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中国小说文学史上大概什么位置

金庸武侠小说在港台文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金庸是一个奇迹：他于1955年至1972年间创作的17部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长盛不衰风行至今。从中国香港到海峡两岸，到新加坡、东亚各国、到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必定有金庸小说。

其他小说不可能有的一个现象是，金庸小说超越了“雅”、“俗”界限，在各个行业、各种层次的读者中间都能广为流传，市民、农民读，青年学生读，大学教授、科学家、政府官员也读。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是金庸的读者。作家李陀甚至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

长期以来，金庸小说被人们尤其是文学界视为“通俗读物”，登不了“大雅之堂”。90年代，随着武侠小说的公开发行，在一批文学家如严家炎、陈平原等的推动下，金庸从“消遣”走向经典，获得了学院体制的隆重接待。研究金庸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形成一门“金学”。

从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通俗”到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金庸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学大家对一个文类的品格提升作用；而经典文学从“阳春白雪”到广泛流行，金庸对于文学经典因素大众化的推进也功不可没。本文试着从这方面入手分析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武侠小说——中国传统文学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尚武习武，一些平民百姓因其勇力与武艺脱颖而出，在先秦时候形成“士”阶层。初期的“士”是文武双全的，随着这个阶层的成熟与壮大，文武开始分途，各自沿着自己的人格模式向“儒”与“侠”发展下去。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养“士”之风兴起，“侠”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墨子对当时的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和行为做了系统的阐述。墨家学派聚集了一批“任侠尚义”的“侠士”，在当时的民间甚至国家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墨家也和儒家一起成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其门徒“显荣于天下众矣，不可胜数” (《吕世春秋·当梁》)。墨家对中国侠文化的迅速成长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化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首次给侠下了明确的定义：“救人于厄，振人不瞻，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世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并为朱家、郭解等侠和刺客列传，形象地塑造了最早的一批“侠客”。东汉末年出现了最早的武侠小说——根据荆轲刺秦的史实创作的《燕丹子》。

侠客在历史上一出现，即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韩非·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义武犯禁”，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收天下之兵”（《过秦论》），历史上也有记载汉武帝强令长安豪侠行徙茂陵，并不惜大开杀戒。东汉荀悦在《汉纪·孝武纪》中说：“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行于世者，谓之游侠。”所以自《汉书》以降，正史再不记载“侠客”事迹。曾经同为显学的儒、道、法、墨，自此分野。统治者“阳儒阴法辅之以道”使前三者“居庙堂之高”，墨家则自此“处江湖之远”，被统治阶级离弃并成为打压对象。

金庸的小说妙在何处？这恐怕是每一个谈金庸、爱金庸的读者经常要碰到的问题。总之一句话，妙就妙在它的“雅俗共赏”。
　　听起来，雅俗共赏这句话似乎一点儿不陌生，甚至有些老生常谈。然而一部文学艺术作品——不论是“纯”文学还是“俗”文学——若真能作到雅俗共赏，却绝非易事。可以说，雅俗共赏是文学艺术的至高至大的境界。
　　我们知道，一部小说要写得“好看”，殊非易事，而要写得“耐看”则更是困难。倘若要要求它既“好看”又“耐看”，只怕就要“难于上青天”了。
　　而金庸的小说偏偏就能如此。
　　表面上看，金庸的小说与其它的武侠小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其它的武侠小说的好处，诸如紧张，曲折、悬念、起伏、打斗等等，金庸的小说一应俱全。也就是说，金庸的小说首先和其他的武侠小说一样都具备了“热闹”和“曲折”，因而“好看”这一武侠小说的必要条件。
　　问题是，金庸的小说，“游戏”而又有其“味”，“胡说”而又有其“道”，有味有道，便非同一般。
　　首先，金庸不是一昧地“传奇”和“讲故事”，而是不断地“求真”兼而“写人”。
　　金庸小说的妙处在于其事虽奇而其人却真，而且以人统帅了故事，而并非以故事统帅了人。一般的武侠小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其人物、尤其是其主人公不仅善恶分明，正邪清楚，而且这些人物简直就是某一种概念的公式，让人一看就知，了无深趣。另一种情况是根本没有什么人物性格，只是追求一种离奇古怪荒诞不经甚至漏洞百出而又低级下流的“故事”或“传奇”。更多的情况是以上两种情况“合二为一”，即一些概念公式化的人物和一些胡编乱造的故事。而金庸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几乎从一开始就出人物的性格，而且绝对地统帅了故事，即金庸的小说的故事情节是按照人物的性格发展需要及其可能性、必然性等等去安排的。如《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跳崖不死，一则是因为她爱极杨过，情愿为之牺牲，二则是因为她早年生长于古墓，又习“玉女心经”所以能安于寂寞，十六年安然度过。而十六年后杨过之跳崖，一则是因为他于小龙女之死靡他，至情至性，二则是因为他的性格本身就是有易走极端这一成分在内。为此，此事虽奇，而此情节却真而且美，而且十分动人。其人则更鲜明、更突出。
　　其次，金庸的小说为他人所不及之处及在于其将“传奇”与“历史”巧妙结合，并使之浑然一体。
　　一般的武侠小说总是写到江湖上的一已恩怨，绿林中的明火执仗，草莽间的凶杀打斗。而金庸的小说则是每每将“历史”引入“传奇”，从而使其浑然一体成为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兼而成为中国古代英雄史诗。金庸的小说大多有明确的历史年代及其具体的背景，之所以如此，是想要增加其“可信性”。然而，其意义与作用远非如此，即一是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之外，还将“历史引入传奇”：金庸的小说中有许多真人（历史人物），然而他们的事迹则多半是出自传说或野史的假事（即不足信之事）。另一方面又努力将虚构的人物及其故事写得更真实更可信。就这样，真人假事与假人真事浑然一体，叫人不能相信亦不能不信。——在“历史事实”这一层次上是不可信的，但在“艺术真实”或“哲学真实”这一层次上又“极可信”。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风采及深刻的底蕴。既写出了“江湖”（传奇），又写出了“江山”（历史），处于江湖与江山之间，处于传奇与历史之间，另辟蹊径，自立于“武林”与文坛。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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