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怎样的人?

巴金是个怎样的人~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人物经历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在“五四’新潮思想影响下，加入进步青年组织“均社”。
1923年，离成都去上海、南京求学。
1925年，8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
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中国，开始写作《灭亡》。
1928年12月，回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
1933年，任《文学季刊》编委。
1934年，赴日本旅行。
1935年，8月，从日本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生活小丛刊》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
1938年，2月，写完《春》。3月，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
1940年七月始，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贵阳等地，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1944年5月，与萧珊在贵阳花溪结婚。
1945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文联委员。
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50年，7月，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11月，他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后又五次访问前苏联。
1957年7月，任《收获》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1972年，妻子萧珊病逝。
1977年，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4月2日，获得1982年“但丁国际奖”，将此奖颁发给巴金是为了表彰他在文坛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1983年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中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了《随想录》之《病中集》、《无题集》等作品。
90年代后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
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
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人物影响
巴金半个世纪以来，巴金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在“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和奴性人格的艺术典型以“立人”，从“说真话”到“写真实”以一贯之于他的全部人生经历和创作活动中，他多次强调“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同时巴金还贡献了以“两个一致”的典型化方法和“比较象活人”的性格真实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追求真实，在《随想录》中一遍遍地虔诚而痛苦地忏悔，剖析自己的灵魂，猛烈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的建设。他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 30 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巴金也因此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巴金是热爱生活、喜爱儿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热爱写作、珍惜时间、谦虚谨慎的人。

巴金简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信报上海专电（特派记者 赵明宇）记者昨天获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已经明确拒绝上海作协关于设立“巴金文学奖”的提议。

巴老去世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人员为纪念巴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把“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改名为“巴金基金会”；二是设立“巴金文学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告诉记者，巴金女儿李小林对前者没有表态，但对“巴金文学奖”明确表示反对。
“李小林说，一方面巴老生前为人非常低调，不喜欢如此张扬；另一方面巴金清醒前就表达过，认为国内文学奖项已经有点太多。”

1990年，由巴老和另外两人提议成立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巴金任会长。当时巴老将自己在日本获得“国际著名文化人士奖”所得的500万元奖金都捐给了基金会。赵长天说，当时巴老在设置这个基金会时就说过，我们的工作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拾遗补阙，要通过一些实际的工作切实地帮助作家，尤其是生活苦难的作家解决一些问题。15年来基金会围绕这一方向开展了许多工作。

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表示，巴金文学研究会也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永久地纪念巴金，但目前方案还不成熟，不便对外透露。他们准备在25日举行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百岁的巴金已经垂垂老矣，病卧在床，对于今天的世事已经不再能够像以往一样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沧桑巨变已经无法进入老人的视野。虽然老人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使得他的生命的创造得到了完整的展现，但他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已逝的二十世纪对于今天的意义，象征着“五四”和中国现代文学仍然和今天具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他是那个时代仅存的大师，他的存在仍然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个早已成为历史的时代，让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在一个“现代性”的文学的宏大叙事已经被瓦解，现代性的精英文学已经不再居于文化的支配地位的时代，巴金的存在毕竟说明曾经有过的那种被文学感动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巴金乃是中国现代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的两个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阶段是从他开始创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巴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断以他的杰作影响者他的读者。

这个阶段是他的创作最为活跃，对于中国社会不断构成冲击的的时期，也是创造力强大的时期。他在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同时，还编辑刊物主办出版社，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声望的来源主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为人们熟悉，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其中对于传统大家庭的复杂和压抑的深入表现，变成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源头。但其实巴金的许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和《寒夜》都是感动中国的作品。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的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最好的象征。而他对于 “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当时的青年为之震撼。

巴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他主要的代表作是他的五卷《随想录》，这些短章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的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和自由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

第一个阶段，他的作品期望让“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

而第二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

巴金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以率真的、自白式的强烈的风格感动了他的同代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传统的秩序的愤懑和仇恨，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他的成名作《灭亡》现在并不广为人知，却就具有一种不安和愤怒的基调。主人公杜大心的悲愤和痛苦都显示了巴金对于人性探究的深度。这部作品中的杜大心对于“人”的仇恨其实与他对于人类的爱相互交织。杜大心式的绝望是强烈热情和幻象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从《灭亡》开始，巴金就接触了“革命”和年轻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这里的知识分子渴望和底层的人民建立联系，却仍然极度孤独和极度敏感。这一主题在《爱情三部曲》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在这部由《雾》《雨》《电》组成的三部曲是巴金本人最喜欢的作品。这部作品涉及了革命、爱情、暴力等主题，延续了《灭亡》的思考方向，显示了民国时代混乱中国社会对于都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的压迫和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激进思想的强烈的影响。

