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六下江南？

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

乾隆六次下江南,原因诸多，主要有以下几个：
1、饱览山川美景。他六次南巡每次都带画师随行，将喜爱的江南景色摹绘成图，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南京的瞻园、海宁的安澜园、杭州的小有天园和苏州的狮子林，这江南的四大名园后来都在圆明园中一一重新造了一座。杭州的雷锋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西湖十景，更是实景仿制，连景点的名称都原样照搬。其中州的狮子林乾隆特别喜爱，于是又在避暑山庄仿建一所。搬进避暑山庄的，还有镇江的金山寺、嘉兴的烟雨楼和仿宁波天一阁而建的文津阁、仿无锡的双湖夹镜等多处江南名胜。
2、视察水利。在六次南巡中乾隆有五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3、乾隆皇帝性格好大喜功，自称“十全老人”，文治武功、治国方略等，均效仿其祖康熙。康熙1684年—1707年间曾经六次南巡，但康熙六次南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治河、导淮、济运，其往返供仪，悉发内帑，还曾要求“预饬官吏，勿累闾阎”，比较节俭。乾隆则不然，他坐享其成，崇尚浮华，好大喜功，为游遍江南锦山绣水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其目的与作用皆不可与其祖父同日而语。
4、阅兵。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乾隆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乾隆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
5、笼络人心。一来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二来乾隆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三者在南巡途中乾隆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他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四库全书》告成后，他个人掏腰包让人抄录了三份，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并命令地方官吏允许学子们拿出来抄录传看。这些举措，对江浙一带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四者当年清兵入关，在江南杀掠太重，“嘉定十日”、“扬州三屠”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康熙、乾隆等均将笼络当地士民人心作为重要事件处理，如重修史可法庙等措施。 总体来说，乾隆六巡江南，过大于功。“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是乾隆第六次南巡写下的诗句，他连做梦都在回味下江南时的情景，充满了无限眷恋。但是，这六次南巡，排场一次比一次大，耗费一次比一次多，甚至造成国库的枯竭，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乾隆在其晚年才完全认识到南巡的错误，《清史稿·吴熊光传》载，乾隆说：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乾隆南巡耗资巨大，以后的清朝皇帝再也没人仿效过。因为后来的清朝国库已经承担不起了。六次南巡，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康乾盛世”的奢华美景，此后，大清王朝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虹饮山房是清初木渎文人徐士元的私家园林，乾隆六下江南每游木渎，必先在此弃舟登岸，入园游历。据说乾隆下江南，入住这地方就会在这地方看戏。因而，虹饮山房算是当年乾隆在木渎的民间行宫。

康熙跟乾隆据说都六下过江南
