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八旗抑绿营的建军治军思想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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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建军治军思想是什么?~

(一)建立“忠义血性之师”的湘淮军建军思想


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以后,确立了以八旗、绿营等经制兵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系。为报答八旗军功贵族和保持八旗军较强的战斗力,清朝统治者为八旗官兵提供很高的政治、经济待遇和优厚的兵饷,让八旗子弟成为专门的候选军人群体,专心练兵,不得从事其他营生,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操练校阅制度和军纪军规。但随着旗人生活奢侈、贪图享乐风气的漫延八旗很快走向衰败。官兵们整天四处游逛、斗鸡走狗,或做小生意,出操训练在往雇人顶替,作战技能和尚武精神普遍下降。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就暴露出其贪生怕死、战斗力低下的弊病,进而完全堕落成为靠官府供养的社会救济群体,失去起码的战斗能力,不得不由绿营兵出面打头阵。至嘉庆年间清军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时,连绿营兵都打不了仗了,只好改由临时招募的乡勇冲锋陷阵。对清军积弊深重,久已不堪任战的情形,清朝皇帝和大臣们并非一无所知,却碍于不敢触动祖制成法,不做任何军事上的改革。19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将清朝经制兵打得溃不成军,非正规武装团练也不是起义军的对手。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湖南籍文人,决定按照儒家思想并参考明人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湘军。在建立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陆续提出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建军治军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忠君勤王,捍卫封建礼教为建军宗旨。清朝经制兵八旗、绿营的将领们大都文化水平较低,有的靠门荫、世袭和从行伍升迁而来的提督、总兵大员,甚至斗大的字识不得一升,士兵或是世袭,或是雇募,清廷也把“忠君”和“当兵吃粮”作为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以湖南籍儒生为基层军官,所以除了强调替君主分忧,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朝廷的一面,还特别注意从维护封建礼教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明其建军宗旨。曾国藩在建军之初,就发布了一篇名为《讨粤匪檄》的文章,攻击太平军的政治和宗教纲领,说太平军独尊上帝,主张政治平等、经济平均以及反对孔孟儒学和关公崇拜等鬼神迷信,是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来奉行的“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名教之奇变”,自称镇压太平军就是为了捍卫性命所系的封建礼教和文化。


二是在官兵拣选标准上,以所谓有“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基层军官,以“实而少心窍”的山区青年为士兵。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拣选将领时,强调“德才”兼备,但以“德”为首。他们所说的“德”,其实就是对封建皇帝的“忠”和对湘军大帅的绝对服从。同时,还强调所选的将领不仅要同籍同乡,且他们之间或为师生,或为亲友,这样湘军中除了上下级关系外,更多了一层师生亲友私谊,以为维系内部团结统一的纽带。对士兵的募选,曾国.藩反复强调其成分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主,“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募兵时要取得具结,由其亲属乡人画押担保。因为军营中多用此类知根知底、朴实少心窍之人,营中风气就容易纯正,而士兵在营日久,沾染上“暮气”后,必须将其遣散,另行招募,以保持湘军的“土气”本色,才不至于像,八旗、绿营一样衰败而无可救药。


三是在军队的统御方面,强调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统领归大帅调遣,自统领至士兵逐级自选,层层节制。曾国藩将这套统御办法“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干而枝而叶,皆一气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8)。


四是以“加粮拔缺”作为团结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曾国藩吸取绿营兵薪响过低,士兵不能养家糊口,偷偷在外做小生意度日,因此影响操防的教训,极力给湘军官兵提高薪饷,并大量保举有功将弁,以官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


五是将封建纲常中的“仁礼”、“忠信”作为军人信条。曾国藩要求湘军将士恪守“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秩序,在军队内部形成辨等明威的的严肃军礼。将帅要本着“仁”、“礼”的精神修身养性和对待部下,要恢复古代父子兵的传统。他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对士兵则要首重忠君教育,而忠君则必须先敬畏长官,又要求军中以诚相待,说“诚”便是忠信,虚伪浮滑乃军中大敌。


六是以精练勤训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最主要措施。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兵战斗力衰退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训练不精不勤,摆花架子,根本无济于实战。所以他练兵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其制定的《练兵章程》都是“日日用得着的”(《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在简单实用的基础上,他强调勤练勤训,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训练不精亦不可用。他还把“训练”内容分开,分别提出要求,说“训”分“训营规”和“训家规”二种,前者包括点名、操练、巡更、放哨等内容,后者则是指要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练”又分“练技艺”和“练阵法”,官兵要阵法娴熟,还要有敢战之心,否则阵法虽好而官兵无胆艺,临阵还是要奔逃,要打败仗。


