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的作者是谁？

什么是宗教文学~

宗教文学：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信仰文学：狭义上说信仰文学是基于宗教基础上的一种表达方式。
广义上说文学是一种表达方式，信仰的解释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因此个人认为信仰不一定是对宗教的信仰，也可以是对人，对物，对自然的一种信仰。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宗教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基督教文学伴随着基督教而诞生。共代表性著作为《圣经》。《圣经》由《旧约》和《新约》连缀而成，惟有《新约》是基督教的正宗文献。《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对它的承继反映了基督教的信仰根基。圣经文学具有优美的情致、崇高的风格和浓郁的抒情色彩。它在基督教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皆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督教文学的源泉和宝库，后世教会作家无不从中获取信仰、教义，题材和技巧的营养，创作出感染人心的作品。《圣经》对欧洲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国，诗人乔叟的代表作品《坎特伯雷故事》、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诗人弥尔顿的杰作《失乐园》等许多文学作品，都取材于《圣经》。

《弟子规》是清代教育家李毓秀所作的三言韵文。

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撰而成。全文共360句、1080个字。《弟子规》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影响深远，在清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弟子规》全书以《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章为总纲，分为五部分，各选择《论语》、《孟子》、《礼记》、《孝经》和朱熹语录编辑而成。全文总计360句，1080字，内容涉及生活起居、衣服纽冠、行为仪止、道德品性、处世之道等，详于道德教育。

扩展资料：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人，生于清代顺治年间，卒于雍正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的人生经历平实，性情温和豁达，因而缺少传奇故事。

2014年9月6日，海南省首开传统文化改造犯人的先河，服刑人员每日诵读和领悟《弟子规》、《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学一句，做一句”，潜移默化学会为人。中国司法部肯定海南经验，将海南司法厅编著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教材》纳入服刑人员教育统编教材全国发行。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弟子规

1、李毓秀夫子（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康熙雍正年间绛州（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龙兴镇周庄村）人，编撰《弟子规》（原名《训蒙文》），诞生于清·顺治4年（164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 ，雍正七年（1729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辞世。

2、现在流通的《弟子规》原名是《训蒙文》，是李毓秀夫子的著作，后经雍正乾隆年间贾存仁改编并改名，在清代后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者”，有“人生第一步，天下第一规”之称。

3、《训蒙文》意思是启蒙、教育子弟尽人伦本分、忠厚生活的读物，全文仅1080个字，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撰而成， 内容浅显易懂，通俗押韵，易于读诵，很快流传于世，这本不起眼的《弟子规》辗转翻印，流传南北，成为妇孺皆知、历久弥新的修身读本。

4、李毓秀夫子，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李毓秀学问好，修养好，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

5、他的著作有《弟子规》、《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因撰写《弟子规》，去世后他的牌位被供奉在绛州先贤祠。

扩展资料:

名家点评：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弟子规》讲的是社会行为规范，让孩子知道应有的规矩，在孝顺父母、兄友弟恭中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其目的在于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诚敬的态度，形成仁爱的人格。

东北林业大学刘经纬教授：《弟子规》的语言风格简明而不失文学意蕴，语言形式易懂而不失深刻内涵。

《弟子规》用这种言语疏导的方法，在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的同时，又便于儿童通过朗诵背诵就获得道德理论知识，明白人生的道理，对道德产生初步的了解，从而达到道德认识的启蒙作用。

参考资料:弟子规-百度百科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 出生年代：不详 名人职称： 名人国家：中国（清朝） 相关介绍： 《弟子规》,清代康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毓秀所作。 李毓秀，字子潜，号采三。新绛县龙兴镇人，生于清代康熙年间，卒于乾隆年间，享年83岁。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从师党冰壑游历近二十年。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太平县御史王奂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平生只考中秀才，主要活动是教书。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改名《弟子规》。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正伪》、《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孺夫文约》、《水仙百咏》等，分别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全书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篇，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对儿童言语行动提出要求，教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通常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爱。 《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内容又符合封建伦理，是以极有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此书以浅近通俗的文字、三字韵的形式阐述了学习的重要、做人的道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等等，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在我国清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汉族，东周时期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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