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请就“儒道互补”的理念对当今竞争社会的积极意义加以探究

儒道互补的儒道互补的现实意义~

人生难得，不知多少机缘的凑合才会产生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又需要家庭的抚养，社会的培育才能成才，所以人生不可虚度。如何认识人生，如何度过人生，这是一门大学问，无边无涯，深不见底，同时又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有不同的见解和选择。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应当是一种较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一种大智慧，其妙处在于指导人们在现实与超越、前进与迂回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从而保持自我，使生命有后续力。按照儒家的“尽性之说，一个人应当把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潜能，包括德性、才智和情意，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尽可能去帮助他人发挥其潜能，还要推动万物各尽其用。这便是《中庸》所说的“尽己之性而后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尽物之性”。性之所有，大小侧重各有不同，不能要求一律，但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儒家主张“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事情的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因素为人力所不能支配，所以不能强求。“天命”是指人生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故人事未尽不可以言天命。按照儒家的人生哲学，人们应当积极地对待人生，利用一切条件去学习、深造、修养，使自己在“仁、智、勇”诸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并以此为出发点，主动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关心他人，关心群体，为大众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成己成物”。不过人生又是一个艰难跋涉的旅途，不仅道路迂回曲折、千难万险，而且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如果急于求成，或者事事求好，或者固执强行，必然到处碰壁，一身烦恼，弄不好会走向悲观主义，放弃生活。所以人的性情一方面要主动求进、刚强不屈，另一方面又要舒缓从容，柔韧难折，这就需要道家的智慧。道家智慧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其一是有所为必有所不为，不仅要学会争取，还要学会放弃。《淮南子》说:“辞所不能而受所能”，有所放弃才有所收获，这与老子“欲取固予”的智慧也是相通的。其二是顺应自然，因时制宜。事情经过努力仍未成功是由于机缘未至，不妨退一步等待，直到水到渠成，而不强行妄为。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这句话应牢牢记住。其三是保持超脱潇洒的心态，对于世事看得开放得下。同那些日常的是是非非保持距离，在做生活的主人的同时也不妨做个旁观者，站高一步，对事物采取“以道观之”的姿态。身不为形体所役，心不为外物所使，自得常乐，这样就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道家的生活态度使人的生命富有伸缩性，帮助人去承受各种打击而不丧失生活的乐趣。儒道兼修，互补为用，实在是一种较理想的人生。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有些事情积极，有些事情消极；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又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精神空间。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儒道互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用以安身立命，而不必去信奉一种宗教。儒道互补仍将为今和未来的人们提供一种积极入世又富有超越精神的人生哲学，人们将从其中获得教益。 政治是集团利益的集中体现，是现实性最强和斗争最尖锐的领域。当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往往发展成为军事冲突，造成人间的许多悲剧。儒道互补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政治理念，它主张用高度理性化的智慧去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以造福于人类社会。儒道互补的政治理念，首先在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提倡分工协作，各得其所，使政治管理回旋于有为和无为之间。政治管理必须有所施为，现代社会管理尤其需要管理者日理万机，全身心地投入。按照儒家的理念，管理者要“为政以德”(《为政》)，关心民众疾苦，实行仁政，使民众富裕起来并受到良好教育。是否管理越多越好呢?并非如此。按照道家的理念，政治管理又必须“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也就是说管理者不专断不包办，其职责是为民众创造发挥才能的良好环境和社会保障，这样民众自然就会各在其位，各谋其职，各尽其才，形成共同管理、共同参政的局面。其次，在国家、民族、集团之间，提倡通和之学。儒道两家都反对侵略战争和以强凌弱，主张和平友好。儒家提倡“和而不同”(《子路》)、“和为贵”(《学而》)。儒家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因此人们应当有一体之爱。