曾国藩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明代戚继光操作性很强的练兵方法融会到其建军治军理论中,无疑促进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但他身处帝国主义列强频繁入侵的晚清时期,完全靠传统兵学理论来达成一个举国上下皆追求的强兵目标,无异于缘木求鱼。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曾经颇具战斗力的湘淮军迅速衰败,与其官兵选募、教育训练方法的落后有很大关系。近代思想家郑观应曾对其军官素质提出过尖锐批评,说他们是一群“有勇无谋,不知天时地利之将”,是“只驱士卒,仅扎死寨打硬仗、野战、浪战者”(《郑观应集》上册,第842页),从湘淮军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来看,郑观应的批评是十分正确的。


(二)以学习西方、改革军备为主旨的洋务派建军思想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倡导下,清军的建军思想呈现出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交易兵制以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特点。李鸿章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令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日趋恶化,“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灭亡,只有学习西方,走“自强”之途,“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


那么如何在军事上自强呢?他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创办军事工业,购买洋枪洋炮,改善清军装备。李鸿章带领淮军赴上海与洋枪队一起镇压太平军时,亲身感受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后来他多次说明列强各国军队’军械强于我,技艺胜于我”(《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积弱的中国要想抵御外国侵略,必须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因此积极购买外国枪炮,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以求缩小中西方军队武器装备上的差距。19世纪70年代后,他又提出“必先富而后强”的自强途径,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酉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中国五金矿藏虽富,“然千年未尝大开,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闭不启而坐愁饥寒”(《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故中国应当大力开掘矿山,冶炼钢铁,以为军事工业的基础。二是“变易绿营旧制”。李鸿章看到了改革清朝经制兵兵制乃至湘军兵制的必要性。他说:“兵制关乎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么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他变更了老师曾国藩创立的湘军编制,将各营落后的抬枪、小枪和刀矛队尽改为洋枪队,建立新的炮兵兵种,募聘洋教习用西法进行训练。他还主张将“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把西方近代海军编制运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之中。三是创办军事学堂,建立新式军事教育体系。针对清廷当时仍一再强调以陈旧的武科举形式,由弓马章句进身的状况,李鸿章认为由此难以造就精通西法的军事人才,建议改革考试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设立洋学局”,人局学习成绩优异者,可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使他们“与正途出身无异”(《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他还具体创办了一批海陆军武备学堂和技术学堂等。


(三)“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新军建设思想


李鸿章等人改革军制的思想,虽然对晚清军队的变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以武器装备的改善为核心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清军制度,一些编制体制上的变化也都限于局部范围。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改革步伐缓慢,编制体制和作战思想落后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从根本上改革军制成为朝野一致的共同呼声。在战后编练新军的过程中,作为小站练兵的主持人,袁世凯提出了“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新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主要观点,一是汲取古代治军经验,用传统思想对官兵进行精神训导,也就是师古之道。精神训导的内容有要求将官爱民、自爱、有勇、有谋,要求士兵励忠义、敬操练,以勇敢杀敌来搏取功名利禄等。二是师法西人练兵之术。他仿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军队的编制,建立由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多兵种合成的新式军队,聘请德国军官,按酉方现行操法练规矩,练号令,练身体,练步伐,练器械,练阵式,“远揽成规而训迪,不厌详尽;近采长技而练习,不避勤劳”(《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序》)。为加强训练效果,还创办了随营学校,开展军事讨论,建立军事考核制度,经常举办野外对抗演习等。三是主张通过派员出国留学和建立国内军事教育体系来培养军事人才。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直强调练兵的首要途径在储将,而储将的主要办法是兴学。他认为,士、农、工、商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派员出国留学,是提高军事人才素质的一条捷径。因为“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习者极少,亟宜创设学堂造就,分班出洋游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他曾对随营学堂的学生发布训词,说“兵法战法,尔所专主,宜精之以研之,图算、测绘、格致、制造,尔所旁及,宜并力而赴之”,“试思中邦之弱,非由于我武不扬乎?则当知耻。外国之强,非由于彼学日盛乎?则当知奋。知耻知奋乃能力学,能力学方能成材,能成材方能致用,能致用方能建功立业,雪国耻,歼敌患”(《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卷1)。他又奏请清廷在全国各省广设武备学堂,并主张建立有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完备的军事教育体制。


