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 怎样评价孙中山
主题：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内容：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不久又被袁世凯窜权，紧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孙中山去世后，又由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但它的建立又结束了清朝统治，这样的话我们又该怎样对他做出评价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把个人和时代区分开来。问题中所说的那些悲剧不是孙中山先生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和改变的。比如袁世凯窃取政权问题：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中国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外国干涉的结果。对于孙中山先生本人，我们要完全肯定他。****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三大伟人之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
1：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了终生。先生刚强不屈，连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先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为了维护之后的共和，从护法到北伐，孙中山先生时刻都没有停歇。
3、孙中山先生晚年更加进步，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国内第一次革命高潮的来临。他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分析孙中山个人的时候（分析别的历史人物也一样），要注意：
1：孙中山先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受当时的时代束缚。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要求人家，也不能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标准去衡量他。
2、孙中山先生推翻的封建专制制度，并不是封建制度整体。封建制度是随着封建土地制度的消失而彻底消失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封建专制制度灭亡了，但是中国的封建势力仍然在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1952年，中国才完全了土地改革。
1)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 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2)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荣膺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九月，应邀赴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不受薪金的义务医师。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他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一千四百四十两，租下草堆街八十四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转眼已是一八九三年初。时间恐怕已是深夜了，孙逸仙的同乡挚友、自号“杨四寇堂”主人的杨鹤龄依然谈兴正浓，边走边谈，执拗地把孙逸仙一直从水坑尾街青砖巷口的“杨四寇堂”陪送回草堆街。
当推开“中西药局”那扇半掩着的木门时，孙逸仙和杨鹤龄不由得都怔住了。在柜台上那盏煤油灯映照下，柜台前多了一副用床板临时凑合而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用破棉被包裹得严严紧紧的病人。虽然灯光微弱，他那因痛苦而扭歪的脸孔和密布的豆大的虚汗依然清晰可见。
扑地一声，一位白发苍苍的干瘦老人，突然从病人身边抢了过来，跪倒在他跟前，嘶声说：“求求孙大夫救治我这唯一的孙子。”
孙逸仙吓了一跳，慌忙双手把老人挽扶起来，劝慰说：“老人家不必如此，让我先看看令孙的病况，也许并不像您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杨鹤龄把老人扶在椅子上坐下，也帮着劝慰：“老人家不要慌，孙大夫医道高明，他的话是不会错的。”
孙逸仙解开病人的衣服，把听诊器按到他的胸腹部，凝神地谛听着，渐渐地，眉峰蹙成了一团，他陡地转过头来，目光严厉地扫向陪送病者前来的人：“病情不轻，怎么拖延到现在才送来？”
老人的两行热泪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们小户人家，吃不起西药，看不起洋大夫啊！没奈何，只好求一位看过点医书的街坊开个药方，胡乱抓两剂中药给他吃，却不见好转，反而越病越重。看他病成这个样子，疼痛稍见轻些，又挣扎着爬起来到鱼栏当小工，我心中犹如刀割，可总得挣钱糊口！众街坊看着不忍，凑了几块钱，劝我送他到洋大夫那儿看看。谁知那西洋鬼存心讹诈，这里敲敲，那里摸摸，给了几片药片，一次就收诊金药费整整五元。那西洋鬼还说，这病得开刀，动大手术。这……我倾家荡产也筹不了那么多银两啊！”
