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出良诸遗址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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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良渚文化时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琮、璧，说明墓主人生前大量占有他人的劳动，也正说明了私有制产生和阶级的分化，是国家形成的前奏，预示着东方文明曙光的升起。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的象征——玉琮 中华民族尚玉之风源远流长，玉在中国古代一直是许多美好、珍贵、高尚事物的代称，美物、美名、美德、美人，都可用玉指称。玉为美石，也是一种矿物。从矿物学角度看，玉可分为硬玉（翡翠）和软玉（阳起石、透闪石）两类。

有的研究者认为琮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神器，璧很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及雕刻最精的玉器。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杭州市余杭县雉山村南侧的反山墓地，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11座，出土了一件最大的玉琮，高8.8厘米，孔径4.9厘米，外径17.6厘米，重6.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王”。玉琮嫩白略带浅黄色，矮方柱体，孔小壁厚，俯视如璧形。

红山文化 是由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辽河上游流域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迄今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在辽宁西部地区的几近千处。

位于辽宁省凌源县境内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其中的“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充分展示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专家们由此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女神庙全长约22米，宽约2～9米，主体建筑长18.4米，系一半地穴式建筑遗存。庙为多室组成，主室为圆形，左右各有一圆形侧室。主室北部为一近方形室，南部似有三室相连，成一横长室，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谨而又有所变化。这种建筑格局，作为中国建筑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已可追溯到此。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夏代年代学的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这一项目在1995年秋开始筹备，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经过多学科的200位专家5年来的集体努力，目前已经达到计划预定的目标。2000年9月15日，在科技部组织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验收会”上，断代工程顺利通过了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验收组进行的验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这个一般人回答不上来

良渚文化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远古文明，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瓶窑镇，核心部位于古城“反山、莫角山、汇观山，11条水坝”均在瓶窑境内。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1][2]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4]
中文名
良渚文化
外文名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3]
年代
距今5300-4000年
地址
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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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之王，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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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文化特征分布范围代表文物文化馆院遗留谜团文化价值
考察发掘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良渚文化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5]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
　　在前一阶段考古诸多发现的启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目前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遗址发现
1935年5月，在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近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遗产构成要素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同时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

同时，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也为其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

“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标志性事件，不仅为祖国华诞献上贺礼，而且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所有中国人庆贺。

良渚古城遗址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化。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社会仍不时出现一些杂音，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说能实证的只有3500年左右。

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3]。分布于长江下游一带，共发现了136个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4][5]，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4]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1]，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3]
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6]2020年5月，良渚古城遗址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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