清朝末年,人们对军制变革的重要性更加深入,看到“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法,而兵制尤与时会为变迁。故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在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人们普遍倾向于在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按照西方近代武装力量体制建立常备军、后备军和国民军三结合的体制,“军分三等,常备军优给粮饷,扼要屯扎。续备、巡警两军(清廷具体实施时以续备和巡警二部分取代后备军和国民军)响数差减,分扎操巡”。而许多留日学生则更进一步感到中国军队建设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的问题,还与国人素质及尚武精神息息相关。蔡锷、蒋方震等人送树起军国民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要改造国民素质,重振尚武精神。具体措施则大致包括3个方面: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及军事知识教育和军事技能训练,以培养一代具有军人本领的国民;提倡学校体育,壮健学生身体,增强国民体能;宣扬武人战功,进行尚武精神的教育,以改变中国文弱的民风。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出现,表明国人对近代建军治军问题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广泛了。

恭亲王奕忻
恭亲王奕忻是道光皇帝之子,咸丰皇帝之六弟,生母孝静皇后。在同治、光绪两朝时,综理国家大政及外交事务,为清代后期重要历史人物。
恭亲王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全才,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但由于缺乏经验,不善于揣摩老皇帝的心理,在皇位的竞争中败在了杜受田调教的咸丰皇帝的手下。老皇帝遗嘱,封他为恭亲王,使他得以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咸丰皇帝在位期间,由于南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直隶也有少数农民起来响应,恭亲王就担当起了保卫京畿的重任。他善于谋划,精于用兵,在咸丰五年,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军。彻底肃清了直隶省的“叛党”。
咸丰帝去世后,恭亲王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打垮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全面掌握了中央政权。之后,由于他的老道与精明,慈禧太后决定吃掉这个政敌,但恭亲王在朝威信很高,加之亲信大臣与王室成员的支持,慈禧的计划终究没有得逞。同治七年,恭亲王打败了以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队,再次保住了京师重地。
恭亲王不仅屡立战功,还参与了洋务运动。他利用掌管总理衙门之便,全力支持李鸿章,张之洞,丁日昌等地方大员以强兵、富国为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强国之举。这次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算一次大胆的尝试,并为国家培养了像詹天佑这样的人才,也扶植起一批民族工业。
恭亲王病重期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曾三次亲临探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恭亲王去世,终年67岁。光绪皇帝亲临祭奠,并辍朝五日。






曾国藩



生平

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人。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

曾国藩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分不开的。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曾国藩之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之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干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昧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年谱

1811年(嘉庆16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 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20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6年)16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10年)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13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14年)24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15年)25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 (道光16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18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19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20年)30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21年)31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1842年(道光22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23年)33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24年)34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25年)35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26年)36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27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28年)38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29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30年)40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2年)42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3年)43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4年)44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5年)45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6年)46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7年)47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8年)48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9年)49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10年)50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11年)51岁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2年)53岁1月28日,安庆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68000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3年)54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天京,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4年)55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5年)56岁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2次请假,在营调养。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6年)57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7年)58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8年)59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9年)60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 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惟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10年)61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

1872年(同治11年)62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
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一)按民族分编,首崇满洲

清代前期,军队是按民族分编的。国家的“经制兵”(正规军)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继承中国北方民族的军事传统,以满族为主体,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队,内部按部族分编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绿营兵是清初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收编明朝降附的官兵和新募汉兵组建的各省地方武装,它是清王朝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下,面对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众多的汉人而八旗兵力严重不足的矛盾,采取以汉治汉政策的产物。除经制兵八旗、绿营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非正规的地方武装,如蒙兵、藏兵、番兵、夷兵等等,也基本上是按民族分编。八旗与绿营虽同为国家的经制兵,统治者对其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扬八旗而抑绿营。由于八旗兵是太祖努尔哈赤亲自创建,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巩固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各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不但粮饷、装备等优于绿营,而且拱卫京师和驻守战略要地等重要任务也交由八旗兵执行。清王朝虽然不得不建立由汉人组成的绿营,但对它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在兵力部署上用八旗兵来监视和控制绿营兵,另一方面在军官的职权和铨选上规定,八旗都统、将军可以指挥绿营官兵,绿营统兵将领却不能指挥八旗;八旗武官不但可以充任绿营汉人的职位,而且直隶(约今河北)以及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绿营中还设有只能由满人充任的满缺。对于八旗兵,清王朝也并不同等看待。八旗之中,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直接统辖,称为上三旗,享有特殊的待遇,如担任御前侍卫任务的亲军营,成员只能从上三旗中挑补,于下五旗中挑取者也要移人上三旗当差;满、蒙、汉八旗,八旗满洲被视为基于,地位最高,八旗蒙古次之,八旗汉军又次之。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清王朝首崇满洲、优待八旗、以满治汉的思想。