一、康熙下江南：康熙南巡和他在淮安的治河实践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年—1707年）间曾经六次南巡，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小说、影视对其进行铺陈渲染，把史实涂抹得似是而非，而康熙南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治河、导淮、济运。当时，淮安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淮安视察，指授治河方略。康熙帝在这里努力践行其“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追求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求实人格，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他熟谙文韬武略，具有远见卓识，在位六十一年，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政绩卓著。他八岁登基，十六岁亲政以后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尤其是河务，康熙帝更是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为了治河，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均以详细巡视河工为首要。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一带，当时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此视察。

（一)、执政之初对河务的关注和研究。

明末清初，战乱频扔，河道年久失修，至康熙初年黄河下游到处决口，灾害连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44—1677年)淮河流域的黄河夺淮之灾的次数多达90起。〔2〕自徐州砀山以下至涟水海口，黄河决堤七、八十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多处，翟家坝决口成河九道，清口、运口淤为陆地，不仅百姓田庐受淹，而且运道受阻，每年从南方供应京城的四百万石漕粮也失去保证。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亲政不久，黄河在桃源南岸烟墩决口，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3〕从这时起，水患便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视，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言：“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如宿迁以下高家堰等运河。”〔4〕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终身不缀。

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前，康熙帝以澄清吏治和治河为策论试题，其中提出“漕粮数百万石，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国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处此。尔多士志学已久，当有确见其中，其各摅凤抱，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5〕

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康熙帝派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阅视河工，绘图进呈。〔6〕康熙十五年（1676年）高家堰大溃决，仅武家墩至高良涧就出现三十四处决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蹑淮后，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归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里运河，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平定“三藩”的战争也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视察河工，行前一再嘱托:“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州县百姓皆受其困。今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堪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无得苟且塞责。如堪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7〕同年十二月, 康熙帝还从治河、导淮、通漕的长远之计着想，“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之需。”〔8〕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在平定“三藩”激战正酣的时刻，康熙帝敕谕安徽巡抚靳辅总督河道。靳辅上任后，驻节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调查研究，“周度形势，博采众论，为八疏同日上之”。