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武帝要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什么要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而居于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还荐举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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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权势颇重的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元朔五年（前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董仲舒（前179～前104）
中国汉代思想家，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董仲舒在著名的《 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家是春秋百家中的重要一家，也可以说是一门显学，虽然孔孟等人周游列国，竭力弘扬，以求可以用于治国安邦，但在汉朝之前的几百年中，一直未能登堂入室，成为国学。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汉王朝在当时面临的困局，黄老无为之术难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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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秦汉史的人都知道一句话是“非张楚不能灭秦，非承秦不能立汉”，这后半句可谓是对汉初政治局势最准确的概述，虽然汉王朝取代了秦王朝，但无论是用人还是制度上汉代都是承秦而立的，陈苏镇先生将其总结为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这也就意味着汉王朝在某种程度面临着与秦朝一样的困境，都存在着文化统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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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汉初的解决方式是东西异制、郡国并行。黄老无为之术之所以能够被确立为汉初的统治方略，也是因为这种思想是符合汉初的这种解决方案的。但是，这种局面在汉武帝时期走到了末路，中央集权与地方王国特权之间的矛盾以及进行文化统一的历史必然性使得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再次产生，黄老之术难以满足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大一统的需要，这给了儒家学说兴起的条件。

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儒家学者为儒术兴起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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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汉初统治者对儒学并不“感冒”，刘邦甚至憎儒服（见《史记·刘敬 列传第三十九》），秦代的《挟书律》在汉初也依然存在，儒术的生存空间有限；另一方面，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使得许多典籍受损，这些都给儒术的复兴带来了困难。而汉初的儒生们从未放弃对儒学的复兴，不仅针对秦政和法家学说进行批判，并不断完善儒家本身的学说，创造性的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使得儒学符合时代需要，也成为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的背景。

一、汉初，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促使诸子百家学说复苏，其中以儒、道两家影响较大。至汉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儒学。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思潮和学者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因此，汉武帝推行“举贤良对策”，以选拔人才。

二、尖锐的社会问题呼唤新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即位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是边境不宁。匈奴威胁着西汉北方边疆，南方边疆因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也很不安定。二是王国势大，威胁中央。三是阶级矛盾激化。

随着地主阶级及诸侯国势力的强大，一些官僚、贵族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这些情况要求统治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张清静无为，已不能满足这一政治需要。

三、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针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四、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强盛之时。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会有所作为。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而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扩展资料：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个话题，应该分两方面来对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之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不利于汉代思想的繁荣，也不利于汉代经济文化的多元化，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汉武帝上任之后，大一统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而出现的，所以汉武帝在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整个汉代的大一统趋势大大加强，不仅思想文化得到统一，就连社会生活方面也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开始呈现出统一趋势，为汉代统治基础的奠定打牢基础。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消极影响，也有人认为有积极影响，其实这件事在汉代思想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开启了之后皇帝禁锢人民思想的先河，也使得汉代国力大大增强，开始向大一统迈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术已不单单是先秦孔孟的儒术了,他经过董仲舒融合阴阳家,法家,公羊春秋,黄老学说,已经发展成为新的儒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儒术符合了当时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 汉武帝时的儒术融进了大一统思想,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分别针对当时的王国问题,相权,地方分权逐渐强大威胁君权的问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为了巩固君主独裁统治，加强学术思想的统一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政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把战国以来学术自由、思想开放的文化氛围彻底破坏了，这就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后来，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断发展儒家学说，使它更适合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

从个人角度看汉武帝是一个有野心的君王，汉朝初期道家的“无为而治”严重束缚其手脚，他一统天下的抱负难以施展，而且影响其削藩。而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汉朝建立后经过文景之治已经有了不菲的家底，休养生息的政策接近尾声，大一统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而且匈奴气焰越来越嚣张已经是天朝的巨大隐患，分封的藩王也是尾大不掉，这些都已经到达中央政府的忍耐极限，社会有变革的客观需要。
至于为什么是儒家思想，其一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儒家、道家、法家是读书人的主流，虽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改其群众基础好；其二，汉时的儒家，尤其是经董仲舒改编后的儒家鼓吹君权天授，天子理论有利于树立天子威严方便其削藩、抵御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其三，其他的思想流派纷繁复杂不具备完整体系便于推广，各有局限，甚至有抵制中央集权的倾向，必为上位者所不喜。
汉王朝需要思想变革促进集权，儒家倡导中央集权二者一拍即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运而生。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儒术已不单单是先秦孔孟的儒术了,他经过董仲舒融合阴阳家,法家,公羊春秋,黄老学说,已经发展成为新的儒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儒术符合了当时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 汉武帝时的儒术融进了大一统思想,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分别针对当时的王国问题,相权,地方分权逐渐强大威胁君权的问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为了巩固君主独裁统治，加强学术思想的统一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承皇位，他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功勋，是我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后人将他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汉武雄风” 。汉武帝为了巩固君主独裁统治，加强学术思想的统一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政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把战国以来学术自由、思想开放的文化氛围彻底破坏了，这就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后来，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断发展儒家学说，使它更适合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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