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啊？急急急！！

儒家哲学思想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一直以来占据着中国正统学派的地位，中国古典园林也同样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当他们在仕途不得志之时，往往寄情于物，隐逸文化也就空前繁荣。中国古典的文人园林大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造的，如苏州的拙政园、退思园。
儒家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种山水文化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无不带有“道德比附”。这类精神体验和质量表现，特别是在文学、诗词、绘画、园林等艺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园林史的发展中，从一开始便重视筑山理水，山水是中国园林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雁山园北有乳钟山，南有方竹山，还有相思湖和青罗溪，园子的选址和规划都体现了儒家的山水文化观。
雁山园的主人唐岳，是清道光庚子科解元，又曾向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学习古文义法，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建造雁山园的过程中，他反复研读《红楼梦》，并邀请匠师、画家参与设计。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 董仲舒坐像
[6]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这一观点否定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前承三代后开汉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转捩点。是时，东亚大陆的政治秩序乃王室衰微、礼乐崩坏，所谓“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史记·儒林列传》），所谓“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司马迁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样一种“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先秦思想家们无不对战争或军事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省察。其中先秦儒家关于战争的理解或立场，则尤其值得后人珍视并从中获得启示。 一、高度重视战争问题 《孙子兵法》开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也说：“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对战争关乎生死存亡的深刻认识，在孔子那里，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孔子继承殷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三年》）的思想，认为祭祀与战事乃交乎神鬼的邦国大事，故《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意即孔子一贯将战事、祭祀、疾病三者并列在一起，认为它们关系到邦、国、家、身的生死存亡，从而战战兢兢、谨慎之至地把它们作为人间大事来看待。 所以，与吴起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一样，孔子认为文事、武事同等重要，文备、武备同样不可懈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鲁齐会盟时孔子“摄相事”并说：“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显然，孔子在世时并非不重视战事和不懂军事，想想孔子“六艺”之学中尚有“射”、“御”两科以及他平时佩剑驾车的形象，想想弟子中有冉有、子路、樊迟、有若等将帅之才（军事家吴起还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弟子），想想定公十三年夏孔子亲自指挥反击费人袭击鲁国的战事并成功“败诸姑蔑”，孔子对“军旅之事”的重视与熟悉程度，就由此可见一斑了，故孔子自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礼记·礼器》） 二、坚持战争的正义性 因为战争作为暴力必定要造成伤亡和破坏，所以从和平与仁爱出发，儒家原则上都如墨子“非攻”主张一样不赞成人类战争。比如卫灵公向孔子讨教兵阵之事，孔子就不仅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予以婉拒，而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论语·卫灵公》）。不是孔子不懂“治军旅”，而是朱熹说的卫灵公是个“无道之君”。无道而好战的君主，孔子教之以攻伐制胜之术，岂不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而次日离开了卫国。至于孟子，和平主义以反对战争的态度就更为尖锐，他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又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儒家虽然原则上不赞成军事暴力，但同时又认为禁暴除害、保民恤民的战事就是正义战争，反之侵略扩张、杀戮掠夺则是非正义战争，此正是《荀子·议兵》所谓的“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杂糅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吕氏春秋》则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荡兵》）这种攻、伐、救、守“惟义兵为可”（《荡兵》）的战争伦理观，其本质要求是“彼兵也，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故《淮南子·兵略训》也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因而，在儒家看来，战争的目的性当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而目的旨在禁暴除害、保家卫国的“救无辜，伐有罪”（《周礼·夏官司马》）之战争，在本质上都是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斯谓之“仁义之兵”、“王者之师”，斯谓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 三、反对战争杀戮无辜 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儒家认为它不仅应当在战争的目的或动机上得到保证，而且还应当在战争的过程或效果中得到保证。如果没有“过程正义”，那么“目的正义”、“动机正义”的战争也将在战争的过程中发生性质转变：由正义发展为非正义。在目的正义的前提下，儒家对过程正义的基本要求就是战争不得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民生。所以，与西洋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对军事的发展方向为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不同（他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正是最为有害的”），儒家总是强调出于生命的平等、仁爱而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并且完全反对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与军事目标无关的民用设施——孔子谓之“君子讳伤其类也”（《史记·孔子世家》），孟子谓之“无伤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此正印了俗话所谓的“儒有好生之德”。 