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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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概况

　　城市的发展演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反映。因此，了解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情况，对于了解古代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中学历史教材对城市发展概况的模糊描述，本文略作勾勒。

　　在我国古代，“城”与“市”是彼此分开，相互独立的两个不同概念。城就是城，是统治阶级居住的地方；市则是人们交易的场所，开始并不在城内。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沿着两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方向发展。一种方向是作为军事堡垒、统治阶级政治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另一种方向是作为商品交换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市”。其中前一种方向是城市发展的主导面，城市因而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从模式上看，中国传统的城市往往以王宫或官行为中心，两翼辅以东西两市，文武双庙。城市的居民以达官贵人以及为之服务的衙役、奴仆、兵弁等为主体。城市的商业主要供王室官府消费，也为奴仆和兵弁提供活动必需品。从条件上看，随农业生产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分工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世界上首批城市一般都诞生在那些具有较为有利的灌溉条件，农业生产发达，农产品丰富，交通便利的地区，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中下游的古埃及，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以及黄河流域的中国等地区。从时间上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城市蓬勃兴起的阶段。这一时期，诸侯国崛起，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治中心——都城，如战国时期的临淄、邯郸、大梁、郢等。这些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些都城一般都是商业兴盛，交换的商品大多数都是贵族地主用的奢侈品（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象牙，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等），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不是很密切。而且各个诸侯国中流通的货币品种不一，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经济特征。

　　隋唐时期，我国的军事政治中心仍在关中，而经济中心已移到江淮流域，出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情况。隋唐时，大力修通大运河，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问题。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国内商业的流通，成为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时期，南方城市发展较快，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当时瞩目的主要城市发展区。这与海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大运河的开凿有密切的关系。如当时号称四大都市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都在运河沿线，隋朝东都洛阳因位于大运河的中心，商业盛极一时。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是都城的建设。如唐代长安城，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是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城建筑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既反映了唐朝的国力和科技水平，也体现了唐朝前期封建统治井然有序，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的政治面貌。特别是长安城的经济布局突出了“坊”“市”之分，“市”内店铺林立，非常繁华。

　　宋代城市发展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城市商业布局打破了“坊”“市”界限。北宋时的东京，商业繁荣，店铺林立，突破了唐朝“市”的限制，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反映了北宋封建经济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二是镇的兴起和发展。镇的设置始于北魏，主要出于军事目的。北宋以后，因重文轻武，曾一度废除了很多这样的军事据点，从而使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镇市完全蜕变为商业城市。这些新兴镇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水陆交通要道、沿海口岸、商旅舟车集中的地方，如密州板桥镇、江西景德镇等。

　　明代城市有较大的发展，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前期有30多处，中叶以后发展达50多处。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江北运河区等地区。如苏州、杭州的丝织业发达；松江是棉织业为中心；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成都为茶叶市场；武昌是木材市场；扬州是食盐集散地；广州、宁波、泉州、福州为对外贸易港口。

 

　　由此看来，明朝中后期的城市已不仅仅是封建统治中心，商业贸易的内容已经日益接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商品经济开始侵蚀自然经济，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开始逐渐密切起来。这时候已经出现了有一定专业分工的商业城市，并在苏州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封建经济渐趋衰落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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