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10周年,"一国两制"在我国取得的成就

论述香港回归十周年来所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10年前的7月1日，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殷切期盼中，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伟大胜利。

　　10年来，香港与内地共同在中华民族复兴史和世界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展望未来，香港会总结经验，求同存异、包容共济、齐心协力，创造更大辉煌。


　　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这是香港特区第三任行政长官曾荫权面对胡锦涛主席，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新华社记者公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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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出席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香港7月1日电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7月1日上午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香港会展中心气氛庄严而热烈。会场主席台鲜花吐艳，台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格外醒目。

　　当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夫人曾鲍笑薇陪同下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全文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2007年7月1日）

　　胡锦涛

　　同胞们，朋友们：

　　10年前的今天，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庄严宣告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香港回归祖国，实现了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百年夙愿，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

　　10年后的今天，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隆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香港市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刚刚宣誓就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相信，新一届特区政府一定能够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团结带领广大香港同胞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 >>>全文

　　胡锦涛: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胡锦涛:祖国始终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胡锦涛: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
　　胡锦涛:我们要向邓小平先生表示深深的怀念
　　胡锦涛:中央政府关于香港大政方针的宗旨就是为了香港好


　　6月3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欢迎晚宴并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樊如钧摄

　　胡锦涛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香港6月30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30日晚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希望广大香港同胞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在维护国家利益、维护香港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坚持不懈地维护和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晚宴在胡锦涛下榻的酒店举行。宴会厅里花团锦簇，到处喜气洋洋。17时45分许，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夫人曾鲍笑薇陪同下来到宴会厅，出席盛大欢迎晚宴。 >>>全文

　　胡锦涛:所有中华儿女都为香港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骄傲
　　胡锦涛向香港市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胡锦涛：青少年是香港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胡锦涛:"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必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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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参观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胡锦涛参观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成就展

　　新华网北京6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7日晚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正在这里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成就展。他对香港回归祖国1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香港同胞共同努力，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

　　…… ……

　　胡锦涛在参观时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办的这个展览，看了以后令人高兴。10年来，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没有变，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也没有变。同时，香港同胞真正当家做了主人，香港经济更加繁荣、民生不断改善，民主逐步推进，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全文


　　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乘专机抵达香港，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 这是胡锦涛主席在机场发表抵港感言。 新华社记者周磊摄

　　胡锦涛抵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

　　新华网香港6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9日上午乘专机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日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

　　…… ……

　　胡锦涛说，10年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在香港得到了切实贯彻。在中央政府和祖国人民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和带领香港各界人士，战胜种种困难风险，推动香港发展取得了骄人成就，积累了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治理香港的成功经验。我为香港回归祖国10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对香港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我期待着亲身感受香港这些年来的新发展新进步，同广大香港同胞一起分享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喜悦。 >>>全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登上专机迎接胡锦涛主席
　　胡锦涛主席在香港国际机场向记者发表讲话


　　6月2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下榻的香港君悦酒店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胡锦涛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

　　新华网香港6月29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29日下午在下榻的饭店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

　　胡锦涛在会见时说，近年来香港经济持续增长，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这样的好局面，是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香港发展的结果，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确施政、广大香港同胞奋力拼搏的结果。我为香港发展取得的可喜成绩和展现的美好前景感到高兴。胡锦涛希望曾荫权和特区政府继续重点关注和做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高管治水平，依靠广大香港同胞，把香港的各项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全文

　　胡锦涛会见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6月29日下午，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香港新界乌溪沙青年新村大礼堂，出席“京港同心庆回归迎奥运”青少年交流会。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胡锦涛参加“京港同心庆回归迎奥运”青少年交流会

　　新华网香港6月29日电 29日下午，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香港新界乌溪沙青年新村大礼堂，参加“京港同心庆回归迎奥运”青少年交流会。胡主席的殷切勉励，给青年学子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4月初，380多名14至20岁的香港学生，参与了在北京举办的“京港同心庆回归迎奥运”活动，他们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奥运场馆工程。今天，其中100名学生汇聚一处，向胡主席汇报他们北京之行的感想，以及对祖国、对奥运的认识。 >>>全文


　　6月2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香港马鞍山锦丰苑赵锡明家中同他家人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胡锦涛主席走进香港寻常百姓家

　　新华网香港6月29日电 6月29日，对于香港市民赵锡明和梁志星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身着短袖便装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冒着蒙蒙细雨，分别探访了家住马鞍山锦丰苑的赵锡明家和家住颂安邨的梁志星家。

　　43岁的赵锡明从事贸易工作。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胡主席向我们全家每个人问好，和我们聊家常话。他非常平易近人，我们全家都感到很荣幸、很开心。” >>>全文

