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关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问题！

~ 哲学家加缪就说过，活着而不自杀是要给出理由的。我也曾试着找出能说服自己好好活着而不自杀的理由：譬如我可以从事着自己喜欢而又擅长的工作，足够支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又譬如我有一堆健康而又优雅的爱好，一边点缀着生活一边滋润着心灵；再譬如我还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三五知心好友……。

在这不得不指出的是： 我所找到的一条条理由只能暗示我生命的品质还不赖，但若试着去说服一个人活着而不自杀，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这就像食盐、鸡精、黄酒只能调节菜品的味道，却增益不了菜品能充饥的功效一样；此外，我也觉着这种焦虑地“寻找理由”的行为可能事实上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求救的信号。

或许也同样是出于“求救”的目的，自杀问题历来受到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的关注——

美国精神科医生埃德文·施奈得曼指出，一些自杀者往往有一个三段论式的逻辑错误， 他们会认为：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那么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 这种三段论的逻辑错误，就在于他们将现在的“主我”与死后的“宾我”混淆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宾我”是无法感觉到“主我”是否得到了重视的。

埃德文·施奈得曼的观点并不为太多人熟悉，这多半是因为我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已经变得不太正常，我们总是像无能的猎犬那样紧紧地追随着那些更大声、更果断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来的人，譬如进化心理学家丹尼斯·德·卡坦扎罗。

卡坦扎罗提出一惊世骇俗的理论：自杀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适应行为。根据社会生物学家汉密尔顿的理论， 个体的适应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直接适应度，即通过自身传递基因而带来的适应度；第二部分是间接适应度，即通过亲人间接传递自身基因而带来的适应度。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就构成了个体的整体适应度。

为更好地理解“适应度”的概念，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远古的场景：你长期卧病在床，需要家人在身边照顾你，为此父亲母亲没有多少时间去打猎、采集，可弟弟妹妹又需要食物充饥，但有限的食物也需要留给你一份……。你自己未来的繁殖预期很低，携带你部分基因的家人拥有较高的繁殖预期，问题是，你的存在构成了他们成功繁殖的一个沉重负担。假如把这个负担去掉，你的直接适应度降低了，但你的间接适应度可能因此受益，因为你对家人成功繁殖的消极影响没有了，因而总体上你有可能依然留下了更多的后代。

简单地归纳一下卡坦扎罗的观点，那就是，自杀是自然选择设计的一个舍车保帅的把戏。通过个体的自我毁灭，他们传递基因的效率反而更高，这种情况下自杀机制是有可能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

此外，脑科学研究发现，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个体罹患了精神疾病或者说脑部疾病。然而，这样的一般结论似乎难以被人文学学者所接受，他们尤其会向脑科学研究者指出，有些重要的自杀现象比如“哲学性自杀”，应该是由于个体在丧失了生命的意义感之后，按照其自由意志而做出的选择，并非出于生理原因。 德国作家让·保罗创造“厌世”一词以表达某些人体验到的这样一种感觉：物理现实永远无法满足人类意识的要求。

叔本华哲学就曾造成了“极端”的读者自杀，著名者如王国维。灵长类动物学家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在其《猿猴的把戏》一书的后记里介绍了一则发人深省的类似事件：一位名叫米切尔·海斯曼的人曾针对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书引发的争议说，问题不是《社会生物学》“没有道理”，而是它“太有道理了”，于是，海斯曼感到生命确实没有意义，因而选择自杀。海斯曼自杀前的心态与王国维自杀前的情状类似，表现出某种学者式的“安详”或“宁静”。

总之，古今中外不时有人在学习了“科学”和“唯物主义”之后确信，人类乃至宇宙只不过是一些分子、原子和其他微粒的组合。他们不再感到生命具有任何意义，因此便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自杀。

在我看来，生命本身并不具有“高尚的意义”，而人类基于各自大脑的发育结果，以自己的方式使自己具有生命的意义感。 我们之所以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具有意义，是因为大脑视我们正在做的事是奖赏，而自杀则是最后的奖赏。

