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历史时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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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刚做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

看时事，还是要看《半月谈》和人民网。

民族文化，毛泽东好象说过一句，我搞忘了。
时事政治 全国第2批学习科学发展观（3月-9月）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和一些二级城市局级单位。刚开完会的全国人大第十一届二次全会。独联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别杰夫3月18日在莫斯科说，有关独联体即将消亡的论断和传言夸大其词，能够将独联体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很多，其中包括军事领域的合作。独联体现有11个成员国，分别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曾在1993年12月加入独联体，去年8月俄格冲突爆发后，格退出独联体，并号召其他国家效仿。
美国国际集团（AIG）近日向公司高层和员工发放巨额奖金，激起美国政府和民众的愤怒。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17日说，AIG必须追回已分发的这笔奖金。他在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信中表示，美国司法部正考虑“采取任何可能措施”收回AIG已分发的1.65亿美元奖金。如果其他手段不起作用，财政部也会从对AIG的300亿美元追加援助中扣除与奖金相同的数额。
法国国民议会17日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在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投票中，最终以329票赞成、238票反对，通过了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决定。现在，法国全面回归北约只欠4月初在北约峰会上宣布确认了。法国迈出转折性的这一步，将对其未来外交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先秦诸子也使用过“政治”一词，。《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
在中国古代，“政”一般表示：
朝代的制度和秩序，例如“大乱宋国之政”
一种统治和施政的手段，如“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符合礼仪的道德和修养，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
朝廷中君主和大臣们的政务活动，如“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
“治”在中国古代则一般表示
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治”
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古代的这些“政治”的含义，与西方和古希腊的“政治”含义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政治只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
中文里现代的“政治”一词，来自于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汉字创造的相同的“政治”一词。当英文的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人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孙中山认为应该使用“政治”来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
政治的定义
由于人们在不同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和着力点不同再加上不同历史观的影响，所以在解释政治概念时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同，于是就产生了对什么是政治的各种各样回答，形成了众多的关于政治的定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这些论述概括反映了政治的本质、属性、基本内容和特征，是研究政治现象和为政治下定义的指导思想。
西方的政治学家为政治下过许多定义，例如：①认为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是治理国家，是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②认为政治是权力斗争，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③认为政治是人们在安排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活动，政治的目标是制定政策，也就是处理公共事务。④认为政治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⑤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主要看法有：①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利益而处理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②政治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经济要求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活动，以及实行的对内对外全部政策和策略。③政治是主要由政府推行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活动。④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
政治的特征
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出现在产生阶级对立和产生国家的时候，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国家相联系。政治同各种权力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各种权力主体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必然发生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冲突，从而决定了政治斗争总是为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基本属性。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权力的追求以及某些心理满足等，对于各种权力主体来说，都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动力。政治作为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各种支配行为和以对国家的制约性权力为依托的各种反支配行为，如统治行为、管理行为、参与行为、斗争行为、领导行为、反政府行为、权威性影响、权力竞争等。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利益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政治作为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上述特定行为的相互作用。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参与的关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相互斗争的关系等。这些关系又基本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所具有的必然性。
政治的演变
古希腊
古希腊的政治是城邦政治。年满20岁的公民（不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参与城邦的管理和统治工作。在古希腊人看来，人是具有德性的，人生活的意义在于实践自己的德行。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此人也就是天生有德性的动物。人们在公共活动中充分展现他的德行。亚里士多德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
城邦公民之间的通过说服来达到政治目的。肯尼斯·米诺格认为，在古希腊，“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关系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家都只是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并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古罗马
