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

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形成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六个原因：
一、社会稳定
二、大一统，国家统一
三、封建统治者爱惜民力，修养生息
四、吏治清廉
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革
六、民族融合
皇权专制时代，人治的本质决定了国运盛衰很大程度上系于一人身上。一国之君勤政干练，敬畏权力，克制私欲，听得进批评声音，警惕唱赞歌者的陷阱，像早期的唐太宗一样，这个国家就能得到很好地运转，假以时日，繁荣昌盛即可不期而遇。

扩展资料：
第一盛世，开元年间，唐朝社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人口增多，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开元盛世”，唐朝进入鼎盛。
为了增强国力，加大财政收入，唐玄宗先从经济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土地劳力；第二，改革食实封制度，以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
在外交方面，玄宗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开元盛世”期间，唐代人口增长到五千二百九十余万人。
唐代的商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中国古代进入最顶峰时期。
第二盛世，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盛世，北宋神宗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2%， GDP占当时世界的22.7%， 人均收入同1980年持平，都城汴京第三次改城墙，也就是说已经是三次大幅扩建，文化、教育等领域兴盛。
武力方面，此时对外战争胜率9成，北辽完全无力南进，领土面积比宋初增加很多，现河北、山西一带被攻下，综合国力无双。另外此时国家纯岁入近3000W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盛世

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四境骚乱，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研究“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的持久延续，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湎于已有的辉煌，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数世之后，继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成凋零，往往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何言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扰动，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日益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二）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三）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发迹时间相当于乾隆后期的拿破仑，则把中国称为“东亚睡狮”。确实，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乾隆退位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

所谓“三大盛世”，是指中国历史上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人民生活相对富足，最为后人称道的三个时期，即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三大盛世”的出现，总的看属于历史的偶然。这种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统治者吸取“官逼民反”的教训而产生的民本思想。他们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统治和治理中的地位，妥善处理君民关系和官民关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可以说，民本思想的兴起和实践是三大盛世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

文景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宽慈待民的众多社会政策上。为了提高民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汉文帝下令免除田租赋税的一半，由汉初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后来还免除农民的土地租税。文帝在减免税收的同时，还采取一定政策改善社会底层人民生活。《资治通鉴》记载，文帝在即位当年就给鳏、寡、孤独及穷困之人提供资助，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赏赐米、肉和酒。

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在位的23年盛世。唐太宗继位时，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大量流亡。唐太宗实行以人为本的开明政策，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贞观初年，唐太宗一方面大规模精兵简政，淘汰庸员，将中央官吏由2000人减少到600人，另一方面多次下达求贤举才的诏会，以种种形式发现和使用人才。在他重用的高官中，魏征、张亮等人出身寒门，杜淹、李靖、秦叔宝等人甚至来自于敌对的政治集团。最可贵的是，唐太宗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作用。《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臣强调“国以民为本”，当时名臣马周上书时也指出“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唐太宗认为自己皇帝的地位，不是来自于上天授予，而是来自于人民推举。“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些观点极具进步意义，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

康乾盛世的出现关键在于开明的用人制度。200万满族人入主中原，一统江山，赢来盛世，一方面是由于极高的统治手腕和政治智慧，但至关重要的是满族人能够积极打破民族壁垒，不拘一格重用汉人，并由此赢得汉族官僚和士大夫集团的支持和认可。例如，明朝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兵败降清后，被清廷委以重任。洪承畴提出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建议，并招来一批明将明臣为清朝效命，为清朝迅速统一国家并巩固新兴政权立下大功。洪承畴在立功回到北京后，皇帝“特召赐宴及赐大蟒袍、靴袜等项”，太皇太后“特恩赐宴”。他死后，清廷“赐祭莽如例，谥文襄公”，还立碑称赞他是“贤良之臣”。如此重用前朝重臣在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

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促进了“三大盛世”的政通人和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而法律不过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占有太大权威。然而，一些精明的统治者认识到权力是双刃剑，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给国家进而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他们也经常通过种种途径进行法制改革，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在“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秦朝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崇尚严刑峻法。汉初刑律在很大程度上承接秦律，仍保留宫、刖等极为残忍的肉刑。汉文帝当政时，逐渐开始废除肉刑。《汉书·刑法志》记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小女儿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表示自己愿意去做官婢，以赎父亲所犯的罪，使父亲有机会改过自新。当时文帝很受感动，决定废除肉刑。汉文帝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以身作则遵守法律。《汉书·张释之》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坐马车外出经过中渭桥，刚好当时有人从桥下走出，惊吓了文帝拉车的马，文帝自己也受惊了，很生气，要求法官严惩该人。法官张释之只对该人判处4两罚金，并解释说，法律应该以同样的标准对待天子和百姓，如果该人无意中让其他人受惊了只接受这样的惩罚，不能因为受惊吓的是皇帝就加重该人的处罚。文帝认为有道理，就接受了张释之的看法。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制改革和法律的作用。他即位之初，就让人修订当时的《武德律》，并花十年时间制定《贞观律》。《武德律》很大程度上继承隋朝的法律，不仅仍保持一些肉刑，而且规定比较严厉。《贞观律》与其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唐太宗对判处死刑很重视，每次决定判处死刑，必须由下面主管官员连续五次上奏，以避免错判错杀。唐太宗还特别强调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严格规定了修改法律的程序，很好地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和谐社会应该是可持续的美好状态，不是一劳永逸的目标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谓和谐也都是相对的、历史的，由于固有的阶级矛盾和封建帝制的诟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更不能同我们今天建设的和谐社会同日而语。如果说统治者有一些利民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也不过是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的反抗，为延长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罢了。事实上，上述“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此，“三大盛世”的和谐终究只是暂时的，是几颗历史的流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上述根本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三，盛世的统治者都往往陶醉在已有的成就中，生活糜烂，不思上进。这表现在大小官员纷纷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为所欲为，不受制于外部监督，整个官吏队伍素质严重下降。这在康乾盛世表现得尤为突出。康熙在位时，腐败之风已经蔓延。虽然他曾一度惩治贪官，强化吏治，但一方面随着他年事渐高，对政事越来越消极，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经常宽容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自己生活奢侈，爱好出行，并大讲排场，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都弥漫着骄奢淫逸的风气。雍正上台后，励精图治，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并采取“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做法，不仅减少了官吏以权谋私的途径，还大幅度提高官吏工资待遇，一定程度抑制了贪污的风气，为康乾盛世的维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一者，雍正在位时间很短，乾隆上台后，朝廷反腐败的热情迅速降低，并宽赦了大批在雍正期间由于贪污受贿而受处分的官吏，这使得腐败之风急剧兴起，贪污者为所欲为，清廉者屡受排挤。二者，封建制度也决定了它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乾隆后期，由于国库空虚，朝廷甚至实行议罪银制度，几乎是公开买官卖官，煽风点火鼓励贪污，这导致当时的吏治腐败几乎到了无可复加，空前绝后的程度。严重的吏治腐败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使清王朝经历康乾时期表面的繁荣之后，急剧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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