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研究里包括修辞么?

现代汉语研究的是什么？比如有语法、修辞，还有什么？~

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
语言是以语音为形式，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的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语言同时又是重要的交际工具盒认知世界的工具，这就需要对其修辞的研究。
而汉语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历史久远，有研究的必要性。

修辞是对语言的修饰，能使语句更加生动。比喻、拟人等都是修辞手法。
语法是对语言的组织规范。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之间的结合，及主谓结构、定语修饰名名词等等，都属于语法的范围。
修改病句，需要扎实的语法功底。
修辞与语法也不能完全分开，修辞中会涉及到语法，语法是正确使用修辞的基础。

提要 中国现代语法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路程，如果把整个中国现代语法学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的话，那么，正如任何修辞45-N都有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问题，语法学也有一个“说”和“听”的关系变化问题，由此考察，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发展便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自《马氏文通》到《中国文法要略》，其特点是“说话者”亦即研究者数量很少，“听话者”亦即对这些理论研究感兴趣的读者也不多；第二个阶段大致是自《语法修辞讲话》到《语法讲义》，其特点是研究者数量略增而听话者数量激增，第三个阶段则是自“新时期”以来，其特点是研究者数量激增．而“听话者”数量却锐减。而这与语法研究对于研究意图及其有效性的关注与否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　语法学史　修辞行为 说话者 听话者 市场细分
　　任何语法都具有修辞性，这可以说已经成为语法学者的共识。那么，对语法的研究是否也存在某种修辞性?如果存在，则语法研究的修辞性对语法研究有什么影响?本文将由对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考察加以讨论。
　　
　　一
　　
　　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意义的语法学的起点，由此，中国现代语法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这100年的历史给今天的语法研究积累了很多极其宝贵的经验，也带来了许多教训，对此，汉语语法学尤其是语法学史的学者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总结工作。现有的汉语语法学史的工作，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著作编年史研究，亦即把语法学的著作按年份先后逐一评述，一种是历史分期史研究，将整个语法学史研究分为若干历史阶段。邵敬敏先生曾经出版过一部《汉语语法学史稿》，至今或许仍然可谓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把汉语语法学史分为：
　　1、前汉语语法学的酝酿时期(西周——1898年)
　　2、汉语语法学的草创时期(1898——1936年)
　　3、汉语语法学的探索时期(1936——1949年)
　　4、汉语语法学的描写时期(1949——1976年)
　　5、汉语语法学的创新时期(1976年——)
　　这既是一种著作史的考察，也是一种学人史的考察，同时，更是一种理论史、方法史、问题史的考察，或者说是研究范式史的考察。
　　作为研究范式史的考察，通常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分期的时间起讫，二是对每一历史时期的特征概括。众多的语法学史著作的具体论断并不相同，但有两点却相当地一致，这就是：第一，其中几乎都洋溢着“历史=进步”的乐观精神，这种乐观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历史并不仅仅等于进步”却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注意；第二，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局限在语法学内部来考察语法学史，从外部考察语法学史的变迁似乎也未得到应有的注意。
　　对于汉语语法学史，修辞学者也或多或少曾经有过一些评述，不过，这些的评述基本上都是讨论汉语中语法与修辞的关系、评介“语法修辞结合论”的讨论过程等。
　　这里，我们则试图换一个视角看问题。
　　我们曾经指出：任何语言的使用过程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语法研究既是一种理论探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语言的使用过程，这种过程自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这里的所谓修辞行为并非是传统修辞学所谓的“修辞是一种装潢”的行为，而是指“在一定的语境中，言语主体出于某种意图构建并发出一段话语，并努力使另外的言语主体接受并理解这一话语，从而作出合乎发话者意图的有关联的反应，这样的一个事件。”在这里，任何修辞行为在根本上都是人类行为的一种，任何修辞行为都是一种意图性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我们语言学关心的、需要并可能分析的修辞行为不但是有一定的意图的，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效果。
　　由此而论，语法研究也应该是一种“说话者”表达意图并希望“听话者”作出合意性的反应的行为。
　　那么，语法研究的这种修辞性主要表现在何处呢?
　　
　　二
　　
　　既然任何修辞行为都是“一种‘说话者’表达意图并希望‘听话者’作出合意性的反应的行为”，则语法研究的修辞性首先就体现在语法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只关系到说话者这一个方面，而是牵涉到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的问题。
　　如果把整个中国现代语法研究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的话，那么，正如任何修辞行为都有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问题，语法研究也有一个“说”和“听”的关系变化问题。
　　根据语法研究“说”和“听”的关系变化，加以考察，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发展便大抵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98——1949。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著作大致是《马氏文通》。根据对《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的统计，从1900年到J949年，中国语法学论文共发表205篇，平均每年约4篇；作者包括思想界的胡适、哲学界的李镜?也、文学界的朱自清、许杰等1 1 1位，平均每人约2篇，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有王力(17篇)、黎锦熙(16篇)、陈望道(11篇)、吕叔湘(10篇)。发表的报刊既有《新青年》、《世界日报》、《晨报副刊》等大众传媒，也有《中国语文》、《国文月刊》等专业刊物，这些报刊的发行量多则数万份，少则数百份。
　　由此而言，这一时期特点是：
　　(1)“说话者”亦即研究者数量很少；
　　(2)“说话者”亦即研究者的身份却相当广泛；
　　(3)“听话者”亦即对这些理论研究感兴趣的读者也不多；
　　(4)尽管读者并不太多，由于作者的身份的社会领袖性和读者在当时社会中的精英性，在社会中实际的影响依然是重要的。
　　第二个阶段，1950——1976(其中1966——1976几乎是一个空白)。根据对《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的统计，其中“语法”部分收录的论文1013篇论文，涉及作者约600人。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是《语法修辞讲话》在当时全中国最重要的大众传媒《人民日报》连载。孙玄常曾经指出：由此为标志的语法研究与学习的“范围之广，风气之盛，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不仅是空前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也是绝后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再也不会有那样的传播效应了。这一时期的特点：
　　(1)“说话者”依然较少；
　　(2)“说话者”的身份却相当广泛；
　　(3)“听话者”的数量之多不但是空前的，基本也是绝后的；
　　(4)在社会中实际的影响也是空前的。
　　第三个阶段，(1977——)。根据对“中国知网”的统计，用“汉语语法”为关键词检索，在“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仅仅从2000年到2006年，检得的文献达431篇；在“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从2000到2006年，检得的文献是2404篇；而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从1979到2006年，检得的文献数更是高达20368篇，作者上万人。其中从2000年到2006年，达到9771篇，年均约1400篇。考虑到有相当一部分期刊与论文集并未收入“中国知网”，因此，实际每年生产的汉语语法论文数可能在2000篇以上。出现了一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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