生产力继续发展了，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离他的灭亡，或者说进化更近了一步。

但苏联在技术员这些工人贵族演变为新资本家后，自己却已经不可能发展人工智能了，因为那会意味着有无数新技术员来和自己分割权力。换句话说，在人工智能足够发达到消除体力劳动之前，苏东阵营的变质和毁灭都是不可逆转的。在人工智能还未出现前就建立的苏联，不给技术员权力，那生产力无法发展，但是给了权力，他们会发展生产力，但也就必然变质。

而这也不是无产阶级掌权的苏东独有，小资产阶级的新兴空军和武装卫队军官掌控行政要职的纳粹德国也是这样，前期极端低效的军工生产，直到施佩尔带着专业技术员的智囊团负责策划，由军政府的军官做决定才有改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德国胜利即自爆”更多是资本主义想要把法西斯描绘为一种与自己无关的疯狂学说的谎言，因为德国军官搞不了经济，所以军事管制的法西斯体制战后肯定要让位于传统资本家，工人和技术精英的民主体制，当然，这肯定是在军事胜利的果实可以帮助渡过经济危机的前提下。

毕竟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可以说是被技术员垄断的，这样就形成了在工人和技术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另类的资本家的阶级。

有一天工人，技术人员反而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贵族是天生就反动的嘛？……最开始的贵族其实都是垄断了知识的技术人员。

如果有人觉得按照这个理论，任何的理论都是精英忽悠大众的手段。最终还是要落到反智主义中去？虽然理论不一定忽悠，但是设计呢。比如空气动力学理论是对的，我设计发动机故意气道直径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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