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诗作欣赏

徐志摩的诗以及赏析~

《 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此诗写于1924年12月30日。发表于1925年1月17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6期。
诗人徐志摩在他的《猛虎集》序文中写道：“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深成的一片。”如果把徐诗中《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和《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以下简称《雪花》、《康桥》、《风》）放在一起，它们正好从这样的角度展示了诗人写作的连续、希望与理想追寻的深入。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比较，因为这三首名篇风格之一致，内在韵脉之清晰，很易令人想到茅盾的一句话：“不是徐志摩，做不出这首诗！”（茅盾《徐志摩论》）
徐诗中表现理想和希望感情最为激烈、思想最为激进的诗篇当推《婴儿》。然而，最真实传达“一个曾经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猛虎集》志摩自序）诗人心路历程的诗作，却是上述三首。在现代主义阶段，象征不仅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诗人朝向一生信仰的心路历程是一个纷繁的文学世界，其中曲折的足迹读者往往需追随及终点方恍然大悟。胡适之在《追忆志摩》中指出：“他的人生观真是一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新月》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是的，徐志摩用了许多文字来抵抗现实世界的重荷、复杂，在现实世界的摧毁面前，他最终保持的却是“雪花的快乐”、“康桥的梦”及“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的无限惆怅。如果说现代诗的本质就是诗人穿越现实去获取内心清白、坚守理想高贵（传统诗是建筑于理想尚未破裂的古典主义时代的。），那么，我们不难理解人们对于《雪花》、《康桥》和《风》的偏爱。
《雪花的快乐》无疑是一首纯诗（即瓦雷里所提出的纯诗）。在这里，现实的我被彻底抽空，雪花代替我出场，“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但这是被诗人意念填充的雪花，被灵魂穿着的雪花。这是灵性的雪花，人的精灵，他要为美而死。值得回味的是，他在追求美的过程丝毫不感痛苦、绝望，恰恰相反，他充分享受着选择的自由、热爱的快乐。
雪花“飞扬，飞扬，飞扬”这是多么坚定、欢快和轻松自由的执著，实在是自明和自觉的结果。而这个美的她，住在清幽之地，出入雪中花园，浑身散发朱砂梅的清香，心胸恰似万缕柔波的湖泊！她是现代美学时期永恒的幻像。对于诗人徐志摩而言，或许隐含着很深的个人对象因素，但身处其中而加入新世纪曙光找寻，自然是诗人选择“她”而不是“他”的内驱力。
与阅读相反，写作时的诗人或许面对窗外飞扬的雪花热泪盈眶，或许独自漫步于雪花漫舞的天地间。他的灵魂正在深受囚禁之苦。现实和肉身的沉重正在折磨他。当“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令他唱出《雪花的快乐》，或许可以说，诗的过程本身就是灵魂飞扬的过程？这首诗共四节。与其说这四节韵律铿锵的诗具有启承转合的章法结构之美，不如说它体现了诗人激情起伏的思路之奇。清醒的诗人避开现实藩篱，把一切展开.


《沙扬挪拉一首——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写于1924年5月陪泰戈尔访日期间。这是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首。《沙扬娜拉十八首》收入1925年8月版《志摩的诗》，再版时删去前十七首（见《集外诗集》），仅留这一首。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的音译。
1924年5月，泰戈尔、徐志摩携手游历了东瀛岛国。这次日本之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回国后撰写的《落叶》一文中，他盛赞日本人民在经历了毁灭性大地震后，万众 一心重建家园的勇毅精神，并呼吁中国青年“Everlasting　yea！”——要永远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
这次扶桑之行的另一个纪念品便是长诗《沙扬娜拉》。最初的规模是18个小节，收入1925年8月版的《志摩的诗》。再版时，诗人拿掉了前面17个小节，只剩下题献为“赠日本女郎”的最后一个小节，便是我们看到的这首玲珑之作了。也许是受泰戈尔耳提面命之故吧，《沙扬娜拉》这组诗无论在情趣和文体上，都明显受泰翁田园小诗的影响，所短的只是长者的睿智和彻悟，所长的却是浪漫诗人的灵动和风流情怀。诚如徐志摩后来在《猛虎集·序文》里所说的：“在这集子里（指《志摩的诗》）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不过这情实在是“滥”得可以，“滥”得美丽，特别是“赠日本女郎”这一节，那萍水相逢、执手相看的朦胧情意，被诗人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诗的伊始，以一个构思精巧的比喻，描摹了少女的娇羞之态。“低头的温柔”与“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两个并列的意象妥贴地重叠在一起，人耶？花耶？抑或花亦人，人亦花？我们已分辨不清了，但感到一股朦胧的美感透彻肺腑，象吸进了水仙的香气一样。接下来，是阳关三叠式的互道珍重，情透纸背，浓得化不开。“蜜甜的忧愁”当是全诗的诗眼，使用矛盾修辞法，不仅拉大了情感之间的张力，而且使其更趋饱满。“沙扬娜拉”是迄今为止对日语“再见”一词最美丽的移译，既是杨柳依依的挥手作别，又仿佛在呼唤那女郎温柔的名字。悠悠离愁，千种风情，尽在不言之中！
这诗是简单的，也是美丽的；其美丽也许正因为其简单。诗人仅以廖廖数语，便构建起一座审美的舞台，将司空见惯的人生戏剧搬演上去，让人们品味其中亘古不变的世道人情！这一份驾诗驭词的功力，即使在现代诗人中也是罕有其匹的。而隐在诗后面的态度则无疑是：既然岁月荏苒，光阴似箭，我们更应该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每一寸人生！
[偶　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①写于1926年5月，初载同年5月27日《晨报副刊·诗镌》第9期，署名志摩。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老瞎子的唱词。

