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金锁记的人生荒凉感、荒诞感？

论文提纲怎么写啊？我的题目是试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

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表现方法：一、用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小说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用现实之外的手法去表现人内心最真实的面目。摆脱单纯叙事功能,而趋于更广泛的表现功能的写作手法在小说中尤为突出.将更多的笔墨集中在内在底蕴上.只是朦朦胧胧的面孔,似乎始终和读者隔着一层纱,看不清,却又真真正正感受到实际的存在.《金锁记》中丫头房的闺间是与时间空间脱节后的狭小空间。将这个空间纵深或者延续，再将其各角度加以展现，这就是小说的背景选取和手法表现。张爱玲以女性化敏锐犀利的感叹，将国家时代全浓缩到家庭生活的一幕，现实动荡里的一角，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尽力去表现一个死去的世界。原本受害的七巧却在临死时感到众人都恨毒了她，殊不明白她的悲剧正是她娘家的，婆家的人一手造成的，而她却在不觉中把这毒瘤夹给了儿女。从守活寡到守寡到死前一刻，她永远的孤独着，而在她的背后是长安的不敢再娶和长白终身幸福的毁与一旦。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刽子手，她是个可怜又可恨的人，同情与怨愤对她来说都显得不公平了。这便是张爱玲的世界中一个典型。七巧让我们知道在爱玲的小说里，天地不是截然分明的。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纯洁与狡猾没有特定的界限，在作者看来，他们只是人生百态中的一种而已。人生表层的看透使张的小说更具深刻的内涵，而在这之外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个浮移的空间。二、浮移的空间，比兴的表现手法浮移的不确定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自然让人有种浮光掠影的眩晕，雾蒙蒙的天地里，背景，时间，甚至人物形象都是模糊的。那么作者怎样在这样一个浮移的环境中去表现各角度的女性形象呢？甚至在最不确定的天地成功表现了最深层的人性。一是从背景时间的角度，小说中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甚至于模糊的生活地域。作者完完全全从作品本身的需要去安排时间地点，却不顾及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金锁记》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时间就是有月亮的晚上，其它就不得而知了，从下面的故事我们也不需要知道。“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一块翠竹帘子，回文雕漆长镜便将十年的时间统统逝去，七巧也“乘机”完成从青年到中年，从活寡到真的守寡的过渡。二是狭小的空间又为浮移的空间的利用提供了可能。文中的视角大多定位在遗老遗少的破废家庭苟缓的瞬间，在这样一个固定的空间里表现无限的意义，只有用意向化的笔法了。并且很显然这种意向的本体是浮移的，是张要表达的浮光掠影。"不确定"的表达让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与悲凉境地之间建立了独特的张力，既赋予日常生活形态以亲切感与合理性，又揭示它的陌生感与荒诞性，从而构成一个来自日常生活却又指向人类终极思考的独特的文学艺术空间。三是作者用了反现实的手法来刻画人物，这种手法首先表现在其传承性上：七巧在一定意义上走的正是三爷说“孤儿寡母”的道路，其结局可见一斑。张的这种并置传承的运用为其女性形象的完整性意义重大。狭小的视角，浮光的舞动，铸造的阴郁下，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有了构建的土地，但要使这些人物鲜活起来，明确主题的要求便应孕而生。三、荒凉的主题——病态的表现小说的主题就是“病态”的表现。说到“病态”，就不得不拿鲁迅来比较。“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金锁记》中对七巧情欲的病态作了连续的传神描绘:“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9）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但是，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幸福,她大胆追求过三爷季泽。但是，从前的三爷却因着她的狼籍名声而不敢沾染。在幸福丧失之后，她唯一等待的就是独立出去。而这中间又过了许久，终于，七巧的“爱情”被时光消磨变成灰烬，只剩下空白的欲望时，季泽的出现显然是不适宜的。七巧是不会放弃物质的现有去追求空洞的情欲，当然她自己也有些惋惜，但毕竟人欲膨胀下病态的七巧选择了“现世的安稳”。病态的情欲败给了物质的回归。“爱情”作为主题,在作家笔下也只是人生苦恼的体验,这正是爱玲对人生痛苦与空虚的深切理解。作家笔下缺少了纯洁健康的男女情感,有的只是被物化了的男女世界，情感更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女主角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她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七巧身为病鬼的正头奶奶及身为寡妇的漫长的日子里，她也曾渴望过一丝爱的亮光。可是小叔子季泽却不屑与她.10年后，当季泽凭白无故找上门的时候，“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但寡妇的机警使她立刻想到了自己赖以活命的钱。一旦当爱与金钱这一物质的代表碰撞了,七巧宁愿放弃最后一次爱的可能.爱是不可靠的，只是沉默的黄金才最忠实。七巧不仅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更最终锁住了她自己。失去了"正常"的爱之后,她便沿着自虐和他虐的恶性轨迹无可阻挡地往下滑，一直滑到人性扭曲的最底层。连她心爱的男子也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取她的黄金,她识破后更紧地攫住了黄金，同时也永远地封闭了自己,她拥有了物质的实体,她拥有的也只是物质。至于爱，不管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都是那样的遥远，它被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远远地阻隔在外，永远也无法触摸。薇龙的堕落显然与其物质的追求相关.当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做什么人了？”薇龙却甘愿承认跟她们并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是不得已，而她是自愿的。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都如这样,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恐惧之中，是为谋生而谋爱。从谋生出发的张爱玲非常果敢地解构了女性的情与物.而物在她看来或许比情更加可靠“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

