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清之间相关都有多少共同点?

为什么把唐宋元明清中间的朝代省略掉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代表文化，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唐后是五代十国，战乱时代，国家都没统一呢，宋和西夏、辽基本同时代，还有大理，小国一个，都没宋时间长，分南北宋呢，宋被元直接灭了，没间隔朝代，元后直接是明，朱元璋一枝独秀，陈友谅比起他不算啥，明后直接是清，中间没朝代。初中课本很详细的

你说的应该是后梁吧，这个国家是属于“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国家，疆域大概是今天陕西省，山西南部，华北平原地区，山东，安徽和河北北部地区，为什么不提梁朝，LS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梁朝是没有统一全中国，而是而宋朝也没有统一全中国，在古代所谓的中国具体是指中原地区（华北平原），明朝前，没有哪个汉人政权统一过中国；而不提梁朝是因为它只存在了十几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国家存在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都是十几二十年左右，而其他汉人政权还有同期存在的还有许多，北方除了所说的五代，南方还有十国，而十国只是说了其中比较大的，还有很多小国，而提宋不提梁，很大一个程度上是朝代时间的长短和社会发展的情况，梁朝短命，从而根本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社会发展，宋的科技文化还有经济发展都是有长足进步的，所以一般提宋不提梁

简单的说，都是由强大到衰弱！唐宋时代为汉人，元为蒙古人，清为满人。政治体系唐宋明比较象，元和清比较像。宋代以后，国都搬到了北京，从而北京话成了官话。
当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皇族里总有明争暗斗，使得国家民不聊生。我认为这些改朝换代和封建统治有直接的关系，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封闭和窝里斗让大清走向了懦弱。从雍正建圆明园开始，中国就已经落后了西方很多了。其实早从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的水军已经很强大了，但是由于国内的内乱，和中国的辽阔的大地和丰厚的资源，我们没有像西方一样的探索世界！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是郑和发现了新大陆并且安家，现在又有何民族感与我们抗争？

我认为，只要中国没有内乱，我们的这个民族永远都是强大的，法兰西民族，日尔曼民族，大和民族，西伯利亚人，英格兰，苏格兰等等，多不会强过中华民族的！

等待我们这些80后的人开创吧！

如果以所谓“五代十国”为界，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到公元907年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灭唐，共1128年，是为上半段。从这一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共1004年，是为下半段。上下两段的年头，只差一百二十多年，大体上还是对称的，堪称“上下两千年”。

上下两段的结构也很对称。上半段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秦、汉、隋、唐。下半段也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宋、元、明、清。上半段的秦汉与隋唐之间，夹了个半统一的魏晋南北朝；上下两段之间，则夹了个半统一的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在帝国史上是个异类——中原五个汉胡杂鞣的小朝廷，周边十个不成体统的小帝国（实为王国），就像五道热菜加十个冷盘。中原那五个小朝廷，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国号都有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所以叫“后”，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过梁、唐、晋、汉、周了。可见这些立国的武夫，是一点创造性都没有的。周边十个小王国，吴（扬州）、南唐（金陵）、前蜀（成都）、后蜀（成都）、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南汉（广州）、南平（江陵）、北汉（太原），就更是七零八落可怜兮兮，而且前前后后此起彼伏，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些小朝廷的寿命也很短：后梁17年，后唐14年，后晋12年，后汉5年，后周10年，十分短命。十国的历史长一点：吴46年，南唐39年，前蜀35年，后蜀40年，吴越86年，楚56年，闽53年，南汉67年，南平57年，北汉29年。但这些小国不过割据一方，苟延残喘，并不能算数。而且，按照“正统”的计算方法，整个五代十国总共只有53年，因此我们宁肯把它看作帝国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由这个小插曲分隔开来的帝国历史上下段也十分有趣。上半段四个王朝，隋唐是秦汉的翻版；下半段四个王朝，明清是宋元的翻版；而下半段中的宋，又可以看作是上半段中晋的翻版。晋和宋，都是后来只剩下半壁江山，只不过一个是东西（西晋东晋），一个是南北（北宋南宋）。甚至就连他们夺取政权的方式都一模一样。晋武帝司马炎是向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曹奂（魏元帝）逼宫，宋太祖赵匡胤则是向七岁的娃娃皇帝柴宗训（周恭帝）夺权。他们都是“篡”，都是“谋逆”，都是宫廷政变，都是欺负孤儿寡母，或者说，都是使用“非武力手段”。不过，司马炎虽然轻而易举地夺了人家的江山，却没安排好自家的事务，结果晋成了一个既短命又分裂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有短命的王朝（秦15年，隋37年），也有分裂的王朝（宋）。但秦和隋虽然短命却不分裂，宋虽然分裂却不短命（319年，仅次于汉），短命又分裂就只有晋。晋虽然说起来也有155年，但正儿八经算是个统一王朝的，也就是从公元280年武帝灭吴，到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这10年，以后就是自相残杀、抱残守缺和坐以待毙，
黄仁宇先生便认为它“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我们也主张把它看作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的组成部分。