能把“偶然”这样一个极为抽象的时间副词，使之形象化，置入象征性的结构，充满情趣哲理，不但珠润玉圆，朗朗上口而且余味无穷，意溢于言外——徐志摩的这首《偶然》小诗，对我来说，用上“情有独钟”之语而不为过。 诗史上，一部洋洋洒洒上千行长诗可以随似水流年埋没于无情的历史沉积中，而某些玲珑之短诗，却能够经历史年代之久而独放异彩。这首两段十行的小诗，在现代诗歌长廊中，应堪称别备一格之作。 这首《偶然》小诗，在徐志摩诗美追求的历程中，还具有一些独特的“转折”性意义。按徐志摩的学生，著名诗人卡之琳的说法：“这首诗在作者诗中是在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卡之琳编《徐志摩诗集》第94页）新月诗人陈梦家也认为：“《偶然》以及《丁当－清新》等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两期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纪念徐志摩》）。的确，此诗在格律上是颇能看出徐志摩的功力与匠意的。全诗两节，上下节格律对称。每一节的第一句，第二句，第五句都是用三个音步组成。如：“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壳，”每节的第三、第四句则都是两音步构成，如：“你不必讶异，”“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音步的安排处理上显然严谨中不乏洒脱，较长的音步与较短的音步相间，读起来纡徐从容、委婉顿挫而朗朗上口。 而我在这里尤需着重指出的是这首诗歌内部充满着的，又使人不易察觉的诸种“张力”结构，这种“张力”结构在“肌质”与“构架”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意向”与“意向”之间诸方面都存在着。独特的“张力”结构应当说是此诗富于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 所谓“张力”，是英美新批评所主张和实践的一个批评术语。通俗点说，可看作是在整体诗歌的有机体中却包含着共存着的互相矛盾、背向而驰的辨证关系。一首诗歌，总体上必须是有机的，具各整体性的，但内部却允许并且应该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张力。充满“张力”的诗歌，才能蕴含深刻、耐人咀嚼、回味无穷。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歌才不是静止的，而是“寓动于静”的。打个比方，满张的弓虽是静止不动的，但却蕴满饱含着随时可以爆发的能量和力度。 就此诗说，首先，诗题与文本之间就蕴蓄着一定的张力。“偶然”是一个完全抽象化的时间副词，在这个标题下写什么内容，应当说是自由随意的，而作者在这抽象的标题下，写的是两件比较实在的事情，一是天空里的云偶尔投影在水里的波心，二是“你”、“我”（都是象征性的意象）相逢在海上。如果我们用“我和你”，“相遇”之类的作标题，虽然未尝不可，但诗味当是相去甚远的。若用“我和你”、“相遇”之类谁都能从诗歌中概括出来的相当实际的词作标题，这抽象和具象之间的张力，自然就荡然无存了。 再次，诗歌文本内部的张力结构则更多。“你／我”就是一对“二项对立”，或是“偶尔投影在波心，”或是“相遇在海上，”都是人生旅途中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都以“二元对立”式的情感态度，及语义上的“矛盾修辞法”而呈现出充足的“张力”。尤其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一句诗，则我以为把它推崇为“新批评”所称许的最适合于“张力”分析的经典诗句也不为过。“你”、“我”因各有自己的方向在茫茫人海中偶然相遇，交会着放出光芒，但却擦肩而过，各奔自己的方向。两个完全相异、背道而驰的意向——“你有你的”和“我有我的”恰恰统一、包孕在同一个句子里，归结在同样的字眼——“方向”上。 作为给读者以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印象的徐志摩，这首诗歌的象征性——既有总体象征，又有局部性意象象征——也许格外值得注意。这首诗歌的总体象征是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诗题”与“文本”间的张力结构相一致的。在“偶然”这样一个可以化生众多具象的标题下，“云——水”，“你——我”、“黑夜的海”、“互放的光亮”等意象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构成，都可以因为读者个人情感阅历的差异及体验强度的深浅而进行不同的理解或组构。这正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易·系辞》）的“象征”之以少喻多、以小喻大、以个别喻一般的妙用。或人世遭际挫折，或情感阴差阳错，或追悔莫及、痛苦有加，或无奈苦笑，怅然若失……人生，必然会有这样一些“偶然”的“相逢”和“交会”。而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必将成为永难忘怀的记忆而长伴人生。不是我说笑日子。 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 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 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 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鸮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 我的口音象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 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象是毒药， 真理 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 蝎子的尾尖， 蜈松的触须； 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 比咒诅更狠毒， 比火焰更猖狂， 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 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 相信我， 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墓宫里， 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 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 我们一切的信心象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 我们手里擎着这迸断了的鹞线； 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 相信我， 猜疑的巨大的黑影， 象一块乌云似的， 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 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亲娘， 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 朋友变成了寇仇， 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 是的， 猜疑淹没了一切； 在路旁坐着啼哭的， 在街心里站着的， 在你窗前探望的， 都是被奸污的处女： 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鲜艳的荷花；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 浮荇似的， 五具残缺的尸体， 它们是仁义礼智信， 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 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 波涛猖獗的翻着， 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 贪心搂抱着正义， 猜忌逼迫着同情， 懦怯狎亵着勇敢， 肉欲侮弄着恋爱， 暴力侵凌着人道， 黑暗践踏着光明； 听呀， 这一片淫猥的声响， 听呀， 这一片残暴的声响； 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 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 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 ①《毒药》、《白旗》、《婴儿》均写于1924年9月底初载于同年10月5日《晨报 ·文学旬刊》，均署名徐志摩。《毒药》又载1926年《现代译论》一周年增刊