〔9〕辅疏言：“治河者当审全局，运道之阻塞由河之变迁，河之变迁由向来治河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无关运道遂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10〕靳辅指出：“清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无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河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分而刷黄不力，黄必内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黄河南岸不提，则高堰仍有隐忧，北岸不提，山以东必遭冲溃。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无缓急。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屡筑屡圮，势将何所底止。”〔11〕疏上，群臣多异议，因其与康熙帝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方针契合，康熙帝特加所请。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康熙帝批准拨帑金二百五十余万两，限靳辅三年告竣。〔12〕从此，在靳辅主持下，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全面展开。靳辅借鉴明代水利学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与引河放水交相使用”的理论。在治河实践中，靳辅首先疏浚黄河下游清江浦至云梯关河道，使洪水得以畅流入海，接着相继堵塞高家堰及黄河各处决口。在遏制了洪水的泛滥之势后，靳辅又先后完成了改移运口于七里墩、开清口四道引河、疏浚皂河、加挑中运河等工程，治河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第一、二次南巡，察视河工，相度形势。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以后，便视河务为首要。靳辅治河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淮、扬水灾并未明显好转，康熙帝为此殚精竭虑，日夜焦劳，他惟恐官员治河失法，遂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南巡之典，不远万里，亲阅河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出京，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之旅。十月十九日，康熙帝自宿迁至桃源县，视察黄河北岸一百八十里的各处险要工程，驻众兴集。十月二十日，康熙帝幸临清口，在靳辅的陪同下，步行阅视十余里，虽然泥泞没膝，亦不辞其艰。〔13〕他还登上天妃闸，亲自勘察水情，见水势湍急，命改为草坝，另设七里、太平二闸，以分水势。〔14〕康熙帝面谕靳辅：“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历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亲历河工，其河势之汹涌泛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形势，如肖家渡、九里岗、崔家镇……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15〕然后，康熙帝登舟过清江浦、淮安府。
其后，康熙帝幸临宝应、高邮、扬州、镇江、苏州、无锡、江宁等地。回銮途中，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船到清河县，登岸阅视了王工堤、老坝口、武家墩、天妃闸和高家堰堤工，每到一处必垂询再四。他在视察运口时面谕靳辅：“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我们从这首诗可以管窥康熙帝希望根治水患的急切心情，他对靳辅寄予厚望。靳辅诚惶诚恐，将这首诗勒石成碑，懔惕遵循。该碑当时立于清江闸南岸，今久佚，后楚秀园重立了这块碑。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靳辅上疏建双金门闸，双金门闸原为泄黄而建，后改运口于扬庄，则专泄中河之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辅上疏开中运河自仲庄至宿迁，中运河成，漕运船艘得避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初八，康熙帝再次南巡。二十五日，至清河县，康熙帝谕示河道总督王新命：“中河与黄河逼近，如黄河溃决，将混而为一，宜有预防之法。”康熙帝还诏谕两江总督傅腊塔：“朕南巡以来，轸念民艰，勤求治理，顷至江南境上，所经宿迁诸处，民生风景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江南省）积欠约有二百二十万两，……再加江南全省积年民欠地丁钱粮、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概与蠲除……”。〔18〕并“著速行晓示，日传三百里，遐村僻壤，咸知朕意。
