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文学常识

水浒传的文学常识...~

《水浒传》文学常识：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
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它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水浒传
　　《水浒传》原名《忠义水浒全传》，在当时为禁书。《水浒传》的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人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所写的。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曾经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马氏族谱》、《马氏长门谱》和《悲剧帝王传》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根据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定型。全书叙述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张顺、吴用、鲁智深等英雄形象。是中国古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一。
　　《水浒》是一部以传奇的笔法描写一批当时处于社会边缘人物为了有尊严地生存而不断奋斗、成功与失败的一部生存史，对黑暗的、混乱的主流社会的一种反抗史。歌颂的是各个阶层敢于反抗作恶官僚、维护自身利益、不向权贵低头的反抗者，尖锐地指出“官逼民反”的社会矛盾。其最终写作目的主要有三：一、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塑造美好社会的良好愿望；二、揭示了看不到社会黑暗本质而进行的“反抗斗争”必然的失败命运；三、歌颂了好汉们至死恪守的“忠”“义”品德。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在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紧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不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变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象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编辑本段业内评价
　　《水浒传》是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水浒传》在文学成就上受到后世不少文学评论家的赞许： 金圣叹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冯梦龙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共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到了20世纪，文学评论家除了评论《水浒传》的文学成就，亦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价值观产生兴趣。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主动要求招安，招安后又去平田虎、方腊，做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这是小说的败笔。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另外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是金圣叹。这也是他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原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当时所持的看法是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

1、北宋农民起义；梁山好汉反抗压迫、英勇斗争；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农民的反抗精神。
2、3位；王伦；晁盖‘宋江
3、林冲、鲁智深、李逵、武松；宋江、吴用
4、宋江，预言宋江上梁山举义旗反叛朝廷。
5、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6、阮小七 外号活阎罗
7、武松
8、徐宁
9、宋江；浔阳楼；反诗

1.是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主要材 2.有三位 ，分别是王伦，晁盖，宋江 3.反对的是李逵，武松；主张的是宋江，吴用 4. 宋江 5.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6.阮小七 7.武松 8.徐宁 9.宋江，浔阳楼，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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