罗马共和国的政体本质上是一种和古希腊一样的城邦政体。这时的政治就是共和国的活动。“共和国”（Res Public）中的publicus（公共）源自populus（人民）。当时这个词的意思是“人民的共同事务”。在古罗马的政治中，对共和国的建立和维持是其核心。
在罗马人看来，王权统治是一种奴役。因此罗马人设立了两名执政官和保民官来维持这种统治。为了维护人民的自由，古罗马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权力和两种和谐状态：
不同的权力
potentia，实在的权力
potestas，根据制度设置的职位所具有的权利和权力
权威（auctoritas），在政治活动和制度中对宗教和祖先的崇拜，表现为元老院的承袭体制和对政治的咨询权
和谐状态
奉公守法
自由辩论
西方中世纪
中世纪的欧洲政治是处于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的转型期。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城邦体制被破坏，逐渐形成了赏赐和分封体制，政治已经不再是所有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共活动，而成为了国王和大臣们的活动。政治已经不是为了共同起源、共同信仰而实现正义的活动，而成为了一种利益政治。政治活动中解决问题的手段由对话和说服，变成了暴力和战争，成为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治的超越意义已经不存在。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依其本性是政治的动物”改成了“人依其本性是社会的动物”。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宗教信仰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古代时候的政治。从封建统治下发展出来的这种政治成为了现代政治的起源。
古代中国
中国古代的政治和西方以及古希腊的政治含义有很大不同。中国古代的政治很大意义上是君主和大臣管理和统治国家的活动。这种政治被宣扬为上承天命，因而施行善政才能上合天意，而恶政则违背天道，会受到惩罚。
中国古代的政治贯穿了个人的日常生活，道德是衡量政治活动的标准。在这种政治下，缺乏制度上的规范，政治的运作更多依靠道德规范。
现代政治
现代的政治是从近现代的国家上发展出来的，来自于市民社会的兴起。这形成了一种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从而经济生活对政治生活产生了控制，政治需要从经济中寻求合法性的支持，政治的职能变成了维护经济利益的展开。因此马克思提出，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政治权利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自此，政治成为了获得、保持、夺取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认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把政治转到了为经济建设服务上来。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政治的认识。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越来越小，现在政治的含义也包括处理国际事务。
政治的发展
政治随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程而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历史上，政治一开始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表现为人们攫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政治现象产生之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高度成熟。在现代，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巨大社会力量。政治现象还将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只有当人类的政治生活发展到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政治模式，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时，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现象才会转化为一般社会现象而最后消亡。
关于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指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具体指与国家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简称政体。
政治体制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和管理形式以及有关国家政治活动的制度。它首先指国家政权的形式，包括国家的政体形式（如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总统共和制及委员会制），结构形式（如单一制、联邦制与邦联制）以及国家政权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如三权分立原则）；其次它还包括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其他组织和政治行为的制度（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现代西方政治体制的典型形式是资产阶级民主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政权更迭，资产阶级民主制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政治模式。
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政治与经济、法律、宗教、道德等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并且互相影响。
①与经济的关系。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政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方面，政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经济生活的状况，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状况。另一方面，政治对于经济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状况。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最经常的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②与法律的关系。政治和法律的关系主要通过国家权力与法的关系反映出来。国家和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表和体现，都属于上层建筑，产生于和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两者的关系中，政治是根本，是法律产生的前提。法律总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的权威和效力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另一方面，法律对于政治也有重大的影响，它体现国家的意志，通过法的准则来巩固国家权力并维持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
③与宗教的关系。政治与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宗教曾经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宗教冲突往往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或不同政治集团斗争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在国家的政治权力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已越来越疏远，这已成为政治进步的标志。
④与道德的关系。政治与道德也有密切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受政治制约，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道德能造成一种有利于巩固国家权力的社会秩序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政治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国家权力的维持。同时，政治对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巨大的作用，一种道德风尚的建立和发展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才能实现。