王阳明说:“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大学问》)，人们不仅应该爱同类，还应该爱自然万物。人们之所以彼此隔膜和敌对，是由于得了病，才“麻木不仁”。道家提倡慈德，坚决反对战争。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三十一章)。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道家认为“道通为一”，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彼此依存，不应人为加以割裂。儒家的“和”，既反对“斗”，也反对“同”，它主张多样性的和谐。为了和，必须沟通。中国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用道家的“通”解释儒家的“仁”，所谓“通”，是指开放、交流、沟通。仁爱通和之学最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今人类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交通的发达，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开始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所以在处理国际和族群间的争端时，必须用仁爱通和之学来取代斗争哲学，开展对话，促进沟通，淡化宿怨，实现和解，此外人类没有别的出路(参看牟钟鉴:《宗教在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包括具有价值体系和审美功能的哲学、宗教、艺术，也包括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现代科技文化在提高人类素质和生活的同时，又使人类外向化和工具化。现代人可以拥有汽车、楼房、电脑，但难以拥有真情、纯厚和青山绿水，这是令人悲哀的。这里需要两个平衡:一个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一个是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平衡。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事实上科学属于工具理性，它是造福人类的手段，却不能解决意义世界的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科学的成果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还可以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儒家重人文重教育重亲情的文化精神，可以纠正科学主义带来的人情淡薄、人心冷化的弊端，恢复理想、信仰、道德的尊严与热情。人文主义当然是好的，它可以促进文化的繁荣。但是过多的人为，过度的人情，过重的教育和过繁的法律法令又会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纯朴真情的疏离。道家重自然重质朴重回归的文化精神，又可以弥补偏面的人文主义带来的人情拖累和生态恶化的弊端，恢复人性的纯朴和优美的环境。儒道互补可以在这个重理轻文、重物轻人、重现实轻理想的现代社会，为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找到一个健康的方向。人类必须重视儒家的“仁义”理念，和道家的“自然”理念，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这种文明包括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人文生态要求人性内部的德性、才智、情感的平衡，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生态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自然界自身形成生态链条之间的良性循环。下个世纪的人类应当借鉴儒道互补的文化理念，走出一条新路来。

　　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其道德价值，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三方面。
　　首先，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的道德价值。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样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不仅需要法律，也需要道德。与之相适应的公民社会是法制社会，同样也是道德社会。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儒家文化强调人道与天道的一致，强调以义制利，忠恕之道，互信互利，这些都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是儒家伦理的道德超越性的现代价值体现。而当代社会，更确切来说是当代的中国，这种理念严重缺失，从三鹿的三聚氰胺，瘦肉精，皮革奶，牛肉膏，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于我们来说迫切需要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信用体系建设。不仅仅是经济上需要儒家文化提供保障，在伦理方面，同样也需要儒家文化，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敬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也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谈何为人，谈何做人，谈何道德品质？因此，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其次，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的教育价值。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影响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在孔子的一生中，从15岁“志于学”开始，到70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政治价值。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是道德的哲学，教育的哲学，生活的哲学，也是政治的哲学。重要的体现就是“仁政”主张和民本
