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绝命诗
第一首通篇都是写给弟弟苏辙的：身逢盛世，身为微臣的自己却愚蠢地自蹈死地。中年殒命，算是提前偿还了前生的孽债，但是一家老少十多口人，从此就要拖累弟弟来抚养了。一死何足道哉，到处的青山都可以埋葬骨骸，只是当年与弟弟相约夜雨对床的盟誓再也无法实现，此后夜雨潇潇的时刻，子由只能独自伤心了。但愿与子由世世代代都做兄弟，把未了的因缘付诸来生！
第二首是写给妻儿的：月光西沉，凛冽的霜气使御史台牢狱更加阴风惨惨，檐角上的琅珰在风中叮当作响。梦中那颗向往自由的心依然像鹿一样的奔向云山，可是现实中的自己已命在旦夕，好像面临着滚汤烈火的鸡。眼前浮现出孩子们的身影，他们个个额角丰盈，面相非凡，真是自己的好儿子。老妻与自己同甘共苦十多年，可惜平生没有什么积蓄，身后只能让她独受贫苦了。听梁成他们说起杭州、湖州一带的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连数月为自己作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平安，这真让人感动。汉代的朱邑曾在桐乡为吏，深得当地人民的热爱，死前交代儿孙把他埋葬在桐乡。东坡也希望死后埋葬在浙西一带，来补偿生前对杭、湖百姓的深深的眷恋！
1、【原文】：绝命诗 苏轼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遇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2、【创作背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3、【作者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1] [2]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何正臣斥“妄自尊大”，罗织罪状，御史台狱中东坡自度必死，寄诗两首，沉痛中凝结了深厚的手足之情：“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也有"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个版本
苏东坡乌台诗案（一）：两首绝命诗(2006-04-19 22:02:38) 分类：诗海泛舟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和儿子苏迈秘密约定（串供！）：如果案子凶险有性命之忧，送饭时就送条鱼；若案子进展平常，就送其他平常的菜。苏迈如约送饭菜进监牢里，东坡一直也没吃到鱼，只是吃些麻婆豆腐、东坡肘子之类眉山人爱吃（主要是我爱吃！）的川菜，我们在千年后的今天，也为他略感欣慰了几天。突然有一天饭菜送来，东坡打开食盒一看，赫然在目的是一份铁板鲈鱼（或者开屏鲳鱼）！把东坡唬的是魂飞魄散。万念俱灰之下，东坡就留下了上面的两首绝命诗，安排看守转交他的弟弟苏辙。谁知提心吊胆捱了两天，并没什么大事发生，儿子又送鱼香肉丝来了。悄悄问过，才知道前两天儿子外出了，把做饭送饭的事托付了一位亲戚，但是忘了把关于鱼的约定告诉亲戚了，结果害得苏文豪虚惊一场（天下那有这样做儿子的！）。 这场虚惊导致了两首绝命诗的产生，当是文坛一段佳话吧？ 不！乌台案是有宋一代著名的文字大狱，是文坛一段黑镜头，什么佳话！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自嘲之语。当风烛残年的苏轼从海南岛儋州贬所北归途经润州（镇江）时，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北宋名画家，苏轼好友）所画东坡像，回顾一生，心潮难平，感慨万千，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苏轼的前半生踌躇满志，决心用自己的满腔热血经世济民。政治上充满锐气，直言敢谏，不愿苟同流俗阿附权贵。由于他坦诚相言，仕途沉浮不定，半生坎坷不平，屡遭贬谪。他在病逝前两个月，对自己的后半生进行了无奈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不系之舟”，是对自己无所系念，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的形象比喻，含有随波漂泊于生灭流转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而后两句不免带有心酸的意味。古人云：“刚直太过，取祸之道”，由于他见解独立，不知迎合权势，曾被贬谪到湖北黄州，贬谪到广东惠州，贬谪到海南儋州，终于贬到天涯海角。作者说这是自己一生的功业。他这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历经磨难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性情，是在贬谪黄州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
作者因“乌台诗案”贬到黄州，这时的佛道思想对他起了重要的净化作用。他经常到寺庙中焚香静坐，躬察自省，他要摒弃一切私念杂尘，超凡脱俗。尽管他还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但已参入了大量的佛道信仰。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而能精神解脱。以儒家的思想入世，以佛道思想超世，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无论穷达都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他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以“内佛外儒”的形式把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致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对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懂得人生的艺术，他热爱生活，所以在被贬黄州期间，也没有沉溺于感情的深渊，仍能涉笔成趣，触处生春。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缝中度过了他坎坷的一生。宋神宗元丰二年御史谏官何正臣、舒■、李定等牵强附会，以“讽刺新法”、“讪谤朝廷”等罪名将苏轼逮捕入狱。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被贬到黄州，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就是苏轼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故他曾悲愤地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但是，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中的挫折，最终并未使他就此沉沦下去。虽然他也违心地表示过自己不再赋诗著文，可是在压抑中产生的强烈的创作激情一旦“冲坏藩墙”、“则文思如泉涌”，“仍复衮衮多言”(《答秦太虚书》)一发不可收抬。悲愤出诗人，“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在贬官黄州的五年中，苏轼写下了大量作品，黄州时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特别是词，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的技巧和风格，都标志着苏轼步入了自己的成熟期。故他曾自豪地说： “日近新阕甚多，篇篇皆奇”(《与陈季常书》)， “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可见黄州词在苏轼的文学生涯里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值得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
苏东坡 绝命诗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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