(二)兵权归一,高度集中

清朝的军事领导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分权制向集权制转变的过程。后金时期,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与之相适应的军事领导体制带有分权制的特点,由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凡军政大事皆由旗主共议集体裁决,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清定鼎北京后,统治者认识到,必须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以加强皇权。随着王权的不断被削弱,有名无实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终被取消。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虽然总揽了军、政二方面的大权,但它只不过是一个秉承皇帝旨意办事的秘书班子,实际上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康、雍、乾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乾纲独断”。康熙帝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东华录》康熙朝卷91)与此相适应,在王权不断削弱过程中,原为各旗旗主私属的八旗兵逐渐变为国家亦即皇帝的军队,军权由分散趋向集中,皇帝把军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康熙帝曾说:“部院诸事,朕尚与诸巨商酌之,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画。”为了达到兵权归一的目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如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兵部,并无实权,“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一切军务皆由秉承皇帝旨意的军机处办理。为了防止武将擅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王朝一是实行以文督武的方针,即地方军权分寄予总督、巡抚,以文臣总督、巡抚节制武将提督、总兵,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军旅之事,专任武臣,其在直省者以文臣监督,日总督,日巡抚。”(《康熙大清会典》卷93)作为各省绿营的高级将领的提督、总兵,只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督、抚在管区内虽有调兵权,但也要同时奏报皇帝认可。二是不准武将久任一地。康熙帝从吴三桂叛乱的教训中总结出兵权不可令武将久擅的思想,他说:“边疆提镇,久据兵权,殊非美事。兵权久握,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即此观之,兵权不可令久擅也。”他还说:“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耳。”

(三)兵农相分,专于为兵

八旗兵是满族社会特有的军事组织,皇太极在谈到八旗兵制时曾把它与明朝兵役制度进行对比,说“南朝规矩兵民为二,民有常业;兵有常粮;我国兵民为一,出则备战,人则为农,兼以收拾兵器”(《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敕谕副将高鸿中稿》)。八旗兵役制度的特点是兵民合一、耕战结合,这是由当时满族人口少、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入关之后,八旗兵逐渐失去生产职能,不再从事生产,成为常备兵。这种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它又很不彻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兵民合一的传统,当兵披甲局限于旗人狭小的圈子里,成为一种特权,给八旗兵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统治者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却对兵民合一的传统大唱赞歌,说:“设兵之制,历代因革损益,虽互有不同,而其实不甚相远,其出于特创而无所因袭者,则我朝八旗之制是也……其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盖几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非如前代有签派招募充补之烦而后收兵之用也。”(《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一)相反,不少官员和学者充分认识到八旗兵民合一的弊端,以评论寓兵于农为幌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条件,“三代寓兵于农,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后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兵民分为两途,农出粟以养兵,兵用命以卫农,“固分途而各靖”。腐儒不懂得“因时而利用”的道理,称说寓兵于农而不绝,其愚足以祸天下。“农之不可兵也,厉农而以弱其国也;兵之不可农也,弱兵而只以芜其土也”(《读通鉴论》卷17,《简文帝》)。陆世仪(1611~1672)也指出,兵民合与分,要视情况而定,“人习战斗,法令森严之时,宜于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时,宜于兵民分”(《论兵制》,《清经世文编》卷71)。顾栋高(1679~1759)认为,兵民为一,行之愈力,危害愈甚。王昶(1724~1806)认为,治国者不应当承袭寓兵于农的迂谈,而应任良将,驭精兵。乾嘉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姚鼐(1732~1815)则指出:兵民相分是历史的必然,“虽有圣人不能使之复合者,势也”;后世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参战兵力众多,而战争的胜负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决出,这就要求士兵必须具备极高的军事素养,军队应以强军为本,“士卒知战斗而已”,兵农无法兼顾;否则,“兵农两为,战则速败,而田野为芜莱,国何赖此哉”(《议兵》,《清经世文编》卷70)。清统治者中也有人认识到军队只有专于为兵,精于训练,才能有战斗力。然而这一思想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军队建设中去。