儒家的战争伦理观与思想启示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正是出于“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的一种精神，所以儒家一直主张“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恤民为德”（《左传·襄公七年》），主张“禁残止暴”（《大戴礼·用兵》）、“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荀子·正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故《荀子·议兵》对行军打仗明确要求：“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司马法》也记载周代天子“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等行军禁令。——儒家这种禁止杀戮无辜以及禁止蓄意破坏民生的伦理思想，无疑在人类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依然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四、国际干预的合法权威 除了重视战事、主张和平以及强调战争正义性在动机、过程上的双重向度外，先秦儒家还有一耐人寻味的立场，那就孟子说的“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征”的本义是正义地讨伐的意思，《孟子·尽心下》说“征之为言正也”，《说文解字》也说“征正行也”，可见正义性是“征（讨）”的第一要求。为什么“敌国不相征”？因为邦国无论大小，它们的地位是独立而平等的，所以独立的国家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谁征讨谁”的问题。如果“敌国相征”，那么任何一方都可能以正义者自居而擅自出兵另一国。孟子就严厉谴责春秋五霸假“仁义”以行私利而攻伐他国，并断言“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尽心下》），意即他们之间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而已。 论文儒家的战争伦理观与思想启示来自 独立平等的邦国间没有资格和权利发动“敌国相征”的军事干预，那么合法的军事干预当由谁来执行呢？孟子说“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公孙丑下》），意为国际间的军事干预主要诉诸于唯一“合法权威”（天子/天子之师）来实现，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孟子说：“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孟子·告子下》）儒家这种“敌国不相征”或国际军事干预主要诉诸“合法权威”的主张，与现代国际法所谓的“主权平等”及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当诉诸联合国这一唯一“合法权威”的《联合国宪章》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合法干预并不能实施对独立国家的领土占领与治权控制，当仁义之师完成它“禁暴除害”的使命后，理应“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地罢兵以还（《孟子·梁惠王下》）——儒家这种主张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五、有限战争与永久和平 “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曹操《孙子序》）显然，儒家并不主张拿和平主义来反对一切战争，也不主张拿正义战争来反对一切和平。在儒家看来，“和平”与“正义”、“勇敢”与“仁爱”是兼融一体的。因而，儒家的战争伦理观，是一种有限战争论，即主张通过有限的战争来保障安全与保护民生，并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世界永久和平，此即《左传》所谓“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和《司马法》所谓“以战止战”（《司马法·仁本》）。孔子说最好的法官是追求永久公正而使社会消除诉讼（《论语·颜渊》：“必也使无讼乎”），同样儒家也主张战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永久和平而消除战争，毛泽东《论持久战》谓之：“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吕氏春秋·荡兵》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司马迁《史记·律书》也称“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向往和追求永久和平，并不等于就可以将战事、战备予以否定或忘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孙子兵法·九变》）；“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左传·隐公五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正如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俞樾《墨子序》）一样，儒家也强调平时要积极进行战略准备和战事训练，以防御和消除战争侵害。他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乃至要“以教民而战”（《论语·子路》）或“以教民而用”（《孟子·告子下》）。 《司马法》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战争如老子、管子等说的并非什么上乘之道或上乘之德，但战争和兵事终究是不可以完全去除的东西，否则宋襄公、徐偃王之类“惟仁”而败的惨痛教训无疑殷鉴不远（《韩非子·五蠹》）。毕竟世界并不太平，毕竟正义需要力量去争取和维护（帕斯卡尔《思想录》：“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没有居安思危、忧患自强的战备与国防，国家和民生注定流于羸弱与危险，故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诚哉斯言！ 儒家的战争伦理观与思想启示 来自: 免费论文网 ※※※※※※※※※※※※※※※※※※※※※※※※※※※※※※※※※ 〖附识〗 虽然许慎认为“儒，柔也”（《说文解字》），但儒家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阴郁柔弱。真正的儒家或儒者，无论其为人还是其思想学说，都在丰富细腻的才情仁德之后，充满了阳刚之气与智勇韬略，前面有关孔子的叙述，已足资证明。历史上齐国宰相田常欲移师伐鲁，孔子对众弟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孔子对弟子“国难当头，身当何为”的责问，直接引发了子贡后来一系列惊天骇地的历史演绎：“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此亦可见春秋时代的孔门儒学是何等的雄才伟略与昂扬气象！ “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诸葛亮也说：“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将苑·戒备》）孔子说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司马迁也指出不权轻重而妄言仁德教化，那么“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史记·律书》），否则宋襄公、徐偃王之类“惟仁”而败的教训无疑殷鉴不远（《韩非子·五蠹》）。故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师赵本学曾沉痛地说：“正用权谋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实为经者之分内事，而致知格物之内、明经学文之暇，不可不兼读其书而潜究其理也明矣……儒者生于其时，遇国家有难而主兵何不可之有？其曰‘猥云德化，不当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谋，卖国之罪也！”（《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书序》） a

儒家有思想,但没有哲学思想,

因为所谓的哲学思想,要在二千年后才出现.

礼乐。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是一种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中庸之道。仁。

---

儒家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啊？急急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