孙逸仙心里十分难受。他出生于农家，他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板樟堂街学过裁缝，当过鞋匠，成亲后才在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定居务农。为了生计，常携年幼的孙逸仙往返于香山与澳门之间。因此，孙逸仙从小便对澳门和旅澳的香山乡亲，怀着一种仅次于乡土的特殊情感。特别是，此番他赴澳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开办中西药局，对贫病者赠医赠药，正是为了贯彻他“以家堂为鼓吹革命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初衷。如今，眼看躺在担架上的病者生命垂危，他能不伸出救援的手吗！
他先是详细地问了症状，重又听诊了一会，然后从药箱里取出几粒药片，让病人用凉开水送服下，这才脸色凝重地缓缓地说：“病人浮肿、虚脱，时有惊悸之象，且有血尿史，这是中了尿毒所致。最可虑的，是他很可能患了肾结石和泌尿系统感染的并发症。
孙逸仙沉吟片刻，终于作出了决定：“刚才我给他服的药，只能减缓一些症候，治标不治本。这样吧，明天不必再送他来了，我到你家走一趟，补作些必要的检验，如有必要，就送去镜湖医院留医，动手术。”
“夜深了，回去好好睡一觉，一切会好起来的。”
孙逸仙俯到病人耳边，柔声安慰着。
听孙逸仙的意思，好象没提到诊金，老人那颗悬着的心却还没能放下，怕耳朵不灵听漏了。他悄悄地扯扯杨鹤龄的衣角：“孙大夫看一次病，诊金多少？”
杨鹤龄笑笑，竖起两只手指。
老人吃了一惊：“两元？”
杨鹤龄摇了摇头。
“二十元？”老人连眼睛都睁圆了。
“不，是两角钱。”见老人家吓成那个样子，杨鹤龄连忙更正。
“像老人家这样家境的病者，我向来是分文不取的。”当老人家终于抬起头来时，孙逸仙已经换过一杯热茶，端到他的面前了……
翌日中午，按着二伯公——这就是人们对那位老人家的称呼――的地址，孙逸仙在望厦村的一间残旧不堪的房子里，找到了他们爷孙俩。
孙逸仙举头四顾，在二伯公那空荡荡的破屋里，见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只见墙角斜靠着一根竹杠，地上一堆散发着鱼腥味的粗麻绳。
最令他疑惑不解的是，二伯公这人，虽然形容枯槁，脸上爬满了饱经忧患的皱纹，浑身上下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书香世家特有的儒雅风度。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仁人之心，何尝不善！可惜难以办到。今天么，咳，更休提了。”说到时下的国计民生，老人只是摇头叹息。
“那又为什么呢？”孙逸仙热切地问道。
“为什么？豺狼当道，社鼠横行。当今崇尚的，不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吗？”
孙逸仙心里陡然一震。当年，他在书院读书时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曾觉得它似乎很有道理，对饱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同时，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把生物进化中的一般规律，引伸到人类社会中又不尽恰当。到底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儿？终于，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了：只有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才能使中华古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重放异彩。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孙逸仙重又经历了一遍当年痛苦思索的整个过程！老人那一番话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位青年学生的口，或许不会引起他这么大的感触。可是，眼前这么一位满腹“子曰诗云”的老人，他怎会如此熟悉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达尔文著作呢？
孙逸仙问道：“二伯公，像您这么一位博古通今的儒者，怎么会流落到这般地步的？莫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怎么膝下无儿，只留下这么一个独苗苗孙子？”
二伯公长叹一声，说：“老朽一生坎坷，那倒不必说了。文章憎命达，自古皆然。你看屈子、贾生、司马太史,哪一位不是空负补天之才，而不得其用的！区区如我辈，又何足道哉！只可惜稚子无知，误交匪人，受骗卖身，沦为‘猪仔’（广东人对到外国谋生当代契约华工的俗称），糟糠难熬，媳妇改嫁，这才贻我邓攸之痛啊！”
沉甸甸的灰色天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下起纷纷扬扬的小雨，一股寒意从孙逸仙心里透发出来。
孙逸仙慨然说道：“二伯公，请放心，阿成（二伯公孙子的名字）的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您约同街坊把他送到镜湖医院留医，过几天我给他动手术，把‘沙淋’（广东人对肾结石的俗称）割掉，还您一个健康完好的孙儿。至于诊金、药费，您就不必操心了。”
告辞时，孙逸仙紧握着二伯公枯瘦的手，恳切地说：“二伯公，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时代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一股凛然正气磅礴其间。古贤人的话不会白说，‘天下为公’的理想终究要实现的。”
孙逸仙把话说得很慢、很轻，但每字每句，都蕴涵着充沛的力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难以分清：他是在告慰老人呢，还是在鞭策、勉励自己……