　　思想，主张“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等。众所周知，“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文化的精髓，“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儒家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对于当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时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可以起到抵制作用，这也正是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闪烁着民主、民生的光芒，在历史的变迁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活动，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德治”主张和“礼治”的秩序思想，都对当今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岁月中，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诸多大国崛起又毁灭，更有数百个帝国无声无息地诞生和消亡，而中华民族稳固屹立了数千年，。毋庸置疑，儒家的思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功不可没。
　　儒家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不是几句话、几段文字能够说清表明的，其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加以吸收，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其发扬光大，实现儒家文化应有的现代价值。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灵魂之所在，丢弃它等于自取灭亡。我们有责任重拾儒家文化，有义务将它弘扬传承，这说大了是民族的事，说小了则是我们的人生获取自身价值，获得社会肯定的关键。

时间:2006年1月15日上午地点:北大乾元国学教室牟钟鉴(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持人:感谢两位学者接受邀请。今天我们是儒道“对”话，而不是学者“谈”儒道。我想强调的是，既然是对话，就难免有论辩、有交锋。这种碰撞是读者和我都想看到的。（笑）先有道还是先有儒？陈：儒道关系有很长的历史。春秋末战国初，显学是儒墨，道家不是显学。原因是当时道家不游学诸侯，不聚徒讲学。孔子注重讲学。可以说讲学是孔子的首创。可到了汉初，道家是显学了，应该说甚至超过了儒家。主持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了。陈：是的。汉初，儒道对立的格局形成了，但后来的发展还是比较互补的。冯友兰先生讲，到魏晋时，有些道家试图更接近儒家。到宋代，有些儒家试图更接近道家。说明儒道不是那么对立的。冯先生本人就是儒道互补。听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一副仙风道骨的形象。好像还有“冯老道”之名。冯先生认为道学不是先秦的古典儒家，而是吸收了很多道家思想的新儒家。他认为古典儒家功利性强，太现实，超脱不够。道家又太玄虚了一点，不够现实，容易消极。所以当有学生问他“你是不是最喜欢儒家”时，他说：“我最喜欢道学。”牟：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只是孔子和儒学，忽视了道家思想的文化传统。其实一些学者早就看出，中国文化是阴阳之学。阴阳是一对基本矛盾。中国文化有儒有道，就是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近代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魏源。他讲，中国文化是阴阳文化。后来是林语堂。林语堂讲儒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缺一不可。冯先生在《新原道》一书中，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视为中国哲学之精神。“极高明”就是玄虚精神，超越精神。“极高明”谁贡献最大？是道家。“道中庸”就是现实主义，重视社会，即入世精神。这一点是儒家贡献最大。两者的统一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陈：我很同意你的观点。文化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儒与道二者构成了一种阴阳互补。一阴一阳不仅是宇宙存在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但我要强调一下儒家。从逻辑上讲，不能说否定是先出来的，阴是先出来的。冯先生说，有正题才有反题，有肯定才有否定，有阳才有阴,有正题才有反题，在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关系。主持人：对于“三代”，儒家是一种正面肯定的态度，加以弘扬；而道家则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和否定所由出发的尺度却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当他说一个东西不好的时候，他脑子里一定有个好的东西作为标准。这说明肯定是在否定之前，但老子的“肯定”要先于儒家的“肯定”。问题是这个“先“是在什么时候？陈：道家所肯定的是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返回到璞、素、真。这是道家的基点。