三月初七日，康熙帝回銮途中率随从诸臣视察高家堰一带堤岸闸坝，他对诸臣说：“堤岸颇为坚固，旧堤之外更修重堤实属无益。”又谕：“先年因高家堰冲决，淮水东流，无敌黄之力，黄水倒灌，湖底淤垫，海口闭塞。……高家堰既有减水坝，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涝之年，淮水盛涨，出清口不及，则堤必受伤。”〔21〕三月十九日返回京师，康熙迅随即进行御门听政，再度征求百官的治河意见。
(三)、第三次南巡，策定新的治河方略。
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主要集中精力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在这几年中，河工人事变更频繁，总河一职十次易人，除靳辅外，其余九人皆不得力，造成河工日趋败坏。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视察黄河南岸归仁堤、高家堰等处堤工，他对诸臣说：“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河底浚深，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无泛滥之患，田产自然涸出。若不治源，治流终无裨益。今黄、淮交会之口过于径直，应将河、淮之堤各迤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不致倒灌矣。”〔22〕康熙帝颁《修浚清口诏》〔23〕、《巡视河湖酌定应办工程诏》〔24〕，具体制定了新的治河方案：（一）深浚河身。康熙帝指出：“朕留心河务，体访已久。此来沿途坐船外审视黄河之水，见河身渐高，登堤用水平测量，见河面高于田。清口、高家堰则洪泽湖水低，黄河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无从出，泛滥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此灾所由生也。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诚能深浚河底，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七州县无泛滥之患，民间田产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终无益也。” （二）筑挑水坝。康熙帝诏曰：“宜将黄河南岸近淮处河堤东延二三里，筑令坚固，淮水近河之堤亦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河之水不致倒灌入河矣。”（三）开陶庄引河。康熙帝命：“挑引从惠济祠后入河，而运河再向东斜流入惠济祠交汇，黄水自然不倒灌。”（四）浚直河道。康熙帝谕：“宜于清口西，数曲处试行浚直，河直则溜自急，溜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五）拆除拦黄坝。康熙帝命从速拆除云梯关附近的拦黄大坝，浚直海口河道，使黄河直流入海，增强水势，冲刷泥沙。初二，以被淹地方米价高昂，百姓生计困顿，康熙帝命截流漕粮十万石，分发高邮、盐城、宿迁等十二州县平粜，再截留十万石储存淮安、扬州。康熙帝历扬州、苏州、杭州、江宁等地。回銮时，经扬州，二十五日御舟泊淮安，渡黄河，乘小舟沿途视察新埽。
五月初二，康熙帝命两江总督张鹏翮扈从入京。十七日，返抵北京。几天后，康熙帝对大臣说：“朕历巡江浙，所过州县，察其耕获之盈虚，市俚之赢绌，视十年前，实为不及。此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朝廷恩泽卒未下及。”〔26〕于是命截留漕银，赈济并宽免积欠钱粮。是年九月，康熙帝以河道总督于成龙所绘河图示大学士等，他指出“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视，知水之不治，由洪泽湖水势过大，既不能泄，又加黄运两河合并，势愈浩瀚，以致泛滥。”〔27〕康熙帝作出了改修河道，使黄河河身稍向北移，淮水得以畅流的决策。他指出：“靳辅、董安国、于成龙但知筑堤御水，至于改河身使北，俾清水通流，并未言及。若不令清水通流，虽修堤筑岸，黄水终致倒灌，焉能御之？”康熙帝制订的新的治河方略，于第二年由新任河道总督张鹏翮开始贯彻实施。首先拆除拦黄坝，深挖入海河道。旬日之间，河床深了三丈，宽了二十多丈，河水滔然入海，沛莫能御。〔29〕到四十年（1701年）底，其他各项工程也陆续完成。次年夏，黄河又发生了特大洪害，这次大水是对新修诸项工程的严峻考验，康熙尤其关注。大水旬月不下，康熙命张鹏翮日夜守在河堤上。清口附近新修的挑水坝（今康熙御坝），在夏秋险情中，逼黄河大流直趋陶庄引河，循北岸而行，淮水从清口畅流敌黄，绝无黄水倒灌之患；洪泽湖高家堰堤工，几度发生险情，经加紧防守，终于挡住了咆啸的洪峰，经受了考验；其他工程也大都经受住了洪水的挑战，徐州至海口黄河西岸堤坝、山阳至邵伯运河西岸堤坝屡发险情，民工冒雨抢修，总算没发生往年的决堤大患。这次洪灾，仍有洪泽湖上游河堤被冲毁，但灾情较往年小得多。各项工程经受住洪水的考验，令康熙帝十分高兴。
