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怎样一个人？

汪曾祺是怎样一个人？~

汪曾祺是一个散文学家，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梁文道为您解答！

汪曾祺曾两登泰山。第二次登泰山时，他已经过了70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他在《泰山片石》中如是写道，“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他说自己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石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汪老说自己“写不了泰山”，还是写了七篇关于泰山的文章。让我这个山东人，觉得特别亲切。也曾想到，泰山上是否有某个人文的景点，比如一块看板，印有一段汪曾祺写泰山的文字，供游客拍照留念？我曾在台湾太鲁阁的一个观景台看到席慕容的诗。那个当下，特别感慨台湾人把文化渗透到了角角落落，不至让人以为台湾是“文化沙漠”。泰山那么大，那么出名，有那么多的石刻，汪老先生大概也是不愿自己的文字被刻在石头上或某块牌子上的。在《泰山石刻》一文结尾，他是这样写的：很奇怪，泰山上竟没有一块韩复榘写的碑。这位老兄在山东，待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想到泰山来留下一点字迹？看来他有点自知之明。韩复榘任内曾大修过泰山一次，竣工后，电令泰山各处‘嗣后除奉令准刊外，无论何人不准题字、题诗。’我准备投他一票。随便刻字，实在是糟蹋了泰山。“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生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特别是那场浩劫，文字更加舒放起来：我承认泰山很雄伟，尽管我和他整个不能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承认伟大的人物确实是伟大的，尽管他们所做的许多事不近人情，他们是人里头的强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在山上呆了七天，我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有所平息，同时我也更清楚的认识到我的微小、我的平常，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这是我在泰山受到的一次教育。从某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月初时参加一个小范围的同学聚会到泰安，没有登泰山。只是和几个同学在山下转了转，看了看关帝庙，走到红门即返回了。18岁那年春天，曾和班里的几个同学一起夜登泰山，从济南上了火车，只有站票，一路站到泰安，下了火车，步行从火车站走到玉皇顶，还记得是凌晨4点多登上的泰山，没看到日出。当年泰山还没有索道，即便有，作为穷学生，也舍不得坐吧？下山时原路返回，从玉皇顶走到火车站。那时，真是年轻，有的是力气，也有的是无知无畏。在南天门曾看到一块石碑，上书“果然似我”，豪情万丈，以为自己也很了不起的样子，以为泰山似我，我似泰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张狂浅薄恬不知耻。当年相约“80岁再一起爬泰山”的人，有的已经不在了，想想真的是世事难料，人生无常。读《人间草木》，我觉得自己也受了一次教育。汪老先生所说的“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才是生活的真谛呀。他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这个时代，依然有无数读者喜欢他的文字，大概也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喧嚣、焦虑、缺乏安全感，人们对宁静、闲适、恬淡的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生活方式更加心向往之吧。即便暂时实现不了理想的生活，汪曾祺的文字大抵也能够起到安抚的作用。
目光炯炯内心温暖 微信公众号【丁是丁】ID：dsd555555

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老的文字打动了许多人，学生时代就受到沈从文、闻一多等人极高的赞誉，但在晚年的时候，却调侃自己“百无一用，乃成作家”。他在69岁的时候写了首小诗，概括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汪曾祺与沈从文，摄于1948年

1920年，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实业世家。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背下《长恨歌》，《西厢记·长亭》这样的诗词。他与文字的不解之缘已经悄然结下。



1939年，他进入学风自由的西南联大开始了他“潇洒”的大学生活。在学校里，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逃课，考试睡过头等等他都做过。



但他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并非尽数“吊儿郎当”。他有他少年心性的傲气，对于感兴趣的科目，不吝惜苦功，可以彻夜读完喜爱的书，他大学期间还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在他的文章得到赏识同时，因为英语不好最终没能拿到毕业证书。





汪曾祺说过：人得有点儿兴趣爱好。他作诗，写字，绘画，唱戏，喂鸟，逗猫，摆弄花草，就像在践行这句话。在一些小事中，渐渐摸清了生活的面目，后来心境也日益豁达开阔，笔下的文字也日渐返璞归真。





汪曾祺当过清苦的老师，做过耿直的杂志编辑，也经历过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对此，他比同时期的许多文人看得通透，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的人生就太过平淡了。



1958年初秋，他只身离开北京。在农村的日子不出意料地清苦劳累，他锄地、抗麻袋、起猪圈、刨冻粪......



▲汪曾祺与施松卿结婚纪念照

但汪曾祺可是个有“趣”的人。他总是能找出点乐子，在工作之余，他演过戏，帮戏剧演员画过脸谱，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并自称“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无二人！”。



▲1948年冬与妻子施松卿

还有就是文字了。在那些日子里，汪曾祺用毛笔写出了小说《羊舍一夕》。据汪曾祺的儿子回忆，当年给汪曾祺寄东西，寄得最多的就是稿纸和毛笔，还“挑剔”地点名要鸡豪毛笔。完全能够想象出还不是“汪老”的汪曾祺那种略带得意，狡黠又顽固的表情。



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文字更加贴近生活，语言近乎直白，却平实得很真诚。

当人们觉得汪老已经淡然一切，文字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信手拈来，1985年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汪曾祺是一位资深作家，在全球范围都是一位知名作家协会主席，旗下优秀作品很多。汪曾祺先生也是著名书法家协会会员，更难得的是，汪曾祺先生还是优秀的知名演员。

因为汪曾祺的创作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开始盛行，人们开始运用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观点来反映文革时期的一些问题，来实现自己某方面的政治诉求。而汪曾祺恰恰反其道而行，追求一种小农的，桃花源式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纯粹的文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

汪曾祺曾师从沈从文，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注重作品当中的意境美，言有尽而意无穷。而意境美恰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所以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扩展资料：

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小说创作：“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曾祺作品中的人性之美出乎本真而带着淡淡的忧伤，这种恬淡怡然的美深深地俘获了读者的心，呼应了人性本真的善良。

放眼文学界，我们见多了那种暴露隐私、吸引眼球、刺激感官欲望的所谓文学作品。尽管短时间内似乎能够引起一些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是消极的，于文学和社会而言都有着巨大的危害。

而在汪曾祺的作品里，人性不是体现为轰轰烈烈的夸大失真的叙述，不是表现为刀剑相对的血腥；他那些恬淡忧伤的文字，凝结着的恰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人性之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改变甚至被忘却。

然而，这些传统的民俗风情是温馨的、有人情味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追求速度和效率而被改变；相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不断的反思中进行着生存的回望，而文学恰恰在这时候给人们提供心理安慰。

旧的民俗风情似乎没有了实用价值，却不断地被记忆所发掘，用以温暖我们匆忙而麻木的生活，从中我们得以找到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的依据和能量。

汪曾祺的文字就有这样的魔力，他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入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

---

汪曾祺是怎样一个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