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隋唐时期存活了多少年？

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传入的因素~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没有传入一说。佛教在汉代就已经广泛的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基本都本土化了，大量流入的佛经在这个时期被翻译出来，使佛教鼎盛一时。佛教不是隋唐传入中国的，谈不上传入的因素。

唐王朝与佛教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唐初佛、道之争

　　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坚请罢除。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最优秀分子，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十四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铭，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婆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武则天与佛教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合“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为“天授圣图。”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当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十四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唐武宗灭佛

　　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隋至盛唐时代道教的特点：隋至盛唐时代的文化可用“交融”二字来概括，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的道教亦以“交融”为特色。南北道教的大汇合带来了道教发展的大兴盛，统治者的狂热崇道则推波助澜，使道教对社会上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道教教理的精彩纷呈，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隋代道教：从道教发展史来看，隋代道教正处於一个转捩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教理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统治者宗教政策有关。隋文帝实行佛道二教并重的政策，利用道教来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他利用道教符谶，为其夺取政权造舆论，并为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作神学论证。他十分关注并积极支持道观的修建和道徒的发展，并在晚年对道教神仙长生说产生了信仰。隋炀帝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隋炀帝还曾集中学者撰作新道书，并编撰道经目录。隋代佛道并重的政策，不仅对道教的发展关系重大，而且对唐统治者也有深远影响。

隋的统一，使南北方道教的交流更为便利，南方的上清经法传到北方，南北各具特徵的道教逐渐融汇，这是隋道教不同於南北朝的一个特点。这时候，由上清派演变而来的茅山宗，不但巩固了在南方的传统范围，而且逐渐占据了北方，这与当时的茅山宗领袖人物王远知的活动分不开。王远知从南方到北方进行传道活动，大业(公元605~618)中收潘师正为****，潘后来成为茅山宗在北方传教的重要人物。

总的来看，隋代道教南北的融汇，是以南方茅山宗为主，直接为唐代道教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从隋代道教的地理分布来看，除了京畿之外，还有汉中、巴蜀、江南等热点区域。隋代道教徒大多积极参与了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民间道教的活动逐渐衰落。据《隋书·经籍志》，隋代道教的特徵主要有：第一，尊崇元始天尊，奉为最高神。第二，授道者必须经四十九年始得传授人。第三，传授道法的要旨归於仁爱清静，经渐渐的长期修行而致长生。第四，传授道法的先后品次是，先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次受《洞玄箓》，最后受《上清箓》。第五，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第六，道术以符箓为胜，符箓派占主导地位。综合上述，隋唐道教是在沿著上层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又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特色，并以茅山宗为主使南北道教融汇合流，为唐道教的兴盛准备了内在的条件。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它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初至盛唐的统治者与道教：唐代开国君主高祖李渊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即广泛利用道教为他制造舆论，称帝后确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其先祖，在羊角山修建了老君庙，取名伏唐观，祠祀老子。高祖李渊又努力提高道教地位，力图把道教排在佛教之前，还派使臣把天尊像送给高丽，派道士到高丽宣讲《道德经》，使道教传播到了国外。唐太宗李世民和其父李渊一样，尚未登基之前，即和道士有密切的关系，道士王远知曾预告其“作太平天子”，登上帝位后即优宠王远知。太宗李世民崇道的特点，集中表现在贞观前期以《老子》清静无为思想治天下这一方面。他也尽量设法提高道教地位，实行崇道抑佛政策，於贞观十一年(公元637)明确宣布道教在佛教之上，崇道就是发扬“尊祖之风”。他晚年追求“神仙轻举”，服长生药，终於因此而丧生。继位的高宗李治，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规定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并令士子加试《老子》，贡举人皆须兼通。女皇武则天，虽号称佞佛，但也利用道教图谶为其登上皇位制造根据，并拉拢利用道士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武则天在信仰上毫无疑问是笃信佛教的，但对道教的神仙长生也是有所追求的。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她曾令道士为其章醮、投龙作功德，又令道士炼药，供其服食。总的看，武则天与道教的关系较为复杂，既利用又抑制，视政治上的需要而定。

唐代皇帝尊崇道教的第一人当数玄宗李隆基，在他大力扶持下，唐代道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他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特别是宋代皇帝的崇道之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宗崇道主要表现为：第一，尊祀玄元皇帝，掀起狂热崇拜，利用种种机会颂扬其圣祖玄元皇帝，所上尊号越来越多，并亲自导演了玄元皇帝降临的神话剧。第二，玄宗登基得到道教人士的支持，称帝后便提高道教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特别优宠茅山宗和张天师一系道士。第三，玄宗将崇道纳入科举教育体系，官吏考选，多有道举出身者。第四，玄宗崇道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服丹药，且常将药物赐於臣下。

总之，从唐高祖到唐玄宗，除武则天时崇佛超过崇道外，基本上是以崇道为主，在崇道的同时也不排斥佛教。由於崇道，使道教在此期间获得迅速发展。又由於统治者积极向周边地区及邻国传播道教及其经典，此时的道教国际影响也较大，在一些邻国流传开来，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加强了唐帝国与各国的友好往来。盛唐的道教同样充满了“盛唐气象”，这从当时道派的融合兴盛中透露了出来。

初至盛唐道教的道派融合：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化发展之后，到隋唐呈现融合之势，这种融合在南北朝末已发生，隋的统一打破地域分割，为融合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唐承隋而继续推进融合，带来了道教的繁荣兴盛。由於融合，使原先个性特徵十分鲜明的各个道派，逐渐在教理教义和宗教仪式上，互相渗透，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状况，难以区分，甚至像南北朝时发展一度超过上清派的灵宝派，此时却似乎“泥牛入海无消息”，其传承关系已不十分清楚了。此时的道派融合以茅山宗为主进行。茅山宗是唐代道教主流派，善於吸取各家各派之长，它在教理上受重玄学派的影响，又吸取了灵宝斋法，正一法也融入茅山宗

到唐玄宗朝的司马承祯时，北方的嵩山、王屋山和南方的茅山、天台山等，均成为茅山宗传道的热点区域，茅山宗还传到了蜀中。这些都与司马承祯的努力分不开。茅山宗之所以成为唐道教的主流，从内在因素说，主要是由於它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使茅山宗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障。从外在因素说，茅山宗的历代宗师大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经过他们的活动，使茅山宗在政治风云中不仅未遭受打击，而且还获得不同统治者的扶持，使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这也是它兴盛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隋唐道教南北方不同派别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为道教教理教义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内在条件；而南北朝以来的三教论争，到隋唐更是经常进行，这种论争锻炼了道徒们的思辩能力，促使他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自己；再加上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书研究的重视和提倡，因此到隋唐时，道教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采取了新的形态。这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对宋明理学的产生也有相当的影响。可以说，隋唐道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他们对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成为道教思想发展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隋唐总共有多少年，道教就在隋唐时期存在多少年。

之前就有了，主要从李世民把道教定为国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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