二、金钱与“爱欲”——什么是“我最想说的话”？

1992张爱玲在《张爱玲自选集〈序〉》中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以后我又以此为基础，重新写出了《怨女》。我就喜欢那被经济与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怨女的苍凉，我觉着在那里面，我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张爱玲说她在金钱与情欲扭曲的苍凉之中，写出了她最想说的话。然而，她最想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张爱玲，所以只好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一）情场如战场 “金锁”的双重蕴涵

在我看来，张爱玲既然表达了她对《金锁记》的喜欢，就不能说她是因对其不满而写《怨女》；但她又据此重新写了《怨女》，这一方面说明她对这个主题的深刻感受，同时也说明《金锁记》中有她觉得没有说完的话，因而要在《怨女》中继续表达。在将两部小说对比着阅读后，发现后者字里行间渗透了更多素朴生活的情味，与《金锁记》相比，后者篇幅中“安稳”“安全”的字样时有出现。联系张爱玲“安稳的人生观”，和她作品中男男女女，钱欲爱欲的通常性纠葛，张爱玲似乎发现了自己在《金锁记》时期对人生认识的偏激，对七巧的误解。或者说，十余年后的她，经历了更多生活的她似乎发现除了生命的无奈和苍凉之外，也发现了爱欲和金锁对于女人相似的意义，却又是完全不同的获得。

两部小说中都有女主人公对三少爷的最后期待，即使是在分家之后，还抱着得到真心的期望。情场如战场，而在这里，竟然是男人将战场伪装成情场，而女人则是在情场大打出手，将其还原为战场。王安忆改编《金锁记》，将其搬上话剧舞台，序幕，是关栋天演的小叔子背着曹七巧踏着小碎步上场，走向舞台中央的一张婚床。此后的二十几年里她和小叔子一直是相互勾引、利用和暗算，全剧的悬念全在于谁战胜了谁。两人的关系不断有起伏，情感却并无进展。从一开始就没看到他们之间有真情的基础。借钱一幕，无论是季泽，还是三爷，前后表现令人心寒，这让人更加理解和同情七巧和银娣对于金钱的维护态度。在那一瞬间，她们紧抱不放的并非金钱，而是一个女人爱和欲惨遭摧残后强装出的尊严，或者她们自此明白，没有比金钱更可靠、更不会欺骗的东西了。在张爱玲的文字表达里，爱与物质都是枷锁，爱与物质相比，爱是暂时的，不可得的，而物质是永恒的，给人以安稳，甚而安全。得到一个男人的真心，对于一个生活在旧时代的女人来说，竟是如此的难。联想一下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婚姻，张爱玲低到尘埃里，还要开出喜悦的花来，换来的是胡兰成短暂的热情、长久的背叛，一次又一次的不忠和伤害。张爱玲借七巧表达出她渴望的不过是一个男人的“真心”，甚至明知是欺骗，也心甘情愿的受骗，还要说服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银娣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对三爷曾经有过强烈的爱，在玉佛寺还有豁出去，燃烧一次的决心，终于未成，或许竟是她的幸运。

