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上海孤儿安置到内蒙古的资料该在哪里能查的到?

第一批接到包头的上海孤儿有多少~

第一批是100人。1960年4月18日，最先到达上海的是包头的接运人员，负责首批100名孤儿的出塞任务。在这100名孩子中，1岁以下的有20人，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差，这一路运送之艰辛很难想象。出发时，为应付北方的气候，上海方面为每位儿童准备一套棉衣，铁路部门专门腾出一节车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客混杂。

一所吧

上海孤儿”的草原额吉

　额吉：蒙古语。母亲。
　　那是一系列天灾人祸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饥馑遍地。在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大上海地区，饥饿和死亡迫使昔日生息于鱼米之乡的人们——农民，甚至一些城镇居民，外出逃荒，沿途扔下了无数养不活的孩子。他们被遗弃在车站、商店、街头……有的被直接放到了福利院门口。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这股洪流最终汇向上海，上海的福利院人满为患。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孤儿，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可是上海也快断粮了。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紧急面见周恩来，请求从内蒙古调运一批奶粉救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紧急召开的党委会上，自治区副书记吉雅泰建议：把孤儿接到内蒙古，由牧民抚养。听罢请示，周恩来说：“抓紧时间，先把孩子接过来再说。”
　　40多年后，当年赴上海接第一批孤儿的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儿科护士长胡景兰回忆：“1960年4月，我们接走孩子的那天下午，上海突然下起了雨……”
　　那是被后人称为“当时最大规模人道主义人口迁移”的大转移。从上海蜿蜒北上的铁路记载了那些孩子的生命轨迹，他们被送到内蒙古、山东、河南、河北等遥远的北方省份，被安排到养父母家中。他们被爱怜地称为“上海孤儿”。
　　一直到1963年，内蒙古一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成为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省份。这些孤儿小的才几个月大，大的也只有7岁。多年后，乌兰夫的女儿云曙碧这样回忆：“牧民们纷纷从数百公里外的草原赶来，把孩子接回蒙古包，就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喂养他们，教他们说蒙古语、唱歌、跳舞、骑马、打猎，供他们上学读书……”
　　那之后，岁月的河，水深流静。草原上的“上海孤儿”，逐渐成为没有多少人知晓的北方往事。隔了千里关山和半世纪的流年，遥远得都像一个秘密。
　　2007年母亲节，我到处寻找，想讲一个养育了“上海孤儿”的草原额吉的故事。
　　从央视“半边天”的“2006中国十大母亲颁奖”中，我发现了那个唯一没到现场领奖的65岁的都贵玛。46年前，她曾经一个人照料25个初到草原的“上海孤儿”，那一年，她才19岁。
　　今天，都贵玛年近古稀，独自生活在荒凉的草原深处，不复长歌万里的青春，也挥别了马背上的岁月，成为一个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老人。
　　而那些来自南国的孩子，至今都还生活在草原上，几乎全然长成了牧人的模样。他们终其一生都唤都贵玛作“额吉”(虽然他们后来都陆续被不同的牧民家庭领养)，只为她是他们人生最初的爱。
　　他们的身世从来不是秘密，他们身份的证物——一个系在婴儿脚上的小小铃铛、一段写有字迹的布条……都由养父母们细心地为他们收藏，但是他们却无人认为“孤儿”是自己的名字。在那母亲一样的草原上，他们被唤作——“国家的孩子”。
　　最终见到都贵玛额吉，是从纪录片拍摄者摄下的影像里。
　　在他的镜头前，都贵玛老人安详地坐在她那两间简陋的小土房里，杜尔伯特草原的阳光照亮了她的脸，她布满岁月痕迹的手摩挲着怀里小猫的样子就像抚摸着她的孩子：“1961年”、“孤儿”、“二十几个”、“19岁”。老人会的汉话不多，让人听得懂的只有这些。
　　那年，公社领导交给她一个任务——到旗保育院当“临时妈妈”，接受培训，然后把本公社要接收的25个“国家的孩子”接回来。那时，19岁的都贵玛在四子王旗已经很有名气，作为全旗最年轻的劳动模范，她获得过很多荣誉。但是她毕竟还是个没结过婚的姑娘。她问：“为什么是我?”公社书记说：“因为你是个好姑娘，能吃苦，靠得住!”都贵玛跨上马背去了。在其后长达1年零8个月的日子里，都贵玛体会到为什么书记要选能吃苦的了。
　　40多年后，都贵玛回忆当年的日子：“孩子嘛，就愿意在夜里哭。那时候年轻，也不懂得累!现在想起来，当时就是觉不够睡，有时候夜里能睡三四个小时，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给你讲个笑话，我第一次刮屎片子，恶心得直吐。后来跟孩子们有了感情，就不吐了。不但不吐了，每天还得闻那些屎片子和尿布呢，那颜色、气味能辨别出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啊。怕孩子们得病发现不了，我每天都要仔细看看、闻闻，有问题就赶紧找大夫。”几百个日日夜夜，19岁的都贵玛习惯了额吉这个角色。每天天不亮就忙开了，照顾25个孩子吃饭穿衣，洗洗涮涮，每天无数次忙进忙出给孩子们洗尿布、处理垃圾秽物……她几乎没有片刻的休息。
　　都贵玛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急剧消瘦，直到现在。那样的日子持续了1年零8个月以后，都贵玛完成了她的使命——“一定要给牧民一个健康的孩子”，还给每个“国家的孩子”都找到了最合适的阿爸、额吉收养。她开始继续她普通草原女人的一生：劳动、学习、结婚、有了女儿、丈夫早逝。其间她不间断地收养草原上的孤儿、照顾孤寡的老人，并成为草原上远近闻名的妇科医生。
　　“这几年不行了。原来身体可好了，骑马、骑毛驴、锄农、放牧。”而今，她的右眼患了白内障。去年，她去参加自治区“感动草原——十佳母亲”颁奖，接她的车在草原上发生颠覆，重创了她的身体，她自此不良于行。老人平静地接受了命运，不去想63岁那年她还能骑马牧羊的事。
　　65岁，城里的老人还大多富态不失温润的年纪，草原额吉都贵玛已经让摄影师觉得“像千年老树根”了，他为她拍的照片拿给人猜，人说：“九十多了吧?”
　　作家张承志的《北方女人印象》写于20年前，里面最有名的句子今日读来，觉得似乎也适用于“国家的孩子”们：“一个人的往事，到头来是该珍惜还是该诅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还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决于他能否遇上一位母亲般的女性。”因为，“她们永远身怀着启示，就像……”就像都贵玛一样。
　　内蒙古收养了3000个上海孤儿。草原人对收养的孩子比对自己孩子还亲。如果一位母亲收养了一个孤儿只能说明这一个人善良的话，那么一个草原养育了3000名孤儿，那就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了。在这背后的，是蒙古族人的生命意识。

---

1960年上海孤儿安置到内蒙古的资料该在哪里能查的到?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