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什么选择了儒家思想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什么选择了儒家思想?~

首先我们看一下，古代最主要的思想流派：儒、墨、道、法、名、农、兵、杂、纵横等。

墨家有非乐一说，这与执政者贪享乐不合；
道家有无为而治，所谓人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与统治者征伐不符；
至于兵、纵横、名家都是为帝王服务的，帝王学不能轻传。
那就是只有儒家了，而恰恰儒家的伦理纲常学术符合统治者需要，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符合一般人的需求，故——如题！

因为古代统治者特别推崇道德约束是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选择儒家思想巩固统治。

并非单方面的统治阶级选择了儒家，并且更关键的是，中国历朝历代都并非只是用儒家，而是儒家为表，法家为里。

夏朝太早，几乎无史料。
殷商是部落联盟制，尚鬼神。
西周废弃了殷商的一些政策，周公旦等建立了礼乐制度，儒家思想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进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分析一下儒墨道法四家则可以找到后世朝代到底用的谁的思想。

先说墨家。
墨家主张兼爱，即无差别的爱，对比其他三家，墨家在对人的平等性认识上是做的最超前的。然而墨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想法和方法是矛盾的。墨家希望以君主统治的方式实现人的平等，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墨家的组织就像个国家，首领叫巨子，然而墨子去世后很快便分崩离析了。另外，墨家太在意士人的务实需要而忽略了将来。
再说道家。
道家主张无为，认为当时社会混乱是因为人的欲望太多，做的太多。道家认为消除人的欲望，甚至消除人的成就感，釜底抽薪，就可以解决当时的问题。同时道家首先提出了愚民，不过道家的愚民包括了统治阶级，即全民皆愚，法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欲望越少，做的越少，就越不会产生错误和混乱。虽然道家有真假无为之别，然而无为的思想，不仅统治阶级不会接受，哪怕是普通的民众也很难认可。欲望或成就感是促进人类发展的一大动力。回到上古就真的好？
再说法家。
法家与其他三家最大的不同是：其他三家的最终目的皆是为了服务天下，而法家则关注于服务统治者。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来说，其主要的思想特点，比如奖罚制度，比如权谋之术，比如愚民政策，难道后世没有实施吗？是尤有甚之。所以，后世的统治阶级同样采用了法家的思想，而且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说儒家。
开始说儒家继承了礼乐制度。那什么是礼乐制度？礼是等级，是秩序，君臣之礼，父子之礼等，乐是调节不同等级的方法。所以儒家讲的仁爱，最不同于墨家的是：儒家是有差别的爱。另外，儒家给当时的社会中坚力量--士人阶层提供了一个看得见的方向：学而优则仕。这给以后的文人提供了学习与生存的意义，同时奠定了几千年中国文人阶层人生价值的方向。自然也更会被士人所接受。不过，儒家希望恢复礼乐制度，以仁爱，以道德治理天下，虽然可以说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然而却很难实现。即儒家虽然治本，但只是看起来很美；法家虽然只能治标，但至少在当时可以实现。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少有国家采纳儒家的思想，倒是法家大行其道。比如商鞅，比如魏无忌，比如李斯。
秦就不用说了，焚书坑儒，用的是法家。
汉初用了一段时间的道家，到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算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然而实际呢？统治阶级用的还是法家那一套。那为什么要尊儒术呢？
维稳。
通过儒家的思想稳定文人阶层（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前锋，同时也是思想层面不稳定的源头），通过儒家的仁爱礼乐制度维系社会的阶级和稳定性。然而，统治阶级内部还是用的法家那一套。
所以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表、以法家为里的方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董仲舒传》中，在汉武帝开始推行。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所谓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者是后者的别名。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窦婴、丞相田蚡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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