爱欲是无法把握的，会随着时间与生命一同销蚀。而金锁，却并非仅仅是“黄金的枷锁”，只能劈杀生活中无力的人们，也并非仅仅是“像两只铜钉把她钉成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因此，在《怨女》中，金锁是保命的锁，“金锁、银锁、翡翠锁片，都是要把孩子锁在人世上”。对于生活在旧时代、旧式家庭狭小后院中的女性来说，完全获得一个男人的真心，爱欲得到彻底而完全的满足基本是不可能的。因此，银娣最后还是被欺骗，没有得到三爷的真心，遂绝了自己的爱欲，抱牢金钱，孙子满堂，而三爷却得一绝后的结局。金钱带给银娣特殊的心理踏实感和安全感，所谓人生安稳的底子——这是真实的，也是悲哀的旧时代生活在狭小后院中的女人们对生活的独特感悟与诠释。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指责张爱玲的庸俗，指责她对物欲有一种死心踏地的迷恋，而这无非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女性无奈地选择，本能地自我卫护的生存手段。

（二）琐屑的难堪 被蚕食的爱

金钱与爱欲的挣扎在张爱玲的世界中并不仅仅局限于男女之间，同样存在于亲情关系之中。川嫦母亲对女儿的情分与她不愿意拿出钱给女儿治病，仅仅是因为担心私房钱被丈夫发现。而在张爱玲的人生阅历中，似乎早以尝到了这种挣扎的苦味。因为父爱、母爱，种种家庭温情的缺乏，使爱，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种奢侈品，这在她表达对母亲的爱，对胡兰成的爱，对弟弟的爱中都有所体现。早在她回忆母亲的散文中，就有向母亲要钱时，“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一点地毁了我的爱”。在张爱玲的世界中，爱，不是一种坚韧的，强大的，可再生的力量，她所得到的爱，和她所能够付出的爱都很有限。或许正是因为她自身对于爱的脆弱体验，爱的缺失和对爱的失望，使她更容易从物质世界中寻找到所谓人生安稳的底子。七巧与银娣，一个是无意识的被推动，一个却是有意识的自我选择。有没有永恒的爱，这或许对张爱玲自身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困惑。就好比她写慕瑾对曼露的爱，曾经的热烈与转移。她在《十八春》中那句关于世均的经典的结尾“他惘惘地为他们祝福”，尽管这结尾被攻击，但我个人感觉更加真实，符合现实生活中的男女关系的具体实境。以及《半生缘》中曼桢“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的对时间命运的无力感，事实是，都共同地表达了时间蚕食了他们之间的爱，摧毁了他们所有的可能的爱。因而张爱玲的小说中从来都没有出现她散文中那种“地老天荒”的爱，在她的小说中，地老天荒存在，但地老天荒的爱是没有的。而我们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发现，她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人生安稳的一面”，“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包括她对自己抓周可能抓到的是小金磅的不无得意，以及在其小说中，为了寻找“终身饭票”斗智斗勇的女结婚员们，这一切都传达出了张爱玲的追求，也显示出了她的普遍的眼光，而顽强地坚持着、等着、爱着的也只有曼桢而已，而且还仅仅是《半生缘》里的曼桢。

在金钱与情欲的挣扎中，是怨女般的苍凉。她们对人生已没有恨，顶多是怨而已。或许，这也是张爱玲从《金锁记》到《怨女》的心态变化，也是传奇世界中常态人生。张爱玲最想说的话已经表达在这两部小说之中，我们也只能透过字里行间的情感去揣测。然而，对于张爱玲，或许我们应该宽容一点，再宽容一点。对于我们自身，在阅读张爱玲的同时，却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

