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生活，这些变化反映了一种怎样的趋势

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趋势?如何看待?急急急！~！~！~~

一）近现代以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化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出现工业化的趋势；政治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民权、平等思想传入，出现民主化的趋势；思想文化方面反对传统儒教，提倡学习西方，出现了科学民主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一步步向现代化迈进，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迈进。随着这些变化，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衣：人们的衣着，基本上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和现代化的程度。辛亥革命前，有不少仁人志士率先奋起剪掉象征清王朝的辫子，表示反对封建专治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剪辫令，几年里全国男子绝大部分都剪掉了辫子；服饰上的变化是出现中山装和旗袍；同时废除了残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缠足陋习。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灰）色的海洋”，当时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服装样式也逐渐多样化，男装以西服和茄克衫为主，女装式样更多，牛仔服是男女青少年喜爱的款式，最为流行。展示新颖款式的时装表演会接连不断，日新月异的时装令人目不暇接。（2）食：饮食习惯具有强烈的民族传承性，也受着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如南方稻作农业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旱作农业区则以菽麦粟米为主食。民国时期的饮食结构有了新的变化。在一些沿海城市，西餐已逐渐成为时尚的佳肴。外国传来的卷烟，大量地排挤了中国的旱烟和水烟。这些现象，使中国的传统食品工业发生了变化。但在广大的农村，贫苦农民仍旧是吃糠咽菜，西方食品在那里根本没有市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部分人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是饮食多样化，主食的比例逐渐下降，副食和果品的比例逐渐增加。主食的内容也在变化，以大米和面粉等细粮为主食，吃玉米面和高粱面的人在逐渐减少。肉类食品、各种新鲜的水产品、新鲜蔬菜、饮料到处都能买到。（3）住：在住宅建设方面，民国时期城市的老式房屋和农村的茅草房仍旧大量存在，在沿海城市，一些巨商富贾和大官僚，盖起了“洋楼”。城市住宅中，有电灯和自来水，为广大市民的生活使供了方便。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从80年代开始，居民住房不断得到改善。不仅人均居住面积扩大，而且室内装修和居住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4）行：民国时期的交通较前有了一定的改善。轿子、马车逐渐减少，人力车、自行车成了常见的代步工具。城市里有了柏油马路，有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公路和铁路交通也有所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交通方面变化很大。新修建了许多铁路，城市交通除公共汽车、电车以外，还有出租汽车，少数大城市开始拥有地铁。城乡人民个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中国因此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民用航空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现在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乘坐飞机。利用假日旅游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人生活内容的一大变化。人们逐渐打破了过去封闭式的生活环境，走出家庭，走出本乡本县，出外旅游了。（二）近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交通：（1）19世纪末，列强竞相在中国投资修筑铁路，如俄、德、英、法分别修筑了中东铁路、胶济铁路、广九铁路、滇越铁路等。列强通过修路获得了高额利润，控制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以及运输军队等。列强控制的铁路延伸到哪里，他们的势力就扩展到那里。（2）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由詹天佑主持修筑的京张铁路。（3）民国时期的交通有了一定的发展。（4）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旧铁路进行了改造，重新修建了许多新铁路、公路，形成了全新的网运格局。如50年代新建了宝成、鹰厦等铁路共30多条，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1957～1966年间兰新铁路建成；1966～1976年间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改革开放以来新修建了大秦铁路、京九铁路等；正在修筑的宁西铁路、青藏铁路是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重大举措。（5）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航事业发展很慢。改革开放以后，限制坐飞机的规定逐步放宽，空中旅行的人愈来愈多了。现在有几十家航空公司，航线、航班，还在不断增加。现在全国大城市和一些中等城市都有航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与许多国家都有直通航线。
通讯：近代通讯是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发生的。清朝末年传入中国，民国时期，只限于官方使用的邮政、电报、电话等通讯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成为民间相互联系的主要途径。通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指信件传递，现在除传统的邮递平信、挂号信、航空信以外，还增加了快件和特快专递项目。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使用传真机，或通过联网的电脑，与千里之外的亲朋好友互通电子邮件。电话基本上普及到城镇乡村，使用传呼机和手机的人也越来越多。近现代以来，报刊、影视、广播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大众传媒逐渐普及，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以因特网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正在改变着世界。1．影响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主要因素对近现代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制度的变革；科技革命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思想启蒙的作用等等。（1）经济：工业革命的完成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促进了近代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如城市化进程加快。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发展，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奠定了物质基础。政府重视科技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后制定了三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如第三个远景规划拟在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等几个最主要的高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这对人们的生活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2）政治：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平等取代了特权；在中国，维新变法运动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揭露，辛亥革命中提出的“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加快了民主化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为现代生活的变化创造了宽松的条件。（3）科技革命：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新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火车、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影、轮船、打字机以及现在高科技领域的许多成果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石油的发现和汽车、火车、轮船的普及则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4）思想启蒙：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如戊戌变法以后，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加，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数大大增多，对推广新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新中国大力发展教育，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等教育正在走向大众化，这些对人们思想观念、衣食住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多的领域是社会生活领域，举凡衣、食、住、行、用的每一个方面，都刻印着西方的影响。近代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大致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步推进式的过程。城市人口，特别是沿海城市的人民是接受西方影响最早的群体，广大农村则没有太大的变化。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制成品大量涌进中国，土布在中国人的穿着中所占的地位逐渐让位于洋纱布、洋布，家庭纺织业逐渐消失。同时，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人们不得不开始到农村之外的城市去谋生活，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了礼法秩序的松弛，普通百姓不再顾虑什么服饰制度、身份限制，而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衣着打扮。城市居民吃的是机器磨制的面粉、大米，饮用自来水，有的城市还逐渐发展有西式餐饮业。牛奶、汽水、啤酒、咖啡、饼干、面包、味精等西洋或东洋的食品，在中国市场均占有一席之地。沿海城市，一些巨商富贾盖起了“洋楼”，为我国建筑业增添了新的内容。城市居民不再靠徒步行走去上班，而是使用自行车和更快捷的电车、汽车等。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西方的一切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野蛮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新变革。

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呢？

比如，中国铁路由最初仅有的几十千米到后来的上千千米；近代的通讯手段最初在全国只有很少的有线电报和几十门电话。虽然现在看来数量很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比重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当时根本不能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是有限的。虽然有限，但这些变化却表明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发生着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它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代表了人类历史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无限的生命力。

1.礼仪习俗的变化，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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