其实，当孙逸仙毅然决定义务做这例手术时，他是深知道这并不仅仅是关乎一个垂死病者的安危的。那天晚上，在“杨四寇堂”，杨鹤龄就曾担心地提醒他说：
“这里的一些葡籍西医，对你妒嫉得很哩，恨你在镜湖医院主刀，打破了他们在澳门的一统天下；恨你开设中西药局，赠医赠药，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听说他们唆摆澳门当局出面，要限制你的行医哩！”
“医者父母心，但求实现我‘救国工作自救人开始’的主张，我又何惧乎区区几个庸医的忌恨。”孙逸仙记得，那天晚上，他是这样回答挚友善意的提醒的。
是的，无论是镜湖医院院方、少数对孙逸仙心怀忌恨的葡医，甚至消息灵通的市井小民，对这例手术的关心早已远远超越这例手术本身。孙逸仙是华人主办的镜湖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西医，这例手术是院方设立西医室后的第一例大手术，今年又正值医院落成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院方对这例手术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肾乃五脏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器官。孙逸仙到底能不能在这禁地上顺利开刀，为全澳门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呢？即使是与二伯公一家毫不相关的市井小民，也不由得寄与极大的关注。
时钟当当地打过九点，整座镜湖医院都笼罩在一片异乎寻常的肃穆中。在这座典型的中国古祠堂式的建筑物里，无论是候诊室、院旁的通道、甚至院门外，都挤满了各种职业、各种服饰、怀着各种心情前来的人。
而在手术室里，那种极度的紧张，简直令空气也停止了流动。孙逸仙正在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尚未露面。躺在轮床上的患者，已由护士小姐推送到手术室正中。镜湖医院的总理们，远远地环坐在手术台周围。二伯公拼死拚活也要进来，却被老街坊搂住，拦在门外，怕阿成万一有什么好歹，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突然，通往内室的白门帘无声地抖动了一下，全部的视线立刻朝那儿聚集。门帘掀动处，孙逸仙身穿白罩衣，戴着大口罩、乳胶手套，径直地走过来了。
迈着稳重的步伐，孙逸仙走进了手术室。他那沉着的大将风度，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使得身材矮敦的他，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后，在旁人眼中，显得修长了许多。那英俊而略带清癯的脸，虽然被大口罩遮掉了大半，明亮的眼睛却更具神采，在手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给人以一种可把生命付托给他的安全感。
在孙逸仙背后，站着从香港专程赶来、自愿为他当助手的康德黎博士。他们师生俩的关系也真特别，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课堂上，康德黎是孙逸仙的老师；而在另一方面，康德黎却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学生的品格所倾倒。多年以后，康德黎是如此向别人解释的，他说，孙逸仙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使人们时刻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力量，一种吸引人们愿意亲近他的磁性。”
康德黎主动提出给孙逸仙当助手，一点也不意味着他对孙逸仙不放心。不，对这位得意门生，他认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此刻，他要看的是孙逸仙如何准确、干脆利落地下刀。那心情，恰似一位艺术家在欣赏另一位艺术家的精心杰作。
围观者屏气息声，注视着孙逸仙以极其熟练的手法，剖腹取肾石……直至手术后在创口上缝合了最后一针。
护士小姐把孙逸仙从病者肾中摘除的结石，用洁白的搪瓷盆盛着，托送到围观的总理们的面前。这枚形如鸡卵的肾石，重一两七钱多！
大喜之下，人们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听到从喉咙底发出的压抑不住的欢呼。因为怕惊扰病者，总理席上的声音是压得低低的，就像一筐春蚕在咀嚼桑叶。随着总理等人的鱼贯退出，欢呼声一直从手术室扩散到外边来，越传越响。
杨鹤龄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到菜市，斩了半斤烧鹅，买了几样鱼菜，一瓶“玉冰烧”米酒，他要赶回寓所，炒几味拿手的家乡小菜，准备邀孙逸仙痛饮三杯。
一些葡籍医生的密友也夹杂在人群中，听到手术成功的确讯后，他们声息悄然地离开，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沮丧。
二伯公迷惘了许久，这才猛省起来：孙大夫妙手回春，把阿成肚子里的“沙淋”割掉了，他唯一的亲骨肉得救了！
两行欢喜泪从二伯公的老脸上滚下来……
两个月后，澳门当局终于以“只有在葡萄牙学医毕业的人士才能获得医生执照开业”为理由，饬令药房不得为孙逸仙所开的处方配药。孙逸仙于是改赴广州行医……
痛感于“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的孙逸仙，从此“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
孙逸仙暂且放下惯用的医用手术刀，满怀信心拿起了另一把他暂时还不熟悉的武装起义的“利刀”，他要向在中国土地上孳生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毒瘤开刀了！
初三 怎样评价孙中山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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