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说明了什么？(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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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昌辉杀了杨秀清一家老小，以及部下2000多人，又杀了石达开一家，虽然最后韦昌辉被处死，但是石达开率领精锐出走，太平军由盛转衰了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通心合力，建立了与清王朝根本对立的革命政权，若没有天京事变，中国的近代史将会重写。天京事变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洪秀全负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杨秀清居功自傲，是事变的祸首，也有人认为韦昌辉是阶级异己分子，是他假造洪秀全密旨，回京夺取最高领导权。而实际上天京事变绝不是偶然的，仅从某一个人身上找原因是不妥的，诚然，洪、杨、韦等领袖人物的性格、作风对天国的成败有重要影响，但仅凭他们的主观意志，决不会创造一个太平天国政权，也不会毁灭一个政权。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产生，农民阶级又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思想来源决不会离开封建性的东西，天国的领袖们出身小生产者家庭，虽然他们都有推翻封建制度的愿望，但小农经济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力量，不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不能抵制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蚀，他们所建立的带有军事性的革命政权本身就与封建政权不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洪秀全虽然吸收了《劝世良言》中的一些东西，但他的思想从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他鼓励士兵“目下虽苦楚些，后来自有封地”“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男着龙袍女插花”等等，这不是封建性的东西是什么？从他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实行的一些措施来看，也有很大封建性，他们制礼、乐，设立王侯、将相等一系列封建等级，以后这些等级越来越多，名称越来越复杂，领导集团的办事程序也与此作了相应规定，与以前的朝廷几乎无异。在拜上帝教成立时，他们的队伍就是由各个山头而组成，革命前期，他们尚能同心协力、和平相处，但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想建立一个“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洪氏王朝，想方设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而早在起义酝酿阶段，杨秀清便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这就使洪秀全很难大权独揽，凡具本章，先经杨秀清审阅，再由洪秀全批定，这种制度在革命前期能更好发挥领导集团的作用，但到了后期争权夺利时，又成了他们专权的障碍，因此他们的矛盾不断激化。韦昌辉的权利虽不及杨秀清大，但他认为在组织起义时曾为太平天国捐献了大量财产，为革命作了很大贡献，定都天京后对掌握实权的杨秀清日益不满，但又不敢触及杨秀清，这种矛盾日益加深，一俟时机成熟便除掉他，洪秀全密诏正是除掉他的绝好机会，便趁机围攻天王府，杀害天国将士两万多人，给天国造成了重大损失。究其原因不过是封建思想在作怪，为了自己能有更大的实权，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我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对历代农民起义都有很大影响，农民建立的政权不是最后被消灭，就是演变为封建政权，秦末的陈胜、吴广，明代的朱元璋等建立的政权都是这样，随着胜利成果的不断扩大，生活上日益腐化，原有的朴素的农民意识越来越模糊，对广大贫苦人民的阶级感情越来越淡薄。当初领导集团和将士都是兄弟姐妹关系，随着政权的日益封建化，变成了君臣、君民关系，洪秀全说“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典型的封建君王形象，此时的天国政权已经蜕化，他们几乎与过去的封建君臣没有什么区别了。

　　可以看出，天京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封建思想意识造成的，他们的这种封建伦理道德并非表明是对农民阶级的蓄意背叛，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必然使他们重蹈历史的覆辙，他们仅仅在狭小的范围内寻求美好的生活，即使不发生天京事变，也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革命不会成功。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危害是巨大的，直至最后的败亡，太平天国也没能回复到事变前的盛况。但毫无疑问，之所以会出现天京事变，最主要是洪秀全、杨秀清矛盾一步步激化的结果。在这对主要矛盾激化的过程中，又涉及杨秀清与诸王的矛盾、洪秀全与诸王的矛盾、以及诸王之间的矛盾。其矛盾的内容都是为争夺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力。也就是说，这些矛盾都是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由于处理方式不佳，演变成了敌对的对抗性的矛盾。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应该看到，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属于旧式农民起义的范畴。当时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迫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不能正确地科学地处理革命队伍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在胜利面前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至于私欲膨胀，以内讧的方式去争夺权力，最终造成革命的失败，这在以往农民革命中也屡见不鲜。

　　可以参考的文献：
　　http://bbs.chicheng.net/viewthread.php?tid=15793149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0404/12214619_1.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6485451.html

　　http://jds.cass.cn/Article/20071106170036.asp

新人新兵新鲜事(6)
2008年12月22日16时03分 来源： 中安在线

他于1843年创立了拜上帝教，以宗教作为理论指导，进行农民起义的准备。经过8年准备，终于在1851年1月11日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起义最初，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都是由非常有才干的人组成的。有烧炭工出身的东王杨秀清；有一贫如洗的西王萧朝贵；有私塾出身的南王冯云山；也有地主出身的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这些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杨秀清组织才能惊人，治军严整，善于智谋胜敌，威信极高；

萧朝贵勇敢刚强，打起仗来不要命，身先士卒，冲锋第一；

冯云山多谋善断，一直是洪秀全的军师，是太平天国运动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韦昌辉为人仗义，作战凶猛；

石达开文武兼备，曾率部夺武汉，围南昌，大败曾国藩的湘军，打得曾国藩几次想跳水自杀。

即便后来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力量严重内耗，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死于内部火拼，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远征，一代英才毁散殆尽，但是洪秀全还能及时选贤任能，如先后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封年轻将领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赖文光为遵王，领兵打仗。