小 结

《金锁记》开头即有，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望，再美的月色都不免带点凄凉。为作品奠定了华美的基调和悲凉的美质。作品的结构，人物场景的换场，时空的跳跃，中篇小说的篇幅涌动着强烈的节奏，细节的精致书写，高潮无数。读起来，很似一首诗。红楼似的语言与对白，真实可触摸的生活，那些旧家庭的声音，红楼似的下人对白，男女对话极富技巧性。而《怨女》中七巧与长安的悲剧母女关系转换为简单的婆媳关系循环，命运人性悲剧被置换为：姚老太太、银娣、冯氏和冬梅；人性的拷量，命定的色彩转化为人与时间的一场交战。悲剧性的削弱，人物力的削弱，分家的表现只是哀戚的哭，而非七巧的犀利、泼辣力争。虽然是相同的目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长安的删除，苍凉意味的消解，悲剧性的削弱。日常生活的琐碎描写，更加显露出平实人生的灰淡底色。已有观点大多从张爱玲的文艺观上去比较分析两部作品。认为《怨女》更切近张爱玲写凡人、不彻底的人物的文学观，尽管有研究者肯定了《怨女》“普通人的传奇”的特质，但无法否定其艺术上的缺陷，以及在《金锁记》作为参照物的前提下的艺术苍白感。

我们无法通过一两篇作品就得知一个作家的思想全貌，而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一个才华型作家有系统的思想体现及逻辑的世界观、人生观。在我看来，与其赋予张爱玲种种规定性意义，不如承认她的芜杂性，而她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这种思想的芜杂、人生的体验性、情感态度的不定变迁，正是她作为一个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而本身又为才华型作家的特色。而乱世与战争又向偏执的张爱玲展示了生活的另一种面目，因而，在消解人世种种温情的同时，她依然把笔墨深入到了人生的温暖处，人们总是论及张爱玲对其人物少有同情，但在其展示苍凉人生、畸变人性的同时，我们却往往能在其字里行间，其描写人物的一个动作中看到作家独特而隐蔽的情感态度。因为我主要阐释的是张爱玲的《金锁记》，因而难免会有以一斑窥全豹的局限，然而，如前所述，在我看来，张爱玲是复杂的，又是矛盾的，对于生活和人性的隐私处，她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现实的人生，并非全部，她所理解的人生和人性，也不可避免的具有的芜杂的面貌，而难以统一命名。或许，这只是我试图自圆其说的辩解，但我相信，在《金锁记》和《怨女》中，我读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张爱玲。

张爱玲的任性，使她激烈的卫护自己的文艺观，当她的才华被她自己的文艺观所束缚时，张爱玲已经迷失了，失去了她灵动的笔墨，而与现实一起，沉到生活的深处。她由此发现了普通人、凡人和人生安稳的一面，却也由此放弃或者是失去了她的笔墨飞扬灵动的一面。《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成就最高的一部。这部小说一经问世，便以其独特的魅力震撼文坛。傅雷对张爱玲的关注、肯定和批评，让我读到的更多是一位有眼光的批评家，所遭逢美玉的喜悦，他对张爱玲其他小说严厉的批评，完全出于一种更热切的相信和期待。他对张爱玲的误读，以及张爱玲自己的辩护，我觉得都很有必要仔细去琢磨。张爱玲与傅雷针锋相对的文艺观，她的任性，她的偏执是否让她写出了更加经典、传世之作，在通读张爱玲小说的过程中，我也感到了判断的困惑。傅雷虽然批评了《倾城之恋》《连环套》之类，但却将《金锁记》高度地无保留地赞美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在美国学者夏志清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此前种种包括张爱玲自己对《金锁记》的表达，使我在反复阅读《金锁记》和《怨女》的过程之中，也同样的发生了某种对于张爱玲的更深的期待，对于她某些“任性”的遗憾，虽然每个作家有自己任性的自由，虽然她早已不在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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