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故事
摩罗什，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
不负如来不负卿里写的那个。
释灵裕（公元517-605年）,内外兼通之义学僧人。原籍定州巨鹿曲阳（今河北西部）人，生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俗姓赵,幼年即有异行意人。每见沙门，心生敬仰。
真谛，天竺僧人。
智顗，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
慧远大师，中国东晋时人，居庐山，与刘遗民等同修净土，为净土宗之始祖。
释道安，佛图澄的弟子。南北朝时代著名高僧，净土宗初祖慧远之师。
佛图澄，西域人，本姓帛氏。嗯，他有很多出名的徒弟。
1、喜欢当和尚的梁朝皇帝萧衍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汤用彤先生总结说；“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更为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身体力行。
据载，梁武帝到了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饮，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50岁时，他又断绝房事，远离嫔妃。平时，他穿的是极朴素的便服，不喝酒．不听音乐。除非是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守持佛教戒律的信徒。
梁武帝佛学造诣很深，广交当时的著名有道高僧，这开了帝王的先例。他还主持并亲手编辑并注释佛经，多次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举行法会等等。佛教传入日本、朝鲜，也在这个时期。梁武帝还四次入寺舍身，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
最短的一次是四天，第四次最长，有51天，“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这在史料上有记载。
2、亡国皇帝陈叔宝——专宠丽华
张丽华艺貌双佳，她发长七尺，黑亮如漆，光可鉴人。并且脸若朝霞，肤如白雪，目似秋水，眉比远山，顾盼之间光彩夺目，照映左右。更难得的是，张丽华还很聪明，能言善辩，鉴貌辨色，记忆特别好。
当时百官的启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两人初步处理后再送进来，有时连蔡、李两人都忘记了内容，张丽华却能逐条裁答，无一遗漏。起初只执掌内事，后来开始干预外政。
“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到了国家大事也“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的地步。后宫家属犯法，只要向张丽华乞求，无不代为开脱。王公大臣如不听从内旨，也只由张丽华一句话，便即疏斥。因此江东小朝廷，不知有陈叔宝，但知有张丽华。
3、田园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在那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坏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
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
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4、祖逖中流击楫
自从匈奴人占领中原，北方有许多人避难到南方来。刘琨的好友祖逖也带了几百家乡亲来到淮河流域一带。在逃难的行列中，祖逖主动出来指挥。
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有病的坐，自己的粮食、衣服给大家一起吃用。大家都十分敬重他，推他做首领。到了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祖逖手下已经有一批壮士。
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北方人，希望祖逖带领他们早日恢复中原。当时，司马睿还没有即皇帝位。祖逖渡江到建康，劝琅琊王司马睿说：“晋朝大乱，主要是由于皇室内部自相残杀。
使胡人乘机会攻进了中原。现在中原的百姓遭到敌人残酷迫害，人人想要起来反抗。只要大王下令出兵，派我们去收复失地。那么北方各地的人民一定会群起响应。”
5、王羲之东床坦腹
郗鉴在京口的时候，派遣使者给王导带信，想在王氏子弟中找个女婿。王导对郗鉴的使者说：“你到东厢房去随意挑选。”
使者回去以后，对郗鉴报告说： “王家的儿郎们都不错，听到来挑选女婿，个个都很矜持，只有一个在东面的床上露着肚皮躺着，好像啥也没听到。”
郗鉴说：“那就是这个了。”询问之下，这个人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自己的大女儿郗璇嫁给了王羲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魏晋南北朝人物故事
范缜少年时，家境贫寒，学习条件不好。但他刻苦用功，20多岁忆成为博学多才、很有名气的学者了。齐朝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如果没有因果报应，世上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指着大树上盛开的花朵说：“人生好比树上的花，有的落在厅堂，有的吹进茅坑，完全是偶然。”这个生动的比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梁武帝发动这贵人60多人，写了70多篇文章反驳范缜，也没能将他驳倒。
统治者对范缜硬压不行，就企图以高官厚禄打动范缜。萧子良派人对范缜说：“像你这样的才能，还怕做到中书郎那样的高官，何苦固执已见，阻碍自己的前途？”范缜大笑道：“假如我出卖自己的观点去求个官职，岂止是一个中书郎，早就当宰相了。”
2、梁武帝与佛教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
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他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述三教诗》，《广弘明集》卷三十一)。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隋书·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经籍志·道经》，《隋书》卷三十五)。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这也许说明，他虽然已经颁布了事佛诏，实际上还未真正彻底放弃道教。但总的来说，颁诏以后，他是以事佛为主的(此诏的真实性，在学术界是存疑的，但无论其真伪，萧衍的奉佛则是事实)。
萧衍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盘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
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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