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仁第四》08：为之生，为之死，为之癫狂

~ 《论语·里仁第四》08：为之生，为之死，为之癫狂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话说的简单明了，大气！

孔子所讲的学问，一向是生的学问，是人生大道。这里忽然说了，如果早上能听闻人生的大道，太阳落山时就死去，也是值得的。

“道”，无论在哲学上有多少种形而上的解释，回到现实世界，也只不过是“能够走的通的路”一条，回头去看历史，总是一目了然的，所有的历史发展似乎都明了于胸。貌似当时有许多条路可以走。实际上，真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才会有孔子那样的感慨——谁能告诉“我”向哪里走能走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未来，谁能让我了然于胸，即便是马上就死，也是值得的。

这便是历史的紧迫感，它有两层意思。

一、以“不道”求“道”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为什么是“传道”，不是指道呢？因为做老师的心中，也没有一条完全明了，可以走得通，而且有意义、有价值的路可以走。他只是从前人，或者自身行道的过程中，有一些“回望”而来的经验。经验这种东西，只是经验而已，表面上看其中包含着带有必然性的道，当我们认真用它去面对现实时，又会显得苍白无力，毫无用处。

有人概括教育的苍白时，很尖刻的指出“老师是拿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孩子，在明天面对未知的未来。”这种事情，只能是自求多福的。

我们看《资治通鉴》，汉建立之后，出现的大儒贾谊、董仲舒，没有一个不是靠“三王何以长兴，暴秦何以猝亡”这个话题起家的。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以至于汉武帝，没有一个皇帝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为他们才是站在历史十字路口，抓耳挠腮、困顿不已的人。太需要有个人给指条明路了。上能应和三皇五帝的教化之功，对得起列祖列宗，下能为后世奠定无边基业，享受子嗣香火，这种事，太难了。这个时候，只有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存在——那便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行不通的路——不道。

韩愈所谓“师者”，就是这样通过让“学生”“知不道”的方式而“知道”、“求道”、“行道”的。

“知不道”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比如站在一片我们只能看见咫尺的荒原，有许多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是正道，能够通达自己理想的所在，谁能保证自己能一眼看穿那些不该走的路呢？

日本的“忍者”经过十几年近乎“非人性”的训练，在学成出山之前要面临一次人生大考。师傅会摆出九碗酒放在行将出山的准忍者面前，经过一天一夜的思考和判断，那位准忍者必需端起其中的一碗来一饮而尽。只有这个时候，人才能意识到“知不道”的重要性。在忍者队伍中，大家把这种事，称之为“天选”。

当我们真正像忍者面对“天选”一样，去审慎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去求取自己人生的大道时，才能意识到“知道”的欣喜。才会有孔子那样的意识——“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以更加审慎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人生。

二、闻即行

把“知”和“行”割裂开来区别对待，应该是唐、宋之后的事儿。所谓“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知道”和做事“行道”完全成为两件不相干的事儿。后来，宋、明之后的儒者慢慢意识到这种二分的害处，开始讲求知行合一。再到后来，看到这种余毒的危害难除，陶行知先生将“行知”二字放在自己的名字中，以中国教育改造之行，来丰厚中国教育之知。

在礼乐日衰的春秋时期，在自认为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孔子看来，是没有一个知行的概念的。

在刚刚从横扫六国然后不足十四年便土崩瓦解的秦手中拿到政权的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看来，身上的危机感不亚于面对可能要自己性命又不得不一饮而尽毒酒的忍者。一个不小心，王朝的命运便会终结，便会成为千秋罪人，历史的笑柄。在他们看来，也是没有一个执行的概念的。

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我弄明白了、弄透彻了该往哪里走，到晚上就让我死，也是值得的。从早上闻道后，在正确道路上的精进，就足够让我此生无憾了。对于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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