其余八个统一的王朝，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秦汉为第一阶段，隋唐为第二阶段，宋元为第三阶段，明清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同一种模式，即前面一个较长时间的动乱状态（春秋战国501年，魏晋南北朝369年），后面一个虽然短促却具有开创意义的王朝（秦15年，隋37年），然后是一个强大的、兴盛的王朝（汉426年，唐289年）。而且，这两个强大兴盛的王朝又都曾断裂过一次。汉当中插入了一个不怎么算数的王朝，即王莽的“新”，并被明确地分为西汉和东汉。唐则插入了一个更不算数的王朝，即武则天的“周”。不过，唐虽然没有被分成什么“西唐”、“东唐”，或者“北唐”、“南唐”（历史上那个“南唐”是另一回事），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盛唐，与中唐、晚唐，实为两截。如此，则帝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完全是一个模式了。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同为另一种模式，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赵宋（319年）的后面是孛儿只斤氏的元（97年），朱明（276年）的后面是爱新觉罗氏的清（267年）。汉、唐、宋、明，这四大帝国，前两个主要亡于内乱，后两个主要亡于外侵。当然，汉唐末年，外族也趁火打劫；宋明末年，内乱也烽烟四起。结果，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武装乘虚而入，颠覆了汉族政权。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就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是丧权辱国，元是天怒人怨，明是萎靡不振，清是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崩溃。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瓦解（请参看本书第五章）。前面四个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后面四个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总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

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369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鞣版。

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宋书·臧焘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刘伶《酒德颂》）。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

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帝国就不可救药了。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事实上，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皇帝所在曰宫，宰相所在曰府。皇宫相府，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务，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度，侵夺相权。明的“内阁”，清的“军机”，不过是汉武帝“内朝”的翻版。然而汉武帝另设“内朝”，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明清两代的做法，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帝国大厦独木难支，它能不江河日下吗？

实际上自盛唐以后，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五代输一次，元输一次，清又输一次。每输一次血，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胡人”、“番邦”的少数民族，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大清帝国的最后100年，仍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外交困。他们自己就是“胡人”，不能指望再有“胡人”来帮助。更何况，这一回来打咱们的，是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他们虽然比“夷狄”还要“夷狄”，却已经不再是“蛮族”，而是“列强”。这回，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两宫西狩）了，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

一．每一个朝代都在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
1．唐朝，隋朝创立唐朝沿用并进一步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中书省：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门下省：审核政令。尚书省：执行政令），加强了皇权，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三省六部制以后历代都沿用。
2．宋朝（1）集中军权：宋朝设立枢密院和施行更戍法集中了军权（枢密院：只能调兵不能统兵，而将帅不能调兵。更戍法：进军定期更换驻地而将领并不随军调动，防止武将专权）
（2）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设枢密使，设三司，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
（3）集中财权和司法权。社转运使，控制地方财政。规定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
3．元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最高军事机关。御史台：最高检察机关）。还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方施行行省制度。元朝的制度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得中央集权得以保障。
4．明朝，废除丞相制度，把中央行政权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权利得到空前提高。在地方施行三司分权
5．清朝，乾隆设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二．科举制，隋朝创立的科举制被唐朝之后的历代沿用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到公元1911年清朝廷交出政权，二千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这些王朝，大体上都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那么，它们的命运如何呢？或者说，帝国的历史如何呢？

让我们做一个回顾。

如果以所谓“五代十国”为界，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到公元907年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灭唐，共1128年，是为上半段。从这一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共1004年，是为下半段。上下两段的年头，只差一百二十多年，大体上还是对称的，堪称“上下两千年”。

