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才请进！！！

关于历史的知识细心人事请进~~~~~~~

我对楼主的见解深有同感。也发现很多历史剧都有常识性的历史错误。下面仅以前一阵子热播《花木兰》为例子说说吧：
首先，电影里面竟然把柔然的首领称之为“单于”，而事实应该称为“可汗”，“单于”是匈奴首领的称呼；电影的编导即便没有弄清楚历史真相，但也应该知道联系比较一下《木兰辞》里的“可汗大点兵”这句话吧；
其次，剧中花木兰跟门独对话时曾说道“我的队伍中里有汉人、氏人和鲜卑人，没有羊”。其中“氏人”明显应该是“氐人”，当年五胡乱华中的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难道是因为赵薇读错了吗？？
第三，我们不难发现剧中花木兰的军队多是拿着剑盾的轻步兵。这一点也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北朝的军队多是带有马甲和马镫的重骑兵，剑只是用来防身和礼仪用具，并没有大规模装备步兵，更何况北朝的步兵即便有用短兵器的，用的也不是剑，而是类似于剑的环首刀。花木兰带着这样一群拿着剑的步兵去做诱饵引诱敌人的骑兵竟然还能生还。。。。不能不说，导演真有本事！！！！
第四，北魏步兵在敌人逼近时用那么大的长弓对柔然人进行抛射更显滑稽！众所周知，长弓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十三世纪晚期到十四世纪初）从威尔士尔士人那里学会使用的，并才开始大规模装备的武器，时间上相差了将近一千年。
第五，关于剧中文泰的死。这个将军居然被设计成下基层锻炼的七皇子拓跋宏（实行汉化改革的魏孝文帝）。这也就算了，反正是戏嘛！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历史上的魏孝文帝4岁就没了爹，自己也只活了32岁，因此他根本不可能那么大一把年纪还是皇子。文泰在行军时遭到柔然步兵的袭击，对方藏在他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坡后面，他居然看不到！晕，作为一个将军，行军打仗竟然没有预先派侦察兵进行侦查的常识。而双方遭遇战的结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北朝的骑兵竟然被柔然的步兵给拖住；而作为老大的文泰，却不知道先暂时撤退，然后整顿队形再进行攻击，他竟然硬拼，结果更是把自己弄成毁容！！！
最后，该剧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镜头，就是将军下令在一个屯子征粮60万石。石这个单位是中国古代粮食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各个朝代具体数额都不一样，明代时一石约为120斤，南北朝时可能少一点，我们就按90斤算，那也是5400万斤粮食，北魏时一亩地可打粮食300斤，这就需要18万亩的土地来生产这些粮食，北魏的均田制是每个男子分得土地40亩，再加上女子分得的土地，我们按每户有土地80亩，那就是2250户的收成，而征收的粮食最多是每户收成总量的一半，那么我们可以算得这个屯子应该共有户口4500户。可是那个战乱纷繁不已的年代哪里还会有这么大的屯子，即便是南朝的健康（现在的南京）也不过如此吧，更何况还是在那么遥远边疆地区！
以上这只不过是个例子。总之，像这类的古装历史剧情节有很多都经不住推敲，我们姑且看之，吸收值得看的，其他的那些糟粕就让他放一边吧。

郑武公十四年（前757年），武姜生寤生，是为郑庄公。郑武公十七年（前754年），又生少子叔段。因寤生出生时难产，所以姜氏不喜欢他，而宠爱他的弟弟叔段。
郑武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郑武公病重，武姜在武公面前说叔段贤明，想立段为太子，武公未答应。前774年，武公病逝，寤生继承君位，是为郑庄公。郑庄公元年（前743年），武姜请求制地（今郑州市荥阳东北[3] ）作为叔段封邑。郑庄公说：“那里不行，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武姜改而威逼郑庄公把京（今郑州市荥阳东南[3] ）封给叔段。京乃郑国大邑，城垣高大，人口众多，且物产丰富，郑庄公心里不肯，但碍于母亲请求，也只好答应。大夫祭仲进谏道：“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可作为庶弟的封邑。”郑庄公说：“这是母亲姜氏的要求，我不能不听啊！”叔段到了京，整顿军备，与他的母亲武姜阴谋袭击郑都。郑庄公深知自己继位母亲大为不悦，对姜氏与叔段企图夺权的阴谋也清清楚楚，但他却不动声色。叔段在京城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人们议论，大夫祭仲又对庄公说：“凡属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所以先王之制规定，封邑大的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您怎么能容忍呢？”郑庄公很无奈的说：“姜氏欲之，焉辟害？”意思是姜氏要这样，我哪里能避开这个灾祸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给叔段安置个地方，不要让他再发展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于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除，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叔段果然袭击了郑都，武姜做内应。郑庄公派军攻打叔段，京城的人们都背叛了叔段，叔段面对无奈逃跑到鄢，鄢邑的百姓溃逃了。叔段不得已逃亡到共国 是他吗？？？？

