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学说》的主要内容

知难行易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一贯关注民众,认为革命和建设都是各种人合力的结果。《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在“人类的进化”中,有三种不同作用的人,首次使用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概念,着眼于三种人“合力”共成革命和建设事业。又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先知先觉者”缺少,“后知后觉者”“重实行而轻理想”,“不知不觉者”受“迷惑”,故未造成合力。孙中山晚年,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对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军阀失去了信心,开始转向寻求民众的力量。在民国13年(1924)的“三民主义”讲演中,他进一步阐述“三种人”学说时,仍主张世间的事均由“三种人”“合力”作成,同时一方面把注意力转为强调第三种人作为“实行家”的作用,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先知先觉者”的聪明才智和发明作用 。　　“三种人”论的基本内涵:(1)提出划分“三种人”的依据。孙中山认为,过去中国社会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种,他却依据“天赋的聪明才力”,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2)人类文明由三种人共同创造。孙中山认为人类文明进化“成于”三种人,“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都是不可能”。(3)三种人作用各异,但“相需为用,缺一不可”。孙中山认为“先知先觉”——“是发明家”,“后知后觉”——“是宣传家”,“不知不觉”——“是实行家”,由第一种人“创造发明”,第二种人“仿效推行”,第三种人“竭力乐行”。“三种人”的关系就像建楼房时工程师、工头和工人的关系,工程师通盘计算、画出图纸,工头看清图纸后交工人搬运材料、砌砖盖瓦,楼房是“三种人共同做出来”,世界上的大事也都如此 。故孙中山强调“为惟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国家之强弱,人人有莫大之责任”。(4)世界的进步,或说是靠“第一种人”,或说是靠“第三种人”。孙中山认为,第一种人称“先知先觉”,有“绝顶的聪明”,由于这种人“预先想出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情”,“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但又认为,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政治改革的责任,第三种人“也要有一份” 。　　“三种人”论,没有彻底摆脱“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观的影响,但揭示了历史由三种人创造,并重视“不知不觉”的“实行家”,即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和世界进步的作用。孙中山早年便关注民众,致力于“唤醒民众”,晚年又从依靠军阀转向依靠民众,相信“求中国民族解放”实以“多数之民众”为后盾,提出“扶助农工”,并坚定建立“四万万人当皇帝”的民主政治的决心。“三种人”论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理论依据 。

现在来介绍连续的物质形态学说。我国古代的这类学说是从探求物质本源中来的，并且是逐步发展、充实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不少的见解。例如《管子》中认为“水”是“万物之本源”(《水地篇》)。企图用一种具体的东西概括世界及其现象，是做不到的。当时以及后来还提出了诸如“道”、“太极”、“太初”、“太始”、“太素”、“一”等。这些概念虽各有其不同的意义，后人的理解也很不相同。但它们共同的意义在于用以给自然界作出统一的解释。比如“太极”，《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确地认为“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源，孙中山先生把它比附为“以太”，说：“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孙文学说》)。
这许多概念之中，发展得最充分的是《管子》中提出的“精气”学说。原来它兼指物质与精神，《荀子》也提到“气”。到了东汉，王充就已指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明确主张“元气自然论”。后来经过晋代的稽康(224～263)、杨泉、唐代的柳宗元(773～819)、刘禹锡(772～842)、李觏(1009～1059)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发展丰富，特别是宋代的张载，把它推向高峰，至明末王夫之，可说是大成。现在把历代元气论的几个论点摘引如下：
“夫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王充《论衡•自然》)
“夫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杨泉《物理论》)
这些话表明，“元气”是自然界最原始的存在，“万物”都是由它“生”出来的。它可上蒸、下降，显然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所谓气者也，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顺动止浩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张载《正蒙•神化》)这句话表明“气”并不一定看得见，只要是有运动、静止而又很广大属性的(实即空间)也就是“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本身运动变化而有广度的气，恰恰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场”形态物质相似。
“夫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李觏《删定易图序论一》)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受化之客形尔。”(张载《正蒙•太和》)
“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张载《正蒙•太和》)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张载《正蒙•太和》)
这些话表明，太虚即气，其本体无形，它充满在整个空间之中，天地间并不存在“无”；有形之物(即实物)，是“气”聚集而成的。这里就隐含着类似于今天所谓物质的微粒形态和场形态之间的转换的思想。
王夫之总结了上面的这些意思，他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气，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张子正蒙注》)
“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不形，则人见云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张子正蒙注》)
这短短的80多字，道出了气是客观存在、充满宇宙、连续无间隙的，只是人目所不能直接观察到，它可以和有形之物相互转化。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及其现象，都是这种“气”形成的。
很明显，王夫之这段话不仅把以往元气论者的几个重要论点都包括进去，而且有了他自己的发挥，使元气论自然观达到了比较完整的境界，既给出了正确的物质观念，又道出了物质的连续形态和不连续形态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已被现代物理学所揭示。元气论自然观对于我国古代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基本理论，除了把物质性的气作为有形的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以外，还把它看成是天地万物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根本。元气论者还认为气有“感应”作用，能自感，也能感物。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谈到，许多物理现象都用这种理论加以解释，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思想武器。当然，“元气论”是一种思辩性的学说，完全不能与现代物理的物质理论相提并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孙文学说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妥协，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和发动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于1918年写成《孙文学说》，即巨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中山一生著述颇丰，而哲学专著只有《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

