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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抗倭战争如何开始的？如何结束的？~

两次抗倭援朝战争，最终以明朝胜利而告终。两次战争，自万历二十年起，绵延七年，至万历二十七年终结，战争双方前后共调动数十万兵力投于朝鲜半岛，水军、陆军全面参战。用兵期间，明朝在面对宁夏叛乱、播州叛乱、女真扰边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仍从辽东、南直隶、广东、浙江、福建、四川等多省区抽调大量兵力，不远千里赴朝作战，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数万明军将士长眠在异国土地上，费银八百万两，国库进一步空虚。但战争胜利的意义却不可低估，日本受此打击，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的二百年里都不敢再轻易挑衅，不仅是朝鲜半岛，我国东南沿海各省份也换来了长期的稳定和安宁。中、日、朝三国在对待万历年间两次朝鲜战争的态度上也是各执一辞。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中国清史、近现代史对抗倭援朝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不援助朝鲜，战火必然烧到自己身上，而且其害更甚。出于民族大义、维护和平的立场理应出兵。反思的声音也不少，如认为抗倭援朝对人力物力的消耗太大，分散了明王朝的精力，直接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日方的大部分史籍则采取缄默立场，既不粉饰也不坦白自己在两次侵朝战争中的失败。多强调客观理由，而不从自身出发发掘战争背后深层次的内容，作为一个战争发动者，未免有些不负责任。朝鲜半岛特别是韩国的历史书多夸大自身在抗倭斗争中的作用，对明军将士功绩则一笔带过。特别是一部分韩国人过分拔高民族主义情节，对明朝的抗倭援朝战争采用极端态度。笔者曾结识一位韩国留学生，她来中国留学前学习导游专业，她的韩国导游手册头几页赫然用中文写着：“我们的国家（指韩国）在十六世纪末期屡遭中国、日本等国家的侵略，人民流离失所……”如此面对历史，不禁让人发出无限感慨！万历年间明军若不出兵奋力抵抗倭寇，朝鲜半岛真的是难逃亡国灭种之难！青史昭然，忠魂不灭，抗倭援朝，功垂千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义武奋扬，跳梁必戮！

明朝抗倭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外敌从海上入侵的战争。它有效地打击了倭寇，保卫了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遭到破坏的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通过10多年对倭寇的连续打击，消灭了其力量，震慑了日本的浪人和武士，对保卫中国海防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猖狂，常侵扰我国沿海地区，地处同安县是倭寇常来骚扰的地方。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是年，大股倭寇袭扰同安县莲河、霞浯、珩厝、东园等沿海乡村，因无官兵抵抗，倭寇深入鸿渐山一带，将藏于一大山洞内的千余难民用浓烟熏死。后人为记住这一民族恨，称该山洞为“千人洞”。
　　明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批倭船屯泊厦门港外浯屿岛，分别劫掠同安、南安、惠安等县。嘉靖三十七年，倭寇火烧浯屿寨，攻同安县城，知县徐宗奭率领军民上城抵御，以铳击伤倭酋后，倭众始退走。同年十一月，盘踞浙江柯梅(舟山北部)的倭寇3000余人，在海盗谢老、洪老(即谢策、洪迪珍)的导引下移巢浯屿。自此，倭寇不断劫掠厦门南北沿海诸县。
　　明嘉靖三十八年夏，浯屿的倭寇和大批新来的倭寇，南掠龙溪、漳浦、诏安、长泰等县，北围泉州府城，并分股攻掠南安、同安等地。倭寇攻同安县城时，正值“久雨城圮”，同知李时芳带领军民“植木栅捍蔽”，县学教官吴金率诸生丁壮死守，倭寇久攻不下，遂转而焚掠郊外，居民房舍被焚数千家，梵天名刹雨华堂亦遭焚毁。倭贼从祥芝、石湖、乌浔等地分道出海，参将王麟率领舟师追击。
　　明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倭寇自料罗登岸，焚掠同安浯洲(今金门岛)，受害最惨的是官澳。当时官澳巡检司城内有难民万余人，他们推举杨克绍为首组织丁壮4000余人守城。因城高缺水，于四月初九日组织突围时城破。倭寇纵火屠城，城内外尸横遍地，妇女相携投海者不计其数，仅先头突围的200余人幸免被害。五月，倭寇攻后浦，后浦虽筑城未就，但民众早已结社练兵，协力防守，倭攻不入。后同安知县谭维鼎率乡兵渡海来援，城内自卫武装配合援兵夹击倭贼，终将倭众击溃，擒获倭酋阿士机、安尾达等7人。浯洲倭患“始终凡五十日，村社为虚”。不久，屯驻月港的3000余名倭寇移舟出港，官兵于海沧、白石、镇海、井尾等处伏击，每战皆胜；参将王麟、把总邓一贵又追倭于鼓浪屿、刺屿尾海面，击沉倭舟数十艘，俘斩数百人，哑哩国王孙上键、勾结倭寇的贼首徐老就擒，倭众大部坠海溺死。屯驻浯屿的残倭遂迁往南澳。
　　　　此后，俞大猷、戚继光分别率军横扫流窜广东、福建的残倭。至嘉靖四十五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消除。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冬十一月　倭寇盘踞浯屿，骚扰同安。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
　　冬　盘踞浯屿的倭寇攻同安县城，知县徐宗奭率众将其击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倭寇又攻同安县城，指挥白震、同知李时芳率军民固守。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
　　正月　倭寇屯踞海沧。
　　四月　屯踞浯屿的倭寇攻陷浯洲，大肆杀戮。同安知县谭维鼎率兵救援。
　　五月　参将王麟、把总邓一贵追击倭寇于鼓浪屿及刺屿尾，击沉倭船数十只，击毙倭寇数百名。
　　嘉靖四十年(1561年)
　　岳口“走康王公”
同安县岳口村在城南门外，是倭寇经常挠袭的地方，知县谭维鼎先后在同安三魁出米岩、县城南门击败倭寇。
1561年初，倭寇又一次窜扰岳口，乡兵立即奋起抵抗。但由于倭寇强弩利箭，十分利害，乡兵武备低劣，渐渐抵敌不住。乡民们就求神托佛，希望保佑平安。有人触景生情，见本村奉祀的康府元帅，俗称康王公的大佛像，头如巴斗，眼若铜铃，头戴“戽桶”（王冠）、身穿‘黑蟒”（黑战袍），坐辇约有一丈四方，辇上插着五营旗，十分威武，就心思一计，利用佛像作挡箭牌。这一倡议，得到大家赞成。就在四月初一日傍晚，将康王佛像装上木轮，推出去上阵，武装乡民紧跟辇后，摇旗呐喊，冲向倭营。倭寇不知底细，匆忙应战，拼命开弓射箭，乡兵凭借佛像挡箭，奋勇冲杀。倭寇在天色朦胧中，分不清是非真假，只见利箭射不倒大将军，以为天兵天将下凡，似潮水般涌来，眼见营栅被冲垮，一时阵脚大乱，加上城内军民，闻讯赶来支援，邻村乡兵，四面包抄，就一举全歼来犯的倭寇，大获全胜。