比如：洪仁玕虽然是洪秀全的堂弟，但是却与洪秀全、冯云山一起创立了拜上帝教。只是后来未能赶上金田起义队伍，避难香港。1859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化名改装，长途跋涉，回到南京。受封任职后，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资本主义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充分显示了他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政治头脑。在军事战略决策中，也表明他是有才能有谋略的。

陈玉成也出身于一贫如洗的农民，比洪秀全小26岁，金田起义时，他才14岁，就参加了太平军；李秀成也是农民出身，家里穷，也是金田起义的元老。这两个人在作战中勇猛善战，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指挥上的两根支柱。他们数解天京包围，在安徽、江西、湖北、江苏、浙江扩张太平军势力，争城夺地，为巩固天京、挽救危机作出了很大贡献。

赖文光也是金田起义的元老。他在太平天国最困难的时刻，奉命招兵，为开辟西北战场、保卫天京尽心尽力，功勋显著。天京失陷后，他率部在江北联合捻军，英勇顽强，继续坚持战斗了近四年。

这些名将除洪仁玕和萧朝贵以外，没有洪秀全的亲属。

这说明什么？

在人类各个领域里，还没有任何领域的风险性要比战争这个领域大。克劳塞维茨说得好：“战争无外乎是强迫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既然是暴力行为，就意味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战争不是儿戏，战争不是演习，错了还可以重新再来。战争的高风险、快节奏、高压力的特点，决定了不允许你失误，一旦在战争中犯中错误，甚至连弥补错误的机会都不会有。

因此，太平天国前期，在这些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领袖们还在打江山的时候，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可能在用人上有太大的过失。换句话说，小的过失可能有，但是用人的基本路线不可能错。这就是：不以资历取人，不论亲疏，惟才是用，凭战功领赏。

新人新兵新鲜事(7)
2008年12月22日16时02分 来源： 中安在线

然而，农民运动的衰落与他的成功一样，几乎是同样地迅速。这是由这个阶级的特点所决定的。下面我们通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用人问题的失误，来看看这个问题。

2、后期用人多疑猜忌，任人唯亲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分为“佃变”与“民变”两种。“佃变”是贫苦的农民活不下去了，铤而走险，举杆起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典型的“佃变”。

而“民变”则不然。“民变”的成份非常复杂，有农民，也有地主，还有官吏，他们起义不像“佃变”那样简单，往往是怀着对现状的不满，想通过剧烈的革命性运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心理，参加起义。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就是典型的“民变”。

“民变”的领导人通常不是贫苦的农民，而是富裕的农民、知识分子，甚至是地主和官吏。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场“民变”性质的农民大起义。

由于“民变”性质的农民起义的这个特点，所以，只要沾上“民变”这个特点的农民大起义，一旦夺取政权后，生活现状往往得到了改变。于是，几乎是立即走向他的反面，开始放下他们打出的追求“平等”的口号，转而谋求享乐。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打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后，洪秀全带头搞特权，搞腐败。大修宫殿，广纳美女，要不是太平天国那帮人还不会阉割术，抓到一群幼童都给弄得感染而死，洪秀全身边也会像皇帝一样，有太监了。

上行，下就效。杨秀清、韦昌辉等等一批高级官员也追求享乐。然而，想享乐，就要有钱，而在封建体制下，想要作威作福，就要有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于是，进了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就开始争权夺利。杨秀清被封为“九千岁”还嫌小，还要争那个只有一个位置的“万岁”，挑战洪秀全的权力。

这个争权夺利的后果，就是发生了1856年的天京内讧。

杨秀清、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均被洪秀全杀掉。而从这以后，洪秀全就认为，凡不是姓洪的人当王，就不能信任，开始对异性大加猜忌，逼走了翼王石达开，封他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

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天国的权位排名是这样的，天王洪秀全之下：第一是幼西王萧友和（萧朝贵之子，洪秀全外甥），第二是洪秀全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第三是洪仁玕，第四是驸马钟姓（钟万信）、黄姓（黄栋梁、黄文胜），第五是陈玉成，第六是李秀成。陈玉成牺牲后，实际上，在天朝领导核心中只有李秀成一人是非亲之人，其余都是洪氏亲属。

即便是李秀成，也是一直被猜忌。

忠王李秀成是一代名将，在太平天国最后几年的军事斗争中，李秀成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没有被洪秀全所完全信任。洪秀全对他十分提防，担心李秀成会率部反叛，所以，暗中分削李的兵力。还几次把李秀成从抗敌前线调回天京，造成军事上不应有的损失。甚至到了李秀成为了表白心迹，不得不把老母、妻子留在天京为质，而赶回前线指挥。

这种“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王”的不良倾向，使得人心不服，“各有散意”，极严重地破坏了人才凝聚力。太平天国后几年，屡有中下级的太平军将领叛变。究其原因，除了叛变者的主观因素外，洪秀全的“信人不实”是使人心寒、促将士离心的重要客观因素。

越是感觉部下离心力大，越是想通过高官许诺以增强凝聚力。结果在用人问题上，洪秀全又滥封王。天国后期五六年，洪秀全竟然封了2700多个王，封王之多，令人吃惊。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起到激励人才的作用，反而败坏了风气，使得奖赏不明，正邪不分，行无规范，学无样板，人心不平，“战守各不争雄”，极大地影响了起义者们的积极性和奋发向上的战斗热情。

经验与教训，就像两只手，捧起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最终并没有跳出落后意识和体制画上的怪圈，进而使他所领导的那个所谓的“天国”，正像李秀成所总结的那样“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

人才使用问题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一个事业的兴与衰。这就是洪秀全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小农经济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济不能形成坚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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