儒家则是伦理教化的人文主义。牟：老子开创的“道”的根源很深。我认为老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或者说较多地保存了母系氏族文化的遗风，具有更多的平等性和古朴性。老子用“谷神”、“玄牝”等女性相关语汇来形容大道的母体性，表现出女性文化的鲜明特色。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哲学是女性智慧的升华，而儒家文化是男性文化。陈：如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来比喻儒道两家，显然儒家是阳，道家是阴。这应该是能够接受的。但我认为不一定把老子的思想溯源到母系社会，因为目前还找不到明显的线索。而儒家继承、总结、提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这是有明显线索的。儒道两家表现出的对立统一的格局，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存在体现于各个方面。冯先生就讲过，唐代两个大诗人，杜甫、李白，一个儒一个道，同时代表了两种文化思想倾向。牟：关于老子与孔子的先后，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比孔子大20—30岁的样子。孔子向老子问礼，典籍里也都有记载。老子对周礼缺点的批判，不是对孔子的批判，是对礼乐文化缺点的批判。陈：这个问题比较学术。（笑）老子与孔子的先后是没有问题的。但冯先生说，中国哲学史为什么先讲孔子，因为《老子》的作者司马迁已经搞不清了。老子与孔子作为历史人物，是同时代的。关键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老子》文本是不是春秋的老子作的。现在学术界通常的看法，《老子》体系的完成是战国前期。文明靠什么发展到今天？陈：一种文化文明发展延续，推动力需要很多东西。我们中华文明靠什么发展到今天？很明显，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三代文明在哪里体现？在《六经》。三代文明传承的动力在哪里？在孔子。从孔子开始，以及孔子门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把《六经》加以传承、总结、发展、提升。我们的中华文化有古有今，几千年未间断，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及努力实践的强烈意识。否则，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就没有了着落。对于“礼”，老子有很多批判。“礼”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在发展中有流弊。但不能说“礼”作为一种文化没有意义。老子主张文化批判，推崇自然状态。而儒家有进化意识，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状态，不能说自然状态是最好的。儒家把“礼”看成一种文明的形式。比方说，喝生水就是自然状态，喝开水就是“礼”，放点茶，就是“礼”。礼从哪里开始？你摆脱了自然状态，就进入了“礼”，礼把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凝结为一些具体的形式。儒家始终重视并强调这一点。所以儒家主导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牟：我要补充一点。儒家的这种文化自觉，某种程度也是因为道家的存在。道家对于儒家，外部有批判和提醒；内部输送了很多营养。一个文化的发展，除了动力系统还要有调节制约系统。道家的批判是带有根本性的。因为道家站在外面。儒家也有批判意识，但比较温和。儒家的发展本身就有道家的作用，有道家的功劳。陈：儒家很重视群体性，注重社群的存在。中华民族在这么大的疆域里聚集这么多人口，延绵时间这么长，如果没有一套群体生活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是很难实现的。儒家很重要的贡献，是致力于群体生活规则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积极的主张。调整和处理好人际关系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在这方面，儒家的特点及其贡献就显现出来了。牟：但道家也有功劳。如果只有凝聚力，没有宽容性是不行的。在大群体里允许个人一定程度地自由发展，大家才愿意在这个共同体里生活。中国这么大，我的看法是，需要有儒家的核心，同时需要有道家的精神。中国文化是非常宽容的。中国的儒释道都有存在的空间。儒家有些学派太强调群体性。宋明理学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把人的利益缩小了，搞得人很紧张，人就会活得很累。人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生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一些呢？宋儒太强调“公”，压抑“私”，压抑了人的创造性。礼教过分强调了社会秩序而约束了个体人性的发展。陈：我们再说一个话题。儒家人生观强调有为积极，刚健有为，强调刚的一面。《周易》讲“刚健中正”;《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积极有为的精神。“自强不息”就是解释刚健的。刚健不息是积极有为的精神，这样就能积极主动克服困境，不退缩，不回避，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难。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个人对民族都很重要。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要有所事事，有所作为。人类要生存，要发展，物质精神的满足等一定要通过儒家讲的“立功”去实现和取得。古人讲“立言”、“立德”、“立功”。儒家强调立德的同时，还要求通过积极有为建功立业，有所创造，克服困难，把人类的问题加以解决，人类才能不断前进。牟：古人讲过一句话，此所不能而彼所能，这就是讲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电影《卧虎藏龙》里有句话，紧握拳头什么都没有，松开你的手便拥有一切。这说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柔克刚。