(四)、第四次南巡，河工初步告成。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十五至三月十五日，康熙帝以河工即将告成，进行第四次南巡。
二月初四，康熙帝御舟入清口，阅视天妃闸、御坝，颁《奖勉河臣诏》对河道总督张鹏翮及在河各官亲加奖勉，谕吏、工二部对总河以下各官“详加议叙具奏”。〔30〕康熙帝还亲视陶庄引河，谕使引溜清口。阅视减水坝，申谕不可迎溜，防夺河洪。阅鲍家营，指授开浚引河，清江以安。阅中河口，命移建于扬庄，康熙帝谕河道总督张鹏翮曰：“仲庄清水出口逼溜使南，运口有碍，应将陶庄以下扬家庄处酌挑引河，令中河从此出口。”〔31〕时清水出仲家庄，每当黄河暴涨，直射南岸，运口之灌在所难免，中河口门既移，则运口无患矣。康熙帝制《河臣箴》于舟中，御书赐予河臣张鹏翮。《河臣箴》曰：“自古水患，惟河为大。治之有方，民乃无害。禹疏而九，平成攸赖。降及汉唐，决复未艾。渐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昔河，议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既弭其患，复资其力。矧此一方，耕凿失职。泽国波臣，恫鳏已极。肩兹巨任，曷容怠佚。毋俾金堤溃于蚁穴，毋使田庐沦为蛟窟。毋徒糜国帑而势难终日。毋虚动畚筑而功鲜核实。务图先事尽利导策，莫悔后时饬补苴术。勿即私而背公，勿辞劳而就逸。惟洁清而自持，兼集思而广益。则患无不除，绩可光册。示我河臣，敬哉以勖。”康熙帝过清江浦，幸清宴园，御笔题写“澹泊宁静”匾额赐张鹏翮。张鹏翮将其泐石成碑，今碑石尚存。
康熙帝历扬州、镇江、苏杭、杭州、江宁等地。回銮途中，三月初二，康熙帝再次视察高家堰堤，驻关帝庙。次日继续视察河堤，命河道总督张鹏翮将堤岸单薄、桩木渐朽、土石残缺各处立即修筑。
康熙帝一路巡视，见河工初步告成，欣然命笔作《览淮黄成》〔33〕诗一首。
诗曰：
殷勤久矣理淮黄，几度风尘授治方。
九曲素称天下险，四来实为兆民伤。
使清引浊须勤慎，分势开流在不荒。
虽奏安澜宽旰食，诫前善后奠金汤。
三月十五日，康熙帝经东平、东昌、沧州、天津回京。十六日，康熙帝召大学士、九卿等谕曰：“朕此番南巡，遍阅河工，大约已经成功矣。向来黄河水高六尺，淮水低六尺，不能敌黄，所以常患淤垫。今将六坝堵闭，洪泽湖水高，力能敌黄，则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所以告成也。”
(五)、第五、六次南巡，筹划善后之规。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康熙帝认为，河工虽说告成，尚须察验形势，筹划善后之规。二月初九，康熙帝启程离京，踏上了第五次南巡的旅程。
二月十六日，康熙帝御舟过临清州，泊于土桥闸，对大学士等说：“初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一一在望。康熙三十八年则仅是河岸，四十二年则去岸甚远，是河身日刷深矣。自此日深一日，岂不大治。闻下河连年大熟，亦从前所未有也。”〔35〕
三月初六日，康熙帝御舟经东昌、济宁，入江南境。初八日，渡黄河，泊清江浦，康熙帝亲阅扬家庄等处新开中河闸口及附近堤岸，见黄河已顺轨安澜，非常高兴，归舟欣然赋诗二首。名曰：《扬家庄新开中河得顺风观民居漫咏二首》〔36〕
其一曰：
瞬息风帆百里余，往来数次过淮徐。
光阴犹似当年景，自觉频催黑鬓疏。
其二曰：
春雨初开弄柳丝，渔舟唱晚寸阴移。
庙堂时注黄淮事，今日安澜天下知。
康熙帝把扬家庄“春雨弄柳，渔舟唱晚”的美景融进诗行，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这两首诗被勒石成碑，立于扬家庄三坝。十一日，康熙帝御舟泊扬州城北高桥，康熙帝谕河道总督张鹏翮曰：“河工已经告成，善后方略更为要紧。朕今亲临阅视，修建天妃闸，甚当。倘黄河水涨至五六尺，清水不涨，势弱不敌黄，黄水自然倒灌，亦必然之理。岂可因此即谓治河失策乎？若遇倒灌，即将天妃闸下板，蓄清水以敌黄，不过数日，黄水即退。粮船过时，即起板开放。”
〔37〕他还指出：“黄河南岸堤工关系紧要，应加紧修防。”十七日，抵苏州。十八日是康熙帝五十二岁生日，午时，康熙帝召张鹏翮及河工人员指示：“河工虽已告成，不可不预为修理防护，以图善后之策。”四月初九，康熙帝回銮途中经过清口，遍阅高家堰河堤。十一日，康熙帝来到惠济祠前，河道总张鹏翮率淮扬道张弼、大学士马齐等跪列河干，康熙帝站在石工堤上对诸臣说：“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以前，黄水泛滥，凡尔等所立之地，皆黄水也。彼时自舟中望之，水与岸平，岸之四围皆可摇见。其后水渐归漕，岸高于水。今则岸之去水，又高有丈余。清水畅流，逼黄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朕心甚为快然。”此次南巡，康熙帝以“河工大成”，十分高兴地筹划了善后之规。不料几个月后，河工又出了问题。当年七月，黄、淮又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暴涨，造成古沟塘、韩家庄、清水沟几处堤岸冲决，发生水灾。康熙帝闻讯十分生气，立即降旨：“今春朕欲亲视高家堰，张鹏翮奏称堤岸工程俱完，又时当炎暑蚊虻正起，求停止亲阅，恳奏再四。朕以高家堰关系甚大，亲往阅视，见石堤尚有未完之处，所下之埽，已经二三年者朽烂亦多，将此情形一一指示张鹏翮及河工诸臣。朕又谕张鹏翮，大水时发，难以预料，尔务须昼夜防护。至分守堤工人员委用不当，朕亦谕及。今古沟、唐埂、清水沟、韩家庄四处堤岸冲决，河工将有复坏之事。大小河员惟知清水畅流为己功，不知高家堰之坝水泄太多，则清水力微，黄水必倒灌也。”〔41〕康熙帝命大臣速议具奏。七月三十日，九卿等遵旨议复，处张鹏翮革职留任。