《徐志摩诗》收入了徐志摩各个不同时期创作的代表诗作多首。有：《草上的露珠儿》、《明星与夜蛾》、《望月》、《他眼里有你》等等。
1、《偶然》：徐志摩和林徽因在英国时相恋，然而回国后，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物是人非事事休，当爱已成往事，一切皆偶然。相传徐志摩再次遇到林徽因时，便作了此诗。

2、《致梁启超》1922年秋，徐志摩回国石破天惊地发表了《徐志摩离婚通告》，立即成了头号新闻，成了中国离婚第一人。一句“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将恩师梁启超的规劝置之脑后，活得认真执拗、潇洒自在。
他说：“爱情是我甘愿为之献身的宗教”，在有灵气、有才情的女子身上寄托了对“爱、自由和美”的理想追求，把对于爱情的幻想留给了林徽因，把激情和浪漫交给了十里洋场的陆小曼，唯独把所有的冷漠和残忍赐给了包办婚姻的张幼仪，多情薄情亦深情。
3、《沙扬娜拉》1924年5月，徐志摩陪泰戈尔访日期间所写，是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赠日本女郎）中的最后一首。沙扬娜拉即日语“再见”的音译。
徐志摩在《猛虎集·序文》里说：“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闻）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如此洒脱自由，纯真性灵，也只有徐志摩了。

4、《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1928年，徐志摩在经历种种挫折、痛苦与思索后所作。徐志摩一直在追求理想与美的状态，但他的爱情却永远处于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圣洁高贵之中，一旦接触到实际，幻想归于破灭。
1924年他在文学上大展才华时，感情却被林徽因无情斩断。四年后，他与陆小曼热烈深情，却也坎坷多舛，生活上的困窘，感情上的挫败，事业上的挫折，让这个纯真赤诚、自由洒脱的灵魂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迷茫。