(四)骑射为本,振奋精神

对于满族人来说,骑射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种基本的生产技能,又是重要的军事活动。清王朝马上得天下,所以统治者历来都十分崇尚骑射,认为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清朝文献通考》卷192,《兵》十四)。他们重视骑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八旗兵建设的重要内容,乾隆帝曾说,“满洲素习,原以演习弓马骑射为要”,“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另一方面,骑射还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品格,这在和平时期尤为重要。也更为统治者所重视。满族本来有尚武的传统,在长期行师围猎中形成了不怕劳苦、勇敢强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以及和平安定的生活,严重地腐蚀着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统治阶级日益腐败,武备逐步废弛,“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败,不及曩时”。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兵中滋长着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的坏风气。统治者对此十分忧虑,为改变这种情况,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一再谕令八旗官兵要勤习骑射,并特别强调军队建设中的精神因素。雍正帝告诫八旗官兵,要“以柔弱怯懦为耻,以安逸华丽为戒”。乾隆帝则指出:“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他特别强调这种精神因素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说:“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他还一再强调,八旗官兵应为戒贪图安逸、怯懦畏敌、不求上进的坏风气,培养耐受劳苦、不尚浮华、敦崇淳朴、勇往直前等优良的精神品格,以振奋清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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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13374652曾国藩打太平天国时是否过谎报军情啊?
    钭石注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从治军来看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

  • 19213374652谁能帮我下载一篇关于曾国藩研究的综述文章,急用!!!
    钭石注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在“忠义”这一思...

  • 19213374652谈谈曾国藩的经历以及在这段历史时期中的作用。
    钭石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

  • 19213374652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怎么这么高?
    钭石注曾国藩一方面痛恨西方侵略,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师夷长技以制夷”,掀起了洋务运动,也可以说是在清王朝长久的闭关锁国的顽固思想下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意义无疑是积极和有益的。曾国藩的治军,最重视思想教育,这一点不仅是当时,在后世也有很多效仿者。另外,曾国藩在文学上继承...

  • 19213374652北洋军阀割据是不是曾国藩的错呢?
    钭石注当时的官兵战斗能力极差,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非但无法有效抵抗外侵,甚至连乡下的一般土匪都对付不了。所以,百姓为了能够自卫,都争先办团练。曾国藩就大力筹办这项事业,逐渐形成了有名的湘军。湘军之所以能够闻名遐迩,正是靠着曾国藩治军的独特。第一,他特别注重精神教育,放到现在讲,就是思想建设。

  • 19213374652给我讲讲曾国藩的主要事迹
    钭石注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

  • 19213374652为什么坐拥50万湘军的曾国藩没有造反称帝?
    钭石注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快速壮大,此时曾国藩手握50万精锐部队,而清朝掌握的常备军八旗和绿营已基本丧失战斗力,可以倚仗的只有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少量蒙古骑兵。可以说,曾国藩掌握了清朝主要军事力量,距离黄袍加身也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曾国藩没有造反称帝呢?太平天国 首先,曾国藩作为中国“两个半...

  • 19213374652曾国藩 凤凰大视野 观后感
    钭石注当他得意门生李鸿章率淮军去和捻军作战,他还是坚持这个战略,并告诫李鸿章,在腐朽的八旗、绿营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后面再放上淮军和湘军,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捻军被此方案扼杀了。 曾国藩自知在和太平军交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胜利,太平天国也不是被他灭掉,因为太平天国自身的内讧,气数已尽,他的胜利来源于坚持。他在大...

  • 19213374652跪,曾国藩到底有多牛,竟在满清皇帝无情的打压下干了这些大事
    钭石注这样一来,曾国藩集团各首脑头目之间彼此瓜连藤绕,沾亲带故,一人有急,往往倾巢出动,伸手相援,大有生死同之、荣辱与共的气概。集团门户的牢固,使朝廷不敢轻易对其下手,一场场政治风暴最终化险为夷。二曰抑人扬己,大造收拾局面舍我其谁的舆论。清廷与一般官吏的腐朽无能,为人所共知。曾国藩等人不敢公开攻击朝廷,...

  • 19213374652清朝的将军封号有哪些
    钭石注依次为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⑤武职封赠官阶名号。初为绿营正二品至从五品的封赠官阶,依次为骠骑将军、骁骑将军、昭勇将军、怀远将军、明威将军、宣武将军、武德将军、武略将军。乾隆中期八旗与绿营制度划一,遂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定制为正一品建成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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