　　一样真情暖香江——记胡锦涛主席亲切看望香港同胞


　　6月2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位于香港乌溪沙的精英运动员训练基地，看望慰问正在这里训练的运动员。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胡锦涛主席看望香港精英运动员

　　新华网香港6月29日电 29日下午，平素宁静的香港体育学院突然热闹起来。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体育学院，看望和慰问正在这里训练的香港精英运动员。

　　…… ……

　　胡锦涛高兴地对在场的运动员们说，我一直对香港的体育发展非常关注，也早就知道并且熟悉香港的一些优秀运动员。我还知道近几年来，香港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不畏强手，奋力拼搏，在奥运会、亚运会等一系列重大赛事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全文


　　6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香港昂船洲海军基地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胡锦涛主席检阅解放军驻港部队

　　新华网香港6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30日上午9时50分许来到香港昂船洲海军基地，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10时许，阅兵场上，军乐队奏起雄壮的阅兵曲。驻港部队司令员王继堂向胡锦涛主席敬礼报告：“军委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司令员王继堂。”胡锦涛主席回答：“开始！” >>>全文


　　6月30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下榻的香港君悦酒店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新华社记者樊如钧摄

　　胡锦涛会见董建华

　　新华网香港6月30日电（记者孙承斌 陈斌华）国家主席胡锦涛30日上午在下榻的饭店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胡锦涛说，董建华先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在行政长官的岗位上工作了近8年时间，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香港今天的良好局面与董先生在任时打下的工作基础是分不开的。董先生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后，以极大的热忱，发挥自身优势，为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胡锦涛希望董建华继续关注香港的事情，继续为国家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文


　　6月3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香港会展中心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胡锦涛会见何厚铧

　　新华网香港6月30日电（记者孙承斌 陈斌华）国家主席胡锦涛30日下午在香港会展中心会见了前来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活动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

　　胡锦涛在会见中说，澳门回归祖国8年来，“一国两制”方针得到成功实践，澳门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对何厚铧和特区政府这些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中央政府一直是充分肯定的。

香港回归十年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香港“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香港经济在波动中发展，呈现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不遗余力，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与政革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香港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激烈，但这也是香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然而，西方反华势力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加深，不利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则值得警惕。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与发展



香港回归十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预香港事务，保证了香港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有所增加，甚至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这是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就，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动乱的出现。尽管在政革与新闻自由等方面不时出现较大争议，但总体上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特别是民主派的言论没有受到封杀，种种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



特别是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维护与发展。到2007年，香港连续十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3次获此殊荣。该基金会认为香港仍为免税港、政府极低程度干预商业活动、对外投资障碍极低、金融与银行限制极少，这也是对香港政府与“一国两制”的一种高度肯定。



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集中了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香港成为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证券市场之一。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前列，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经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香港经济在困难与调整中获得可喜发展



香港回归十年来，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香港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经济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香港经济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此后，香港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2%；2003年增长3.2%。1997-2003年,香港经济平均增长为3.1%。2004年开始，香港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近三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7.5%。这对一个成熟的经济体而言，是非常难得的发展成就。



回归后，经过特区政府多年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少困难得到逐步改善。在回归初几年，特区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一度达到700亿港元。为改善这一局面，特区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财政赤字得到扭转，2006年已实现数百亿港元的盈余。曾经较为严峻的失业问题也得到大幅改善。1998年以来，香港的失业率接连突破4%、6%、7%，2003年7.9%。经过特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与总体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近年来失业情况有所改善，2006年降到4.4%。不过，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增长缓慢，近十年平均每年净产值实质下降9%以上。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展不大，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行业,经济结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香港经济发展受外界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影响大，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需要香港各界继续共同努力，为香港经济的平稳发展创造条件。



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问题日益突出，是香港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问题



香港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革，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成为影响香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对香港官僚体制进行了适度改革，实施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责任由问责高官完全负责与承受。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尽管也有争议，推动较为顺利，特区政府基本能够落实。如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购车事件”而辞职。两位高官因处理“23条立法”问题不当而下台。



在落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因选择时机不当，中产阶级疑虑较多，社会争议太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在考虑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的考虑下，暂时延缓该条例的制订，可以说这是香港制度建设的一大挫折。



在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香港内部争议更大。民主派不顾香港社会现实，急于提前进行全面直选，已涉及到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解释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来解决争议。2004年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香港2007年第三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不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具体产生办法可依照基本法及其附件的有关规定做出符合香港“循序逐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这一决定，对香港的改制指明了一条循序逐渐进的大方向，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香港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在协商中解决政改争议，在完善制度建设中推进民主发展。



