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智慧库是怎么的一个情况？智慧库是做什么的？拜托各位大神

智慧和聪明的区别是什么？？拜托各位大神~

智慧是名词，有时也作形容词用，聪明是形容词，但有时也作名词用。智慧用来形容人除了聪明的意思以外，还有稳重的意味！

时间会让你了解爱情，时间能够证明爱情，也能够把爱推翻。没有一种悲伤是不能被时间减轻的。 如果时间不可以令你忘记那些不该记住的人，我们失去的岁月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所有的悲哀、痛苦、失败都是假的，那该多好？可惜，世上有很多假情假义，自己的痛苦、失败、悲哀，却偏偏总是真的

智慧库也就是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 [编辑本段]中国智库现状 1、身份独立、价值中立、研究专业、决策科学，是智库的立身之本。表面上看，中国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多家。而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有1777个。 2、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和商业型机构，冒“智库”之名，透支了意见领袖的公信力。而以真正智库为诉求的民间智库，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都步履维艰。 3、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语)在公共决策议题上，群策群议是不够的，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的重要性因中国人屡屡失策而凸显。 4、基于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需求，基于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国对大策略大思维的未来需求，中国迫切需要智库，需要“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决方案。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不缺研究人员和机构。据统计，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而在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 英国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他被彻底雷到：整个英国的全部智库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欧洲总人数不到5000人，加上美国(智库的天堂)，整个西方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不超过10万人。而中国社科院仅仅只是中国官方智库的一个，还有中央党校、各省社会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等。 Leonard震惊之余，也感到好奇：为什么数十万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却始终不知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世界人民也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充满好奇？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怎么想？》，在西方世界获得畅销。 2000 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由于政府强大的控制能力，中国官方智库大多言不由衷，沦为替政府背书的境地：官方智库享用着高额经费与话语权，却不时提供数据混乱不堪、结论欠缺逻辑、唯长官之命是从的垃圾报告。民间智库一欠渠道，二缺影响力，三缺经费，因此举步维艰。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一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这样说。在中国，行业协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在民政部注册，挂靠于官方机构下，受命也受制于官方的指示，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组织，有时也承担课题，研究产业，但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等方面却显得“畸形”。 中国式智库三大病 有人总结出中国式智库的三大类别：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商业型机构，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式智库的三个毛病：与体制过近、专业程度低、以赚钱为目的。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看似专家学者无数，他们手中经费多多，项目多多，且在媒体频频曝光、满天飞四处参加各种名目的论坛、研讨会或咨询会，但实际上却是 “满嘴跑火车”，影响力和公信力急剧下降。 新近成立的中国最高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交中心”)，实质也是出于高层对现存智库的极度不满，但依然有着强烈的官方色彩：事先声明“只谈经济”，与“思想无禁区”的智库宗旨背道而驰；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层官员组成，中国的旋转门只开了半扇，什么时候国交中心能走出未来的总理副总理？没有强大的研究实力，最高智库也只能是一句空谈。 这次由国交中心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中，像兰德公司这样重量级的智库公司并未参与。“它们的触角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入、灵敏，你以为它会需要这样的平台，但有可能它对这个论坛不屑一顾。”主办方的一位代表私下透露心声说。 放眼望去，中国的智库更像是“伪智库”，零点调查集团总裁袁岳甚至用了“蠢库”这样的字眼，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的：在智库人才的使用上，多的是学院教育出来的，把“大词”挂在嘴边，张嘴中国闭嘴世界，但却缺乏基本的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而安邦集团的总分析师贺军则同样面临研究人才缺乏的困局，他甚至开动脑筋，想与大学联合开办信息研究这样的专业。 中国式智库的未来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智库最终的成型与确立将会是在民间，民间智慧以及互联网渠道可能是智库大放异彩的决定因素。但袁岳并不这么看，他说：“现代型的智库是集体作业、多人分工协作的，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智库机构，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作坊式的模式。” 《超限战》的作者乔良也许是唯一一个向世界输出过中国国防思想的中国人，据说美国五角大楼人手一本，认为他的思想预见到了“9·11”。他曾举了个例子：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撒切尔夫人这句话揭示了智库的一个元命题，即智库是为未来服务的，30年、50年、100年，而不是局促地为当下服务。 我们的所谓智库目前基本还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的智库已在探讨将来的问题及其各种可能性。在此次智库峰会上，中粮老总宁高宁的一句话深得媒体好评：中国远远还没有达到对外输出资本的国力，什么时候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智库到国外挣钱了，中国才能成为大国。而现在我们都要靠全球的智库来办事。 [1] 从万里长城到敦煌莫高窟，几千年来灿烂的中国文明是留给我们最好的智慧之源。现代科学知识与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应用使得我们可以从记忆和计算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有必要把智慧集中到整理全球人的优秀知识上来。将之融会贯通，创造出更高级智慧成果。这需要专业化的智库体系做支撑。现在的智慧库大多还是采用传统方式。政府解决重大问题大多还是面向高校、研究院等高级专业人才聚集的地方，以政府决策研究招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组建咨询委员会等外脑的形式鼓励专业人才参与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但这些传统方式没有全方位、多层次地调动起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将问题公布，向全民征集智慧解决，把这作为推动政改运动的重要方法。在有知识、愿意奉献个人智慧或观点的人群中建立知识分享、成果分享的文化，让知识库与人脉网凝结成“价值型智库”，才更有战斗力、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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