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家巴金的事情

关于巴金的事情~

巴金的故事一：钱，是用来买书的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买书有多“狠”。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巴金的故事二：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巴金全集》26卷，700来万字。这是巴金献给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

文人多自尊，多轻狂，多自以为是。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所谓“文人相轻”，不仅有道理，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

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第4卷中的《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第5卷中的《利娜》，严格地说还不是“创作”。他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这两篇小说，写于30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他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的还只是皮毛。因此，编造的成分很大。尽管如此，当时统治者很害怕这两篇小说，发行不久就遭到查禁。《雪》的原名叫《萌芽》，重印时改为《雪》。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也说是不成功之作。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巴金开篇就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们，1936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的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有人批评我写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说这样的革命是空想，永远‘革’不起来。说得对！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还说《火》是失败之作。《火》也是三部曲。说它是失败之作，巴金多次讲过。在编选《巴金选集》时，也没有把它们收进去。巴金说：“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关于《火》，巴金还说：“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刚才说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写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里，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百分之五十废品的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编辑王仰晨首先在给巴金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在十八九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贡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二十年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动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一个睿智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可敬的人——巴金。

巴金的故事三：出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将南北各家、东西各方集于一堂。86位作家，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家，又有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当红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尚有刘白羽、陈荒煤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在一个社团，但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

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劲军，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巴金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夙愿。

《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

随着作品，果戈理、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萧伯纳、莎士比亚、司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世界作家，走进中国读者心中。

东西方文化在上海汇流，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巴金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陈荒煤在《冬去春来》一文中说道：“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三十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复旦中文系简陋的办公室，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巴金的故事四：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这一“习惯”，保持到今天，反映在方方面面。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那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同行的有冰心、艾芜、杜鹏程等人。回国后，在上海作总结。按理，会后应该由中国作协请大家吃饭。但是，没有。还是由巴金出钱，在静安宾馆订了二桌，请大家吃了一顿，尔后各奔东西。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所以，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

陈铁迪当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名人之后的影子。他自己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在这个家里，凡需要“出头露面”的事，小棠一概推到了姐姐小林的身上，他总是躲在幕后。巴金年迈后，出访时需要家人陪伴左右，方便照料，这时也都是姐姐出面，他不参与。总之，在以巴金为主的公众活动中，难以看到小棠的身影。以至于，有人玩笑地说：“见小棠比见巴金都难。”

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4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毕业分配时，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儿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惟有巴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小棠的很多同学，这个留在了学校，那个到了中央大单位，这个进了报社，那个去了电视台……通俗点说，在那时，很多人分配的工作都比小棠好。而小棠来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这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一点怨言。

在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巴金的许多影子。和父亲一样，小棠外表沉稳，不善言谈，不喜张扬，但不乏幽默。有一年，巴金在杭州休息，小棠去看父亲，钱包不慎在火车上被人扒了。到了巴金住所，小棠说了钱包被偷的事，完了，把手一摊，对巴金说：“老巴金，赔我钱。”巴金可不“糊涂”，说道：“你的钱被人偷了，为啥子要我赔。”“我是来看你，才被人偷的。我没有钱，要你赔。”小棠“强词夺理”。巴金“回敬”道：“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看着他们父子“唇枪舌剑”，一旁的工作人员都乐了。
参考资料：http://www.huaxia.com/zt/2003-58/whbl/00149983.html

作品：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 ...中青《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
，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注：《〈秋〉序》)。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凉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品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获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

巴 金 简 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巴金在晚年写文章非常困难，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帕金森氏症，早已使他行动不便，握笔困难，写一个字有时要花费好几分钟时间。常常，他心里清楚，应该写一横或一竖了，但手上出去的却不是这样了。有时候，笔也拿不住，写着写着，手指就不能动了。这时候，他往往是用左手推着右手，写完一个字。

长寿是一种惩罚

巴金是长寿的,生命的行程已整整走了100年，长期病魔折磨下的长寿是巴金的痛苦。

巴金奉献于社会的财富是巨大的。他的26卷本的著作和10卷本的译著，为几代人享用。

但是，现在的巴金却感到痛苦。他的痛苦在于他现在是在索取，而不是奉献。1998年12月5日，巴金在论及生命的意义时说：“我对国家没有用处

了。”他多次向医院提出，他已经不能工作了，不要

为他再用什么好药了。

巴金曾多次说过“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自己是一个废物”。最难受的是孤寂。那

他老人家去了。

他老人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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