柔是一种韧性。这种韧性使得生命有一种厚度，不容易夭折，不容易被困难和挫折所消解。这是一种与刚性相对应的柔性，是一种生命的弹性。所以不要把道家的无为简单化，我们要把它里面所包含的很深刻的智慧解释出来，并且如果解释得好的话，可以成为策略学的理论支持。陈：从老子的角度，你刚才的解释是很好的。到庄子，隐士的性格就比较突出了，就比较有出世的色彩了。这是不是跟老子有些区别？牟：有。庄子，从出世和入世的角度讲是比较消极的。但也有人认为从庄子开始建立了形而上学，因为他强调人的精神境界，这一点他讲得比较多。因此庄子的人生慢慢地转向了艺术，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把哲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庄子是一个高峰。在中国美学方面的发展上，道家的贡献要比儒家大。《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我看到作者在表达他的美学传统的时候，是从楚辞到庄子，到玄学，这是道家的传统。如果没有道家将会怎样？主持人：如果没有道光有儒，那么社会生活空间会很窄，人会活得很累，这里我想问怎么个累法，表现在哪些方面？陈：刚才我们讲无为的好处，讲与民休息的好处，到了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很多经济学家很关注老子的智慧。其实儒家有时候也看到这个问题。无为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如果能做到，孔子也是赞成的，他讲“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但是儒家为什么不强调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由于儒家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它总是觉得，“无为而治”并不容易达到。面对现实，儒家走的不是超脱的路子，而是从现实入手，从现实中寻找实现理想的实际途径。对于现实世界，孔子始终不满，所以总是讲有为，讲入世，现实感很强。他更关心经世济民。这样的儒家就比较少地考虑另外的问题，正如你刚才所言，也许就比较累。这是事实。对此，道家的思想就是一种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牟：那我给你“补充”一点。（笑）儒家忧国忧民，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过于关心，就会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孔子不一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是受到道家影响，无可无不可，所以孟子称他为“圣之时者也”。如果我做不了这个事情还有别的事情可做，我有个人的业余生活，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啊。所以我觉得，道家挺好。当代就体系上说，还没有新道家，没有形成新的学派。但从个人而言，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上来讲，我认为不同程度上普遍的都是儒道互补。也有的不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一个是王国维。我认为这两个人缺少道家的修养。（笑）大部分人在逆境中还在苦苦地寻求，他们不是采取简单的自我毁灭的方式，而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比如冯先生，他从来都是积极的。这是儒家，这是冯先生的一个特点。到了后来，像冯先生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你看，汤用彤先生基本上不写东西了，贺麟先生专门翻译黑格尔去了，可他原本是个哲学家。但是冯先生还要写，要不断地研究和揭示儒家。可另一方面，冯先生是受批判最多的人。但冯先生却非常从容，泰然自若。根本不记恨批斗他的人，不断地根据情况调整自己，所以我觉得他是儒道互补。张岱年先生表现出来的气象也是儒道互补。一方面他很积极，对国家和民族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中华精神他概括得最精僻，影响很大。但是当他身处逆境的时候，他默默地调整自己，还要作事情。这种调节精神，是道家的精神。主持人：您刚才所说给我感觉是，儒家本身的价值观和学术逻辑无法产生这种超越的东西，只能吸收道家。陈：从历史上讲，早期儒家，是比较强调现实入世的方面。经过儒释道互相的对立融合，宋元明清道学里面其实已经容纳了很多超越的东西。我们清晰地刻画出的儒道区别，其实是理想型的对比，但是在宋以后的发展里，儒中有道，道中有儒，他们不一定都融成一个了，但是确实有融合的部分。最明显的就是道学，道学从佛家、道家、道教都吸收了很多东西，变成了新儒家，为什么是新儒家呢？新儒家的新字是说，不仅是理论思维上吸收佛道提高了，另外在人生的境界和气象上也都对佛道有所吸收。所以中国的文化各家各派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比如中国佛教，它之所以有中国性，那是因为它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特别是心性的境界方面，吸收了道家的境界。禅宗对人文日用的关注则受到了儒家的影响。牟：儒家从孔子起就已经开始吸收老子的思想，只是不如后来吸收得多。陈：不一定是吸收，孔子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如无为而治等后来为道家所倡导的思想。孔子是比较浑全的体系，他不像后来的一些儒者只是发挥了某个方面。牟：他们讲偏了。陈：对。你比如孟子讲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孔子的仁学境界则比较浑全，可以说也包含了一些道家的因素。主持人：最后请二位分别站在儒道的立场上评价一下对方。陈：牟先生对道家、道教都很有研究，并且有个整体的框架，但他骨子里是个儒家。（笑）牟：我自己觉得是儒道互补。（笑）陈：亦儒亦道。牟：在我看来，陈来先生也是儒道互补。（笑）回答者：催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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