《孙文学说》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认为自然界和人类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认为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物质进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概念当作西方19世纪自然科学界提出的物质性的"以太"的译名，认为物质进化是由于以太运动而产生电子，而形成元素，而聚为物质，而形成地球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种看法坚持了宇宙本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又超出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物种进化"是指生物进化的阶段。孙中山把细胞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即"生元"发展而来的，按其所固有的变化能力和进化规律，经过物种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陈代谢，不断由简而繁地发展。这种对生物发生和发展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观点。

为解释精神意识的来源问题，孙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认为生元是有"知觉灵明"的，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具有的知觉和思想归结为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人类进化"是指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的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痛苦，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对把"物竞天择"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作用。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是"互助"，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孙文学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这也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党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颓，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因而引起革命队伍分化。这些人的理论依据便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理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百般抵制孙中山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保皇党人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反对革命。可见这种学说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分子用以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原意是"知"并不难，问题的关键是把"知"见诸"行"，知之是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祸害，是在知先行后的前提下强调知行一致，反对知行分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难"的思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教条，成为保守、盲从、因循守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祸害就是这种思想及其与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这种思想的流弊是：因为"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后行，但一遇困难，就不去求知了；因为"行难"，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就无可为者了。结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动。因而当务之急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搞好革命党的"心理建设"即思想建设问题。

为了论证"知难行易"说，《孙文学说》把"行"即实践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提出"行先知后"说，强调知来源于行，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书中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等十事来证明行先知后的思想，证明获得真知需要一个艰难的行的历程，行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在行和知的关系上，行是占头等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知是由行派生的。《孙文学说》中的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行则已初步包括人类的广泛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虽然仍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有原则区别。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行学说较之古代的知行学说，有着崭新的内容和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行先知后"的思想是一种主观能动性质的反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从超阶级的进化论出发，从认识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英雄豪杰，是支配者；后知后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助手；不知不觉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指导下，才能奋起"竭力乐成"。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观的表现，由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所以必然无法在知行观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

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文学说》正确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认为人类在"行"中获得科学知识，再把"知"用诸"行"，推进"行"的发展。在"行"的基础上，人的知识随着宇宙的发展而发展，宇宙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因而人的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知和行就是这样相生相长永不停息的。

《孙文学说》把人类的知行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时期，行而后知时期，知而后行时期。这样就把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含有机械形而上学的因素。但这三个时期是与人类进化三时期：由草昧进文明，由文明再进文明，进而达到科学昌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具体论证这个命题时，也兼顾了各个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并非只有行而无知，或只有知而无行，而是知和行都进化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证明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此，这一理论中包含有合理的内核。

孙中山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力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主张"知难行易"，要人们敢于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这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知难行易"的知行观的提出，展开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指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看，知和行的关系不是用难易所能衡量和说明的，因而用"知难行易"来解释知行关系并不是很科学的。

《孙文学说》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孙中山当时所论证的仍然没有超出旧三民主义的范畴，但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新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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