上下两段的结构也很对称。上半段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秦、汉、隋、唐。下半段也有四个统一的王朝，即宋、元、明、清。上半段的秦汉与隋唐之间，夹了个半统一的魏晋南北朝；上下两段之间，则夹了个半统一的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在帝国史上是个异类——中原五个汉胡杂鞣的小朝廷，周边十个不成体统的小帝国（实为王国），就像五道热菜加十个冷盘。中原那五个小朝廷，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国号都有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所以叫“后”，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过梁、唐、晋、汉、周了。可见这些立国的武夫，是一点创造性都没有的。周边十个小王国，吴（扬州）、南唐（金陵）、前蜀（成都）、后蜀（成都）、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南汉（广州）、南平（江陵）、北汉（太原），就更是七零八落可怜兮兮，而且前前后后此起彼伏，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些小朝廷的寿命也很短：后梁17年，后唐14年，后晋12年，后汉5年，后周10年，十分短命。十国的历史长一点：吴46年，南唐39年，前蜀35年，后蜀40年，吴越86年，楚56年，闽53年，南汉67年，南平57年，北汉29年。但这些小国不过割据一方，苟延残喘，并不能算数。而且，按照“正统”的计算方法，整个五代十国总共只有53年，因此我们宁肯把它看作帝国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由这个小插曲分隔开来的帝国历史上下段也十分有趣。上半段四个王朝，隋唐是秦汉的翻版；下半段四个王朝，明清是宋元的翻版；而下半段中的宋，又可以看作是上半段中晋的翻版。晋和宋，都是后来只剩下半壁江山，只不过一个是东西（西晋东晋），一个是南北（北宋南宋）。甚至就连他们夺取政权的方式都一模一样。晋武帝司马炎是向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曹奂（魏元帝）逼宫，宋太祖赵匡胤则是向七岁的娃娃皇帝柴宗训（周恭帝）夺权。他们都是“篡”，都是“谋逆”，都是宫廷政变，都是欺负孤儿寡母，或者说，都是使用“非武力手段”。不过，司马炎虽然轻而易举地夺了人家的江山，却没安排好自家的事务，结果晋成了一个既短命又分裂的王朝。中国历史上有短命的王朝（秦15年，隋37年），也有分裂的王朝（宋）。但秦和隋虽然短命却不分裂，宋虽然分裂却不短命（319年，仅次于汉），短命又分裂就只有晋。晋虽然说起来也有155年，但正儿八经算是个统一王朝的，也就是从公元280年武帝灭吴，到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这10年，以后就是自相残杀、抱残守缺和坐以待毙，
黄仁宇先生便认为它“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我们也主张把它看作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的组成部分。

其余八个统一的王朝，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秦汉为第一阶段，隋唐为第二阶段，宋元为第三阶段，明清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同一种模式，即前面一个较长时间的动乱状态（春秋战国501年，魏晋南北朝369年），后面一个虽然短促却具有开创意义的王朝（秦15年，隋37年），然后是一个强大的、兴盛的王朝（汉426年，唐289年）。而且，这两个强大兴盛的王朝又都曾断裂过一次。汉当中插入了一个不怎么算数的王朝，即王莽的“新”，并被明确地分为西汉和东汉。唐则插入了一个更不算数的王朝，即武则天的“周”。不过，唐虽然没有被分成什么“西唐”、“东唐”，或者“北唐”、“南唐”（历史上那个“南唐”是另一回事），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盛唐，与中唐、晚唐，实为两截。如此，则帝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完全是一个模式了。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同为另一种模式，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赵宋（319年）的后面是孛儿只斤氏的元（97年），朱明（276年）的后面是爱新觉罗氏的清（267年）。汉、唐、宋、明，这四大帝国，前两个主要亡于内乱，后两个主要亡于外侵。当然，汉唐末年，外族也趁火打劫；宋明末年，内乱也烽烟四起。结果，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武装乘虚而入，颠覆了汉族政权。

帝国的历史，大抵如此。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就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是丧权辱国，元是天怒人怨，明是萎靡不振，清是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崩溃。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瓦解（请参看本书第五章）。前面四个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后面四个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总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

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369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鞣版。

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宋书·臧焘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刘伶《酒德颂》）。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

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帝国就不可救药了。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事实上，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皇帝所在曰宫，宰相所在曰府。皇宫相府，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务，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度，侵夺相权。明的“内阁”，清的“军机”，不过是汉武帝“内朝”的翻版。然而汉武帝另设“内朝”，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明清两代的做法，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帝国大厦独木难支，它能不江河日下吗？

实际上自盛唐以后，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五代输一次，元输一次，清又输一次。每输一次血，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胡人”、“番邦”的少数民族，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都属于中国历史的范畴，都实行封建统治。都在发展的过程中由胜转衰，最后走向灭亡。统治的区域都包括了中国大部分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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