1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2 参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

对李鸿章的评价
李鸿章：也许李鸿章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真正睁眼看世界的人，在中国近代实业发展史(包括铁路、邮政、电信等）上创下了无数个第一，泽及当代，影响深远。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惨败也许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但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以北洋一军抗击全日本的武装侵略，虽不幸失败，而李鸿章仍不愧为悲情英雄。国人以其卖国唾弃之，但实际上李鸿章在当时国际上声望之高是其他中国人难以望起项背的，这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因。
其它参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2734758.html

客观评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发展。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总体上肯定“五四”学运的人都占多数。因为肯定“五四”学运，就难免要痛斥镇压它的北洋军阀政府，似乎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近现代除汪伪政府以外最坏的政府。尤其是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说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其实是很冤枉的。政府与人民之间乃是真正的“鸡蛋关系”：好鸡常下好蛋，好蛋常成好鸡；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看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运那股朝气，我就本能地怀疑北洋军阀政府坏不到哪里去！

仔细一想，再一查，我竟然发现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之一：

我找了几本经济史的著作翻了翻，发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尤其是从1914年到1922年，虽然缺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速度一类的数据，但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往往高得吓人，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我有找了几本近代史的著作翻了翻，没有一本是不痛骂北洋军阀政府的，但说到那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仍然不得不说“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农村虽然有破败的迹象，但是那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跑到城里寻梦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也没有什么降低，更不要说成千上万地饿死了。根据我们某些经济学家“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

但北洋时期的好处远不止是这一点，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学运的同情和支持。

而这一切即使不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英明领导的结果，至少也是它容忍的结果。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大炮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敢蔑视民意，不是很清楚吗？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他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见下文：http://netclass.csu.edu.cn/VClass/NCourse/hep010/ke/ke04/04CK/beiyangjingji.htm

书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
ISBN：730001349X
作者：张静如
出版社：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份：1992.6
页数和开本： 389页 ; 20cm
丛编项：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丛书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行为与工业发展
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马关条约》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仅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李鸿章：我对李鸿章的个人评价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认为他是当时中国半殖半封的社会下的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在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开展洋务运动，无论处于什么目的但的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虽然李鸿章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正所谓中国的一句古话君要臣死臣臣不得不死，李鸿章只是封建君主的一个工具，同意签署这些条约的实际上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就算没有李鸿章也会有其他人，也许签下来的条约会更加丧权辱国，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我们客观的说当时的统治者的最高代表是慈禧太后，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这些错误推到她的身上，慈禧接手清政府时就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这只能说是封建制度的错，封建制度已经不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对于李鸿章来说，他具有一定的有先进性，但更具有当时社会的阶级局限性，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的。至于史书上所说的卖国贼的说法是极为片面的，以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是根本无法和西方列强去抗衡的，当时中国人民愚昧无知的程度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光异想天开的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他不签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的话中国还会赢，中国人可以打败西方列强的梦话，我们用什么去打，用我们人人收中的烟杆子去打枪杆子吗？史书上的这些记载无非是想为统治者开脱罪责，为封建制度开脱，维护封建的统治，李鸿章就理所应当的被当成历史的罪人推了出来。虽然李鸿章的一生中有许多错误的决定，但绝对不能抹杀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功绩。所以他作为一个历史争议性的人物一直为后世人所争论，在批判的同时我觉得也不应该忘记他的那些功绩。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说实话我一直挺抵触这一时期的历史的，看的也相对没有那么多。那时的人民生活可谓真的是民不聊生，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百姓死活，军阀的争霸使人民内部极其不团结为中国抵御外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为中国的思想解放提供了一片乐土。
以上全部仅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最好去问下专业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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