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吗

东林党是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吗?~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明朝灭亡有党争的原因，但不代表党争是主要原因。
流行的观点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明朝亡于党争。哪朝哪代都有党争，而且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人为地制造党争，以取得朝局的平衡与稳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争不仅不会使天下灭亡，反而会稳固君主的统治。
二，明朝亡于厂卫。东厂和锦衣卫是为了加强皇权而诞生，东厂和锦衣卫并不像影视所描绘的那么夸张，厂卫只是监督不法官吏，与民秋毫无犯，所以说明朝亡于厂卫实在是笑话。
三，明朝亡于宦官专政。明朝有宦官专政吗?貌似从万历中期以后，宦官的地位就衰落了，有人说魏忠贤。魏忠贤的确飞扬跋扈，但天启帝用魏忠贤正是为了对付东林党，所以魏忠贤再跋扈，乾坤也在天启那里掌握着。
四，明朝亡于万历三大征。哪个朝代的战争不频繁，天启，崇祯两朝的辽东战事还少吗?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么多的小国家每年每月每日都在进行战争，也没见哪个国家因为打仗，说完就完了。万历三大征耗帑银数百万两，而三大征所耗帑银都是万历从内廷拿出来的，难道几百万两银子就能把大明朝玩完吗?更可笑。
五，明朝亡于神宗不上朝。神宗不上朝，天下就会亡吗?明朝的文官体制已经很完备了，皇帝理不理政，大明朝照样运转，况且万历朝的一切大事都是在神宗主导下进行，神宗并非完全不理政。
六，明朝亡于北半球气候的小冰河期。长达七十年的气候冰河期导致明末北方粮食减产，瘟疫流行，灾民增多，但这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吗?非也。我们要知道，唐朝贞观年间，明成祖朱棣时期也处在北半球气候冰河期，北方灾情也很严重，但都渡过去了，因为政府赈济，当时政府的控制力强。
七，明朝亡于土地兼并。古代封建地租十抽三，然后地主从“三”中拿零点五上交农业税，有了十之七，农民一样可以生活的很好。
八，明朝亡于白银输入减少。西方学者提出观点明末国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导致通胀，后由于白银生产无利可图导致白银开采量减少，从而使得我国的白银输入量减少，而民间白银多窖藏，导致通缩，由于前期通胀已经发生，所以最终结果是物资贵，白银匮乏，导致经济崩溃。这种观点错，为什么错?因为白银输入减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不足，导致物价下跌，而明末在市场上流通白银减少的情况下反而出现物价上涨不是因为前期白银太多，前期白银多导致物价高在白银流通量减少的情况下物价自然会跌落，这个用不着担心，但为什么在白银减少情况下物价反而不跌呢?这是由于结构性通胀的原因，也就是由于基础商品——粮食的产量降低，导致粮价上涨，从而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所以根本问题还是粮食问题，而不是白银问题。至于说白银减少政府无银买粮赈济灾民更是笑话，明末粮食减产，就算你银子多难道就能买来粮食吗?所以明朝灭亡跟白银输入多少没有关系。
九，明朝亡于贪官污吏，政治黑暗。这些都是大话，空话，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
十，明朝亡于李自成起义和清兵入关。这是结果，不是原因。
十一，明朝亡于气数。这个最可笑，这个理由完全是学者掩盖无知的表现。任何结果都有他发生的理由，千万不要归结于气数。
那么明朝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文官集团势力过大，皇权受到抑制。事实上严嵩死后，大明的文官们一直是铁板一块，皇帝再也无法分化，控制，万历不上朝，正是基于此，万历上朝是那回事，不上朝还是那回事。这些信奉理学，心学的文官们有着类似宗教似的狂热，鄙视一切非科举出身的人员，他们把持朝政，压抑皇权，为了他们的信仰与教条不怕流血牺牲，其直接结果是皇帝也无可奈何。外加上只知空谈，放炮的海瑞给他们树立了楷模。一旦皇权受到抑制，那么国家制定的政策不是从全局考虑，而是从文官集团的利益考虑，也就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考虑，大明的文官集团正是明末江南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明太祖出身寒苦，深知民情，加上明朝初年经过战乱后，百废待兴，所以太祖与民休养生息，其直接结果就是明朝赋税一直很低(黄仁宇观点)，商业税更低，所以明朝财政一直很困难。
明初的时候为什么打仗，水利，赈灾朝廷都有财力，但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因为明末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降低，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增加，而税收仍然是以农业税为主，到了崇祯朝，打仗没钱，赈灾没钱，而江南富商巨贾一掷就是几十万两，上百万两，皇上想增加赋税立刻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明末时期商业发达，商人从海外贸易中赚取巨额资金，由于东林党的阻扰，商业税却无法提高。万历朝实在没办法，于是开征矿税，结果大臣们唆使地方官杀税使，由此可时见一斑。如果皇权强势，财政充裕，那么可以在北方兴修水利，这样到了灾年也可以应对。所以，那帮空谈误国，祸国殃民，自以为是，打击报复，只知逃税的东林党绝对是大明朝的奸臣，而打击东林党的魏忠贤绝对是大明朝的贤臣，对的起自己的名字，魏忠贤死后，东林党重新掌权，商业税罢。我的观点是，皇帝应该减少任用富庶省份的官吏，尤其是有士绅背景的官吏，这样制定的政策才能从全局考虑，才能够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资源的调配。
二，明末经济制度的超前发展(黄仁宇，杜车别观点)。中国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因为气候，河流，地理的因素决定了我国是个农耕国家，不像欧洲以商业为主，所以我国大部分人口是农业人口，这就决定了粮食生产安全是中国古代的第一要义，没了粮食，百姓就要造反。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禁止海外贸易，正是为了限制农业人口从事非农行业，导致粮食减产。
而明末，江南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海外贸易活跃，大批的农业人口进入手工业或从事海外贸易，而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人们不生产粮食也可以交税。江南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后果就是江南人口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到了明末战乱时候，江南富商们有钱买宅子，买地，却买不来粮食，清兵南下后，南方四镇的二十万精兵因为没有军粮，全部投降清兵，政府无粮，征兵也困难。南方粮食姑且紧张，那么北方遇到了那么大的灾情，可以说天下已无粮赈济，设想，如果江南加大粮食生产，提前数年调运粮食储备于北方各省，到了灾年，开仓赈济，情况是不是要好很多。
三、再来谈谈张居正的赋税改革。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明朝往商品经济迈了一大步，但正是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明末商品经济过渡发展，从而导致明朝的灭亡。在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以前，农民收割完了粮食就可以交税，但赋税改革后就不行了，还要拿市场上去卖，换了钱再交税。而收割粮食和卖粮食的季节都一样，大家都卖粮食，粮商就会趁机压价，等于农民又被盘剥一次，变相的加重了赋税。江南这些地方还好一些，因为这些地方银子多，经济外向型大，还可以种植利润大的经济作物换钱，西北这些缺银，经济内向型的地方就更严重，农民为了换钱受的盘剥更大，所以除了灾荒外，农民起义为什么在西北爆发，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加上前面说的，张居正的赋税改革等于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而不种植粮食，所以导致大明王朝灭亡的不是李成梁，不是万历，天启，崇祯，魏忠贤，而是张居正，这位大明王朝的第一能臣，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诡异。
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由于商业的过渡扩张，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最终搞垮了这个帝国。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是的主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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