随后，中央政府开始了与民主派的接触与勾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有助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逐步推进香港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发展。但应充分体认到香港复杂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双方的误会不会很快消除，未来可能还会在某些问题上的争议变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着为香港的利益着想，终能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对待香港政制建设与民主发展问题上，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对香港民主制度的发展应更有信心，应与时俱进，逐步推进。关键是要培养熟悉民主运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迎接挑战。无论如何改革，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有信心按照《基本法》逐步推进香港的制度建设与政治发展。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不断深入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加上特区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香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2003年6月，中央政府回应特区政府的提议，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香港企业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进香港经济的迅速回升。CEPA签署后，香港经济开始明显复苏，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CEPA不仅成为香港与内地经济深度合作的重要平台。CEPA本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到2006年底，港澳有1898家服务业机构按CEPA条件申请赴内地投资，港澳居民在内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到2746家；到2007年5月底，特区政府有关机构共签发了超过2.3万份符合CEPA规定的原产地证书，总值超过83亿港元的货物在进口内地时获免关税。CEPA还促进了港台经贸往来，从而加快了海峡两岸与港澳地区的经贸合作。



在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确立了八大合作领域,这对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维持香港在亚太地区经济枢纽地位与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改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一是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香港自由行”，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持续增加，大大刺激了香港的消费与旅游市场,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信用卡于今年初可在香港使用，及时批准香港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款、兑换与汇款等业务，为香港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三是为了支持香港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及改善财政赤字状况，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香港的债券，是对香港经济的又一有力支持。



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在香港企业加大内地投资与经贸合作的同时，内地企业纷纷赴港上市筹资，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到2003年底，内地企业在香港主板与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有258家，占香港上市总数的25%；市值达16950亿港元，占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的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又有蒙牛乳业与平安保险等多家大型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目前，内地在港公司达200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2200亿美元。这些内地企业与资本已成为香港经济繁荣的另一支撑力量。



西方反华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则值得警惕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对香港回归的表现普遍给予肯定与高度评价，是值得自豪与骄傲的。不过，西方反华势力并不完全公正客观看待香港的回归与取得的巨大成就。香港回归之前，美国就曾以“确保美国庞大利益”及“维持香港自由”为名，美国参众两院于1992年通过《香港政策法》，后经总统签署生效。此后，美国政府每年向国会提交关于《香港政策法》年度报告，成为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与香港事务的法律依据。香港回归后十年来的经验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不断卷入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并利用香港指责中国政府。



特别是由于香港政改纷争增加，美国有人借此大做文章，加大干涉香港事务。在2003年关于香港“23条立法”争议问题上，美国政府（包括白官、国务院、国会与驻香港总领事）就该条例发表的声明或评论就达20多次。特别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不仅指责“23条立法”，而且要一并落实民全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及安全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会削弱港人的基本人权，促请美国总统及国务卿向大陆表示强烈反对。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关注“国家安全条例”损害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并敦促香港立法会修订有关“禁止组织”和“国家机密”的条文。美国众议院甚至要求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发表反对限制香港现有自由的明确声明。2003年6月30日，英国外交部公开发表声明，对特区政府所提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中的有关规定大加指责，认为“取缔组织”这项规定不符合“中央联合声明”所维护的“一国两制”原则。2004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布朗巴克赴港，与民主派密切接触，公开表示草拟《基本法》时并未获港人认同，许多条文最终会损害香港民众的自由。同年3月该委员会小组就香港问题举行听证会，策划香港民主派人士到美国国会作证，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与干涉中国内政与香港事务。六月中旬，美国国会发表报告，再次指责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选举的释法问题，认为是在削弱香港的自治，建议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港政策，包括必要时变相制裁香港。日前，美国参议院又通过由该议员布朗巴克提出的“支持香港自由”决议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认为决议案“罔顾事实，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这是对中国内政和香港特区事务的粗暴干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可见，美国越来越明显的意介入香港事务，并企图借香港问题遏制中国。



未来随着香港政革的推进与争议的增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还会不断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必须给予高度警惕。

成就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香港是中国合法领土的一部分，竟无法有效遏制港独分裂活动的嚣张气焰！别忘了我们不是在野党，更不是跟香港没有任何关系的旁观者！目前局势已经很明了，港独借助香港极大缺陷的司法体系以及上面的投鼠忌器肆意妄为，而更是有人妄图浑水摸鱼意图从中牟利取得更大的“自治”权利，从而争取到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车臣“事实独立“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都是绥靖主义最大的“成就”！试问，如此成绩，未来如何能奢谈和平统一台湾？如此隐患巨大的“和平统一”，于国又有何益？！

①1997香港回归祖国
②1999澳门回归祖国
③促进了海峡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成就大发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简单说吧：一个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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