当天晚上，大家抬着“康王公”佛像，敲锣打鼓，奔腾欢呼，游行全境，庆祝胜利，俗称“走康王公”。为了纪念这次抗倭胜利，庆幸百姓免遭灾难，从此，岳口每年四月初一晚上，都要举行一次“走康王公”活动，寄托驱邪逐魔，消灾灭祸的愿望，成为当地的民俗。

明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从南澳来的倭寇与在福清牛田(今龙田)被戚继光击溃的残倭合股，再次围攻同安城未克，继而攻陷福全所城。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在仙游县城外被戚继光击溃南逃的倭寇围攻安平(今安海)，闻戚军将至，继续南窜至同安。二月初五日，戚军追至王仓坪，斩倭百余人，倭众坠崖死者无数，余倭溃逃漳浦一带。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二月初五日　名将戚继光追击倭寇于同安王仓坪，斩倭寇数百人，坠崖倭寇无数。
　　隆庆三年(1569年)
　　四月　指挥张奇峰擒获侵扰同安沿海的倭寇，倭患乃平。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戚继光抗倭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 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人孙镗捐资助军饷，还派人回家乡动员子侄前来参加抗倭斗争。当时有“吴中倚镗若长城”的说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进犯定海，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战，拼死防守。同年，倭寇袭击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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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忘记了..

嘉靖二十年（1541年），大股倭寇袭扰莲河、霞浯、珩厝、东园一带沿海乡村，大肆劫掠。因无官兵抵抗，直至鸿渐山麓，将避难躲藏于鸿渐山一个大山洞的千余民众，用浓烟熏死。后人为铭记这一民族遗恨，名此洞为“千人洞”。
嘉靖三十七、嘉靖三十八年，倭寇袭扰同安，“焚城外居民数千家，官府传舍悉为灰烬”。梵天名刹雨华堂亦被焚毁。“日杀小嶝居民170余人”。
嘉靖三十八年，知县谭维鼎发动全民抗倭，编立保伍，更番校阅，选拔义总以率领民兵。组织160个社，实行社社联防。构筑碉堡110余座，以利巡逻防守。
是年，海贼谢万贯率船12艘，引倭酋阿土机等自浯屿陷浯洲（今金门），维鼎闻警，亲率民兵渡海增援，后浦民兵也载火器增援。民兵连战皆捷，活捉阿土机、尼安达等倭酋；漏网的倭寇败逃烈屿。五月，参将王麟、把总邓一贯在鼓浪屿海面追杀倭寇数百名。次年正月，倭寇复袭同安，在谭维鼎指挥下，民兵奋勇迎战，倭寇败退。六月，悍贼马三岱率领部队并引领倭寇劫掠东界，维鼎率领民兵迎战，在三魁山出米岩下，几乎全歼马三岱部众及其引领的倭寇。随后乘胜策反马三岱部。十二月，倭寇再次突袭同安县城南门外岳口村，村民奋起抵抗，维鼎率领军民内外夹击，大败倭寇。斩敌首级619颗，抚散一万数千人。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初二，倭寇突袭金门阳翟，百姓万余人避入官澳巡检司城里。城破，倭寇纵火屠城，城内积尸数尺，城外暴尸一、二里，妇女集体投海者不计其数。
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五日，倭寇在戚继光军猛攻下，败退同安王仓坪，戚家军紧追而至，在同安民兵配合下，斩倭首数百级，倭坠崖而死者不可胜数。
隆庆三年（1569年）四月，倭寇扰同安。同安民兵奋勇配合指挥张奇峰，将入侵倭寇全部活捉。影响所及，泉属各县倭患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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