5、《再别康桥》徐志摩悄悄地走了，正如他悄悄地来。有人说，他活出了真自我，一切心理与行为皆为“爱、自由和美”而生，爱恨分明；甚至也为自己选择的爱情和婚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林徽因写悼念文章说：“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简论徐志摩的诗歌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文章中略见一鳞半爪外，直至1981年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成集子发行。
　　徐志摩的诗歌出现在"五四"之后的中国诗坛上，时间大约为1922年。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的飞机不知何故（有一说是因浓雾所致）撞到了济南的开山上，人机俱毁。是时，年仅36岁。
　　徐志摩曾和胡适、陈西滢、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新月》诗歌月刊。闻一多先生关于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被公认为是"新月派"诗歌特色的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他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确乎太短暂了，而他竟留下了大量的著译，单单诗歌就有近150首之多！这些诗歌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列宁忌日-- 谈革命》）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① 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做文学鉴定，于判断文学遗产的取舍是极为有害的，那将使今天的学术研究趋于简单化、庸俗化、泡沫化，最终沦为过眼云烟。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能在新月派、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歌之间划上等号。新月派是由一群作家、理论家在其文章、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主要成员的政治态度亦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分化，最终道路各异。徐志摩虽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道路。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徐志摩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新月派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对他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再犯"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内容复杂 思想矛盾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是仅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很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
　　干什么来了？
　　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
　　在乌龙山下变粪？
　　--《俘虏颂》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多少也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对于徐志摩的思想核心，似有必要剖析一下。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②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徐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③ 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断言：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注脚就是他的"宣言"。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见《志摩的诗》）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对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耶稣、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Everlasting Yes）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他说："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Л·契尔卡斯基在其论著《中国新诗》中，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针对徐志摩的"宣告"，Л·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拚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灵魂的屏障，他的护照和进攻武器。"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也不能抹煞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尤为难能可贵。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有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政治上的偏见、立场上的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请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或许是情人）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那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美丽的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味。"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到此为止，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对此，捷克的汉学家普契克有一段评论很有意思，特辑录在此，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无补益。普契克写道："谁知道他能成为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情？但飞机中途失事，遇雾撞到了山上，于是这位未来能够给当代中国以语汇和韵律的人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唯一能建树这样的功勋的人。也许他的遭遇总的说来不是一件不幸？也许命运比我们对一个如此早逝的人的痛惜更为明智？因为谁能知道，从水上飘浮的柳絮，溪上小桥的绿影到马达轰鸣的工厂这段漫长的道路，一个人有没有力量走过？走过之后，能不能依然是位诗人？他有没有力量去征服十八世纪？从描写情人的扇子的格律诗，到刻划为了糊口而一天十二小时用瘦弱的肌肉同整个世界进行英勇超人的斗争的人力车夫，他能不能一越而过？……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但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但是这一切他不愿照老样子去写。他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新的语汇、新的形象。"④
　　瑕瑜互见 面貌各异
　　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如何看待这种特别强调艺术的现象，是分析、研究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键。
　　艺术品的产生，本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要创造艺术品，自然就得讲究艺术性，力争使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表现手法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特别是文学作品，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直接、详尽地传递着作家的思想感受，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此，在肯定文学作用的前提下，注意提高文学技巧和形成风格流派，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理直气壮的。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强调过头就容易走向反面。孤立地谈艺术，将艺术凌驾于思想内容之上，甚至认为追求艺术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最终和全部的目的，这就在客观上把严肃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结果，势必降低、削弱以至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通常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提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本人遭遇出发，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不仅毫无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蜚声世界文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是一个渴望战斗的鼓手。他的《自由颂》响彻愤慨的吼声：
　　唉，无论我朝哪儿观看，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
　　还有致人死命的法律的羞辱，
　　和奴隶们的吞声饮泣；
　　到处都是被偏见的浓雾
　　笼罩着的邪恶的权力。
　　然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人，常常爱引用他的另一首诗以为佐证，
　　不是为了生活的骚扰，
　　不是为了私欲，
　　也不是为了战斗，
　　我们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和祈祷！
　　稍一推究两诗形成的历史背景，便不难明白其原委：普希金写后一首诗时正受到沙皇和宪兵司令的特别"保护"。普列汉诺夫据此论证：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⑤ 我体会普氏的意旨是：在大夜弥天、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自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请看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 ……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儿们往哪儿飞？
　　…… ……
　　--《雁儿们》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茅盾语）
　　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人们为了多层次地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的作用是相近的。然而，各种艺术都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完全取代另一种艺术。就说"诗"与"歌"吧，这两个词常常联合使用，足见它们的关系之亲密。但细论起来，还是各有讲究的。诗是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将热烈跳荡的情感编织成思维形象，以引起阅读者心灵上的波动与共鸣，达到怡情寄慨的目的。歌则依靠高低、长短、强弱有机组合的旋律音响构造出听觉形象，即使没有歌词，单凭旋律，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某种情绪氛围，获得美的享受。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这个理论高出前人，自有其价值。但是，"诗"与"歌"毕竟各自为一门艺术，不承认这点，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创作中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加花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难怪不少人认为，《庐山石工歌》还不如它的附录来的动人哩。以此为鉴，多少也能看出，即使是诗这个比较讲究形式和技巧的文学品种，光有激情和技巧，轻视思想性的凝练与开掘，同样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品。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那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这对一个创作时间仅十年，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即或有几位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绝少有以野语村言入诗的。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写诗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今人目睹他留下来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义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这该是毋须多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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