由此，找出适应我们的大脑发育结果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生命具有意义的感受是奖励的感觉，它带给我们更好的生存机会。

我曾一度认为自杀是最能彰显自由意志的行为，可大量的科学实验支持了自由意志是幻觉的观点。我们负担过重的大脑总是通过无意识的过程不断地做出决定，故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提出了“无意识的意志”这一说法来取代“自由意志”。

本杰明·利贝特通过他著名的实验显示，当我们启动行动时，大脑需要半秒钟的时间去意识到这种行动。此半秒钟无意识的大脑活动（“准备电位”）出现于“清醒”意识之前的结论是对“行动受自由意志控制”假说的首次严肃质疑。尽管对利贝特实验的观察结果存在热烈争论，但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实验表明，意识确实产生于由脑活动决定的行为发起之后。

利贝特认为，人类可能拥有一旦意识到某种动作就可以制止该动作的能力，并称之为“自由否定意志”。然而，也有实验显示，大脑的无意识活动也先于制止某个动作之前。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斯佩里与著名脑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一起研究了裂脑患者，他们发现，在我们脑内整个新皮层中，不同的信息是在不同脑区内分别进行专门处理的，之后才形成针对该信息的决定。随后，左侧大脑内的“解释者”会以一种动态的但不一定正确的方式整合这些信息，并生成一个听上去合乎逻辑的理由。这个后处理过程给了人们“我拥有自由意志”的感（幻）受（觉）。

看来，对自杀行为的研究还是得回到对潜意识的考察中去。

当我想到“潜意识”就跟想到宇宙中的黑洞一样，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只知道它在那儿，神秘至极。潜意识这一概念为什么会被蒙上这样的特征呢？不外于以下几个原因——

在一般人的言语中，潜意识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神秘的实体，比如，爱德华·冯·哈特曼就将潜意识称之为“普遍领域”；另外，这个词也受到神秘主义的利用，因为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人极度热衷于借用科学词汇，用“科学”的外衣来粉饰其胡猜臆断；与之相反的是，长期以来，一部分自以为（也并非毫无理由）代表着科学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们，对潜意识这个概念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有意识的心理内容就清晰程度而言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心理要比别的心理“光明一些”，而有的则要“黑暗一些”，但是潜意识的存在由于在名称上的对立却遭到他们的否认。

就潜意识概念，且撇开这些干扰不论，用我们现阶段的知识可以建立起另外一种最可能实现的理论，即可表达如下： 在构建我们心理活动的过程中，潜意识是一种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每一种心理活动一开始都是潜意识的，它或者保持一如既往的状态，或者发展成为意识，这取决于它是否遇到抵抗。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站在两个世界之间，或者说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觉心理系统之间——即对外部感官刺激的知觉和对潜意识的知觉。外部世界给我们的画面让我们从生理影响的角度来了解一切，而内心世界的画面则从精神媒介影响的角度下展示各式事物。这样，把万千星辰连成一片的就不是万有引力，而是造物主的生化妙手了。荣格就特喜欢把潜意识想象成从镜子中看到的一个世界，那，从这面镜子中都能看到什么物件呢？

譬如有一些经验，它们与人们不甚相干或显得无足轻重，不足以留驻在意识之中，或者只能在将来到达意识之中，因而都被贮藏在潜意识里。譬如还有一些心理活动，由于与意识的个体化机能不相一致，受到压抑或遭到忽视，如令人痛苦的思想、悬而未决的问题、人际间冲突和道德焦虑等等。

一件事物被遗忘了，并不意味着它就消失了，只是说这个记忆已经变成了潜意识，它的能荷太低，从而无法出现在意识中了。但是，尽管在意识中遗失了，它并没有在潜意识中消失。

它们“可能是没有达到意识听力刺激阈值的感官知觉，或者是处于视觉次要领域的感官知觉；也可能是统觉，也就是说内精神或外部过程的意识”。

所有这些材料就构成了个体潜意识。之所以称之为个体，是因为它完全来自个人生活。因此，任何事物一旦成为潜意识，它就会被由这些潜意识材料所构成的关联网所吸收。高密度的联想性关联转变或上升为意识，就能以灵感、直觉、“好主意”等形式得到复制。