由于这次冲决，康熙帝命两江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和张鹏翮等共同详议漕运与民田两利的修治方案。次年正月，阿山等提出了创兴溜淮套方案，其主要内容是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高家堰，入张裕口，再出清口。由于创兴溜淮套工程所需约银一百八十八万两，九卿认为河工事关重大，需饷浩繁，工程情形尤难详晰，非皇上亲阅指示，实难成功。共同叩请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康熙帝认为他数次南巡，濒河官民不无劳扰，加之年已渐增，惮于临幸，不允亲往。但康熙帝对溜淮套工程并不放心，以为此等大型工程，若有闪失，劳民伤财，后果亦不堪设想。经大学士等再三恳请，康熙帝最后还是决定再次南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启程离京。二月二十日，康熙帝由清口上岸，详细视察了溜淮套的地势。当天，康熙帝召集扈从文武、地方大小官员、河道总督及河工官员于行宫门前，严厉斥责张鹏翮不留心河工。对于溜淮套工程，康熙帝对诸臣说：“前阿山等查勘泗州水势，奏称溜淮套地方另开一河出张福口，可以分泄淮水，免洪泽湖并涨，保高家堰之危险。绘图进呈，请朕亲阅。昨日阅武家墩，朕尚谓果如阿山等所奏溜淮套可以开成。今日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地势甚高，虽开凿成河，亦不能直达清口，与伊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杆多有在坟上者，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坏民坟冢。……数年来，两河平静，民生安乐，何必多此一事？”〔42〕康熙帝还指出：“明代淮黄与今时迥别。明代黄水势强，淮水势弱，故有倒灌之患。朕自甲子年南巡，阅视两河形势，记忆甚明。渐次修治，今则淮强黄弱矣。善后之策，尤宜亟讲。与其开溜淮套无益之河，不若将洪泽湖出水之处，再行挑浚，令其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至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有河形，宜更加挑浚，使通运料小河，俾商民船只皆可通行，即漕船亦可挽运，为利不浅矣。”〔43〕康熙下谕立停溜河套工程，经反复察视、研究，命挑浚洪泽湖出水口，加宽加深，使清水畅流，以达溜河套工程之效。〔44〕二十一日，康熙帝命自曹家庙回清口，将沿途所立标杆尽行撤去，百姓欢呼雀跃。康熙帝到清口登舟回銮。
这次南巡，康熙帝对河工善后处理完毕。四月二十二日，返回京师畅春园。
康熙帝以民为本，实心求治，他亲临河工，指授方略，经过几十年的治理，两河安宁，漕运无阻，人民安居乐业，这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康熙帝一生南巡凡六次，往返供仪，悉发内帑，还曾要求“预饬官吏，勿累闾阎。”（（（康熙帝以后，乾隆帝也进行过六次南巡，然而他坐享其成，崇尚浮华，好大喜功，为游遍江南锦山绣水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其目的与作用皆不可与其祖父同日而语。）））
二、 乾隆六下江南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准备工作早一年就着手进行，由一位亲
乾隆南巡路过的烟雨楼[8]王督办此事，勘察路线，整修名胜，兴建行宫。南巡前还装模作样地告诫地方：“力屏浮华”、“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南巡路线确定为：渡黄河后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至杭州。过嘉兴时指名要上烟雨楼。 正月十三，首次南巡由京师出发，同行的有皇太后钮祜禄氏、皇后嫔纪，还有随从大臣、侍卫人员，达2000余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沿途地方官吏深知乾隆讲究排场玩乐，争相逢迎，布置行宫，陈设古玩，采办各种名肴特产，更乘机向百姓敲诈勒索，大饱私囊，搞得民间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乾隆对地方官吏的奉承献媚，不仅不加阻止，反而重金奖励，凡建有行宫的，各“赏银二万两充用”。二月，乾隆抵达苏州吴江，嘉兴知府早—日就率领地方官员出境迎驾，不敢怠慢。[8]