他的这些作品正好应和了二十世纪前期席卷世界的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的诉求。他在一种高度都市性的氛围中表现了一种激进和浪漫的想象。《灭亡》和《爱情三部曲》都充满了心理的复杂表现，充满了浪漫的激情和强烈的主观性。他通过高度主观的表现体现了一种都市性和青春化的“现代性”。这对于当时的新青年来说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对于他们在价值、行动和感情方面的种种危机和困扰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李健吾曾经指出：“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他们都才从旧家庭的囚笼中打出，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们有憧憬的心，沸腾的血，过剩的力：他们需要工作，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实际是为了自己），是为一个更高尚的理想，一桩不可企及的事业；而酷虐的社会——一个时时刻刻请求苟安的传统的势力－－不容他们有所作为，而社会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恶。这些走投无路，彷徨歧途，春情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励，安慰。……他们急于看见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战斗，同时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见自己挣扎，感到初入世被牺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先生来了，巴金先生和他热情的作品来了。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巴金的作品如此鲜明地表达了五四一代人的全部的热情，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和矛盾。

真正使巴金进入大众和三十年代以来的流行文化的无疑是《家》《春》《秋》。这些作品仍然有强烈的热情，却又有曲折的情节，有类似“情节剧”的催人泪下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巴金真正变成了一个当时高度流行的作家。中国内地城市的压抑，传统大家族的钩心斗角，感伤的情绪和复杂的纠葛，都有某种张恨水式的调子，让当时时代青年之外的主要阅读群体－－市民阶层也迷恋这些作品。我们今天熟悉的觉新的软弱和他与梅的情感、瑞珏的难产等等情节都是我们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熟悉的，是容易得到当时的市民品味认可的一种“现代性”。而巴金同时通过对觉慧的叛逆的表现和许多激情的表述仍然通过保持着他的启蒙的现代性的激情。这两者的结合和对故事和细节的关注都使得这些作品获得了声誉，巴金的写实性开始和他的主观性有了平衡。他的最为接近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小说是四十年代写作的《憩园》和《寒夜》，这些作品含蓄深沉，对于日常生活的微妙性的观察更加深入，他通过这些作品重新探讨在时代的危机中处于困境的中国家庭的状况。这些作品的那种无奈的同情和悲悯的情怀也一直成为感动中国的要素。

巴金的力量在于他终于找到了“新文学”和市民文化的某种交流和沟通的点，从而完成了五四新文学和作为“鸳鸯蝴蝶派”基本受众的市民的联系。巴金的文字的有趣之处正在于的感伤抒情的风格在某一方面正好和经过了解放后的许多波折和试炼，新时期之后的巴金通过《随想录》留下了一个老人对于生命的关切。他的五四情怀仍然是文章的主调，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时刻体现出来。《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其中通过为当时上映引起争议的日本电影《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

《随想录》无论是怀念逝去老友亲人，还是分析八十年代中国的世象人心，或是忏悔自己的人生失误，都贯穿着这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现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了历史，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一个五四长者的作用。其实，《随想录》也是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具体而微的讨论提供给人们一种通俗、明快的价值观念。也是试图培养他的市民读者的文化的敏感性。而当时这种敏感性的缺乏是如此严重。

巴金曾经在二十世纪历史的关键的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可能他的作品的高度的价值已经回归历史，也不断有对于他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质疑，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的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

我想，他的自由精神对于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社会来说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追求和探索为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他的“现代性”的追求固然宏大，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其实也强调世俗日常生活的满足和个体的生命的欣悦的意义。无论是《家》、《寒夜》，还是晚年的《随想录》，巴金都有强烈的“世俗关怀”，都期望人们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采。而这种丰富多采似乎在消费文化中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在这一方面，其实巴金的思考和今天的消费时代的价值有相当的相关性。我不认为，巴金和今天的消费文化就完全格格不入或对立。相反，巴金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人们多元选择的可能。巴金当时追求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多元性的开端。无论如何，今天的消费文化的多样选择的活力还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巴金的理想精神当然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参照和反思。他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对于“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种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的努力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能够让我们反观消费文化的弱点和问题。消费文化具有的仅仅追求市场成功和物质满足的方面当然是巴金所反感的。《随想录》其实也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巴金也给了今天很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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