如果说潜意识仅具有个体性，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就完全有可能把一个精神失常者的所有幻想都追溯到个人经历和印象上去。毫无疑问，这些幻想材料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简单归因于其个人历史的，但还有某些幻想让人无法在其过往的历史中找到根源。它们的内容与任何事件或者经历都毫无关系，只与神话故事有关。那么，这些神话幻想从何而来呢？它们来自大脑，但不是来自个体的记忆痕迹，而是来自遗传的大脑结构本身。

除了躯体之外，我们同时还得到了一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脑，这个大脑携带着它的整个历史。对于“历史”这个词，我们通常指的是我们“制造”的历史，我们称之为“客观历史”。大脑真正的创造性幻想活动跟这种历史毫不相干，只与年代久远的自然历史有关系。 这种上自鸿蒙以来以生命的形式传递下来的历史，也就是大脑结构的历史。这个结构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人类的故事：死亡与重生生生不息的神话，同时也讲述着多如繁星般穿梭于这个未解之谜的人们的故事。

这种潜意识深埋在大脑的结构之中，只会通过创造性幻想这一媒介才会显露其未灭的存在，它就是集体潜意识。它在具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复苏，把自己展现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在思想者的灵感里，在潜修者的内心经历上。它对人的了解不限于此时此刻，它了解人的过去，它还了解神话中的人。

自远古以来，在这个神秘的背景中，原始森林夜幕下的阴影中有同样一群但又不断变化的人物。这个背景就像对白日生活的扭曲反射，在夜晚的梦里和恐惧中自我重复。亡灵，鬼魂，那些稍纵即逝、源自一去不复生的监狱的记忆意象，那些由某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产生、现在以鬼魂的形式所体现的感觉，这些东西统统都幽幽地聚集起来了。他们似乎只不过是白天喝剩的杯子里留下的苦涩余味，是无人问津的残渣，是一无是处的经历沉迹。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些东西，而这就是我们比原始人唯一高明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但这桩小事却改变了一切。一直以来，对人类来说，发明新的名称就类似于从噩梦中挣脱出来。

很多人可能会有点吃惊，怎么会在讨论自杀行为时谈到这普遍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并没有像大家所看上去的那样偏离我的主题，而是这个主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杀问题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世界观息息相关的问题。 很多东西之所以还不被人了解，只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不给它们容身之地，因为我们的教育和训练根本无法让我们应付它们。这样，当它们偶尔以幻想或事实的形式到达我们意识中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对其予以压制。 这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充分认识自杀行为就必须讨论潜意识的原因。而且，如果想要抓住自杀问题的本质，我们就不仅要关注当代的问题，而且还要了解人类心理的历史。

要知道，依靠个人的秘方是无法永久地治愈一个妄图自杀的人的，因为人无法脱离社会、单单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一个人生活中所凭依的信条必须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信条，否则这个信条就不会具备人作为群体之一员所不可或缺的自然道德。不过，如果这种信条没有留在黑暗的潜意识中的话，它就会成为一种成型的世界观，而那些习惯于有意识地审查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世界观。

这也许足以解释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些问题，虽然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完全展示清楚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在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若干年后，在我走到我生命的尽头时，我究竟是毅然决然地选择自行了断，感受一把斩生除命的快感呢，还是在弥留之际，眼盯着生命被一点点抽离、一点点吞噬？纠结的是，这两种体验我都想有啊！

包爱民、[荷兰]迪克·斯瓦伯：《自杀和生命的意义——来自脑科学研究的解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5卷第4期，第109-120页。

吴飞：《绝望中的生命自由——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望德”与自杀禁忌》，《基督教思想评论》2007年第5辑，第3-16页。

王求是、刘建新、申荷永：《国外自杀心理学研究与理论评介》，《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4卷第1期，第105-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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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华：《自杀与自由——就萨特的自由观论自杀现象》，《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卷第4期，第89-91页。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荣格文集》第六卷（《文明的变迁》），谢晓健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性学三论与论潜意识》），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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