第二次南巡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年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起銮出京，开始第二次南巡。到了无锡以后召见了无锡学者顾栋高。[9] 金廷标乘乾隆南巡之季，以献《白描罗汉图》册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旋入宫供职。[10] 同年二月五日到达天妃闸，阅龙木；二月十三日，到达范仲淹高义园；二月二十日，到达苏州，又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在嘉兴和石门镇阅兵；二月二十七日，奉皇太后到达杭州；三月十八日，到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四日，到徐州阅视河工，降旨截流漕粮，又将积欠的种子、口粮全部免去；四月五日，到孙家集阅视堤工，命令将河堤改用砖砌；四月六日。到荆山桥、韩庄闸巡视；四月十日，到达曲阜，拜谒孔林；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圆明园。同年，乾隆命人编著《南巡盛典》所未辑录者，该书较详细地记录了乾隆帝第二次出巡前及南巡途中所发布的谕旨。对其南巡的主要活动亦逐日有所记载。[11]
第三次南巡古代钱塘江口江流海潮的出入有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三个口门。如果海潮趋向北大门，则海宁一带的海潮首当其冲；趋向南大门，则绍兴一带的海塘坐当其险；唯有主流走中小门，南北两岸才少有海潮之灾。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信告急。一旦海宁一带的大堤被冲毁，那么临近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将会被海水淹没。因此，乾隆皇帝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时，亲临海宁勘察。[12-13]
乾隆第四次南巡正月十六日，乾隆奉皇太后从北京启程，行至山东德州府时，赏给前来接驾献诗者各大小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14] 二月初八，乾隆由山东入江苏境，在宿迁顺河集减去部分扈驾兵丁和大部分随行车辆，然后在徐家集渡过黄河。乾隆在黄淮交汇的清口巡查河务，从此开始乘船沿运河行驶船队由京口渡过长江，二月二十五日，乾隆驻跸苏州府，赏给六班拉纤河兵（每班600人）各一月钱粮。乾隆在苏州游览各处园林，又陆行至灵岩山游玩，前后八天。
闰二月初三，乾隆由苏州出发，继续沿运河前行，至嘉兴右门镇后，乾隆舍舟骑马前往海宁阅视海塘，而后重新登船。初七日，乾隆到达此行的终点杭州。乾隆在杭州登观潮楼检阅福建水师，游览西湖美景，题诗作赋，好不快活，竟一住12天。闰二月十九日，乾隆奉太后回銮。二月二十三日至苏州府，乾隆十分喜爱苏州风光，又游玩六天，才依依不舍的离去。乾隆至镇江后，两次奉太后渡江，游览长江中的名胜金山和焦山。[5]
三月初三，乾隆从长江登陆至江宁府（今南京）驻跸，并亲诣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奠酒致祭，还参观织造机房。三月初十，乾隆离开江宁，由七里港奉太后渡过长江，然后由江浙运河回返 。三月十九日，乾隆至黄、淮、运三河交界的清口，查看洪泽湖高堰大坝后渡过黄河。[5]
以往至顺河集时，乾隆酒舍舟登陆了，但这一次他仍然同皇太后一道继续乘船，由济宁、临清至德州。 四月十三日，乾隆由德州上岸，皇太后则走水路回京。四月二十一日，乾隆先到北京，四天后皇太后也回到北京.此次南巡从正月十六日出发，至四月二十五日太后返京，共计四月有余（其中二月为闰月），总数126天，为六次南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
第五次南巡时乾隆已70岁，据传出发前他盘算着烟雨楼顶多只能再来—次了，因为千里劳顿，体力已吃不消。前几次皇太后都来了，这次就没能同行。还有个重要原因，康熙也只有六次南巡，晚辈是不能超过祖宗的。
第六次南巡
乾隆帝第六次南巡时已是74岁的老人了，他的勤于政事、崇尚务实和好大喜功、奢侈浪费都叠印在他南巡的履痕足迹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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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下江南

清朝的乾隆皇帝，不过是不是戏说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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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六下江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