马克思对政治的定义和理解
定义：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良渚文化在近年出镜率颇高。这一距今5300～4300年的考古学文化，曾经在今天的苏南、上海、浙北地区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在5月15、16日评选出的“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竟同时有两项与良渚文化有关的发现赫然列于榜单，分别是江苏蒋庄遗址和浙江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新石器时代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同时有两项发掘成果入选“十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此之前的5月13日晚，“渚水萦回——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良渚文化专题”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江苏蒋庄遗址、浙江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及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者就遗址的发掘情况和意义做了精彩的报告。这三项发现均入围“十大”25项初选榜单，而且都与良渚文化有关。笔者听取完报告后的感受是，“江浙沪包邮区”的考古工作者此番集中亮剑，样样都是干货，但可惜两天后的“十大”必然有两项是失意者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向来强调时代与地域平衡的“十大”最终选择了其中两项，足见良渚文化近年的新发现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从“文明曙光”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如果从1936年施昕更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算起，今年正是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在20年前，人们对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尚犹豫不决，如石兴邦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总结时概括为曙光论、文明形成论、未定论。当时除了张忠培、严文明等学者，很少有人强调良渚文化已经明确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当时对良渚文化的流行表述是“东方文明之光”或“文明曙光”，虽然不否认其成就，但也只是肯定它是曙光一缕而已。
良渚文化的80年发现史，是不断刷新认识的历史。二十载过去之后，画风突变，大家对良渚文化的推崇似乎无以复加。2010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近年来良渚遗址加快推进“申遗”的工作，国家文物局如此定位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由于现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冲击和国外学者的质疑，曾经作为常识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似乎变得底气不足，而21世纪以来逐步推进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扮演着通过考古学回溯中国文明发生及早期发展的角色。正在实施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将良渚古城及之后的陶寺古城作为早期国家的实证，认为它们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一些长期关注良渚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此有更为明晰的表述。如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在《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上强调，“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良渚遗址能拿出来”。良渚文化历年来发现了大量的史前刻画符号，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已经存在文字，甚至是商周文字的前身。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在不同的场合指出，“良渚古国是目前能够说明中华文明史有五千年的最主要的证据”，“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再如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掘领队王宁远强调，“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近年来一些介绍良渚文化的书籍，则冠以“文明的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之类的书名。
究竟是什么让良渚文化得到学者们的垂青？又是什么让良渚文化一跃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呢？

良渚文化石钺上的刻画符号
发现之路
按照考古学的惯例，良渚文化因最早在余杭良渚开展考古工作而得名。余杭现在是杭州市的一个区，良渚是余杭下面的一个镇。巧合的是，良渚是良渚文化的发现地，在80年的发掘中，不断被证实为良渚文化核心区的核心所在。
其实，在施昕更首度开展发掘工作之前，江浙地区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对当地史前文化的追索。甚至可以说，他们更早发现了良渚文化，但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弟子，卫聚贤在1930年开展了南京栖霞山张家库六朝墓葬的发掘，同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此后，卫聚贤、慎微之、何天行、陈志良、金祖同等人在江浙一带不断采集、探掘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其中便包括良渚文化的器物。在此基础上，卫聚贤和慎微之分别发表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均认为中国文化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是东南江浙一带。这一论调姑且称为“东南中心说”，长期以来未受重视，但在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之前，毕竟提供了多元论的一种可能。这一说法对“中原中心说”根深蒂固的学术界而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乃至于有人认为这些出土的石器只是周代末年的产物，“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之可能”（胡行之《浙江果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乎？》）。这场争论的文章大多收入1937出版的《吴越文化论丛》一书。该书是吴越史地研究会的产物，而吴越史地研究会是1936年8月由卫聚贤、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立的。
卫聚贤等人还在1936年5月初步发掘了今杭州市区的古荡遗址，这是第一次与良渚文化有关的考古发掘，并出版了《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是长江下游第一份史前发掘报告。参与此次发掘的青年施昕更联想到老家良渚也有类似的器物发现，因而回乡调查，后来代表西湖博物馆于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间在良渚进行了3次小规模的发掘，并撰写了著名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的发掘，被视作良渚文化发现之始，也被视作现代考古学在长江下游的首次成功实践。而何天行在1935年便在良渚一带进行调查，他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陶器》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于1937年出版。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的今天，我们强调施昕更开拓性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吴越史地研究会及卫聚贤、何天行等的筚路蓝缕之功。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VtDgb866NsDQKIB8gDTKKu6GxAEK7MkYv97DfCVfpQSm6qZ-GC2CN5Phky59yERcpy13MZ2eHd5kKEnZyR6KHaDKgYZOJ-Ene_70XfG6X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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