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祭祀

中国古代祭祀时的建筑~

中国古代祭祀时的建筑是天坛。
天坛，在北京市南部，东城区永定门内大街东侧。占地约273万平方米。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清乾隆、光绪时曾重修改建。
为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皇天、祈五谷丰登之场所。天坛是圜丘、祈谷两坛的总称，有坛墙两重，形成内外坛，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
主要建筑在内坛，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二坛同在一条南北轴线上，中间有墙相隔。圜丘坛内主要建筑有圜丘坛、皇穹宇等等，祈谷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

扩展资料：
祭天作为人类祈求神灵赐福攘灾的一种文化行为，曾经是中国古代先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至清末，一直举行祭天典礼，绵延约五千余年，可谓渊远流长。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按照中国传统礼仪制度建立的国家祭坛。自明永乐十九年起始，共有22位皇帝亲御天坛，向皇天上帝顶礼膜拜，虔诚祭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废除祭天祀典，并与1918年改天坛为公园。祭天典礼延续了约五千年。祭天礼仪即从历史角度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的祭天礼仪，展示中国的祭天历史即中国古代的祭天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天坛

社稷坛，就是祭祀社稷时所用之坛。社，是社神，是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表。这种对社稷的祭祀由来久远。
现存北京中山公园的五色土，其前身便是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期所建的社稷坛。说得更精确一点，这种铺填五色土的社稷坛，实在应该叫“太社稷坛”或“太社坛”。据有关明代的史料说，这种太社坛在明代先后有三处：一在南京，一在中都，一在北京。公元1367年（洪武前一年）落成的南京社稷坛，原是东西对峙的两坛，社稷分开。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社稷分为二坛祭祀不合经典，故让礼官奏议，于是太社坛才改在午门的右方，社稷共为一坛。永乐时北京社稷坛所遵照的，便是洪武十年改建后的制式。现存北京的这座太社坛仍是一座方形大平坛，这便是明清时祭祀社稷的拜殿，其实整个公园园地原来都属于社稷坛。
那么社稷坛祭祀究竟源于何时呢？据有关史料来看，自汉以来直到清代，社稷坛的建筑几乎都以周代作为依据。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掌管国家祭祀的大宗伯就掌有“以血祭社稷”的职责；又有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负责社稷坛的建立；在祭祀的时候，鼓人“以灵鼓动社祭”，敲击一种名叫灵鼓动的六面鼓动；舞师“教帗（fú）舞，率而舞社稷之祭祀”，领头者用一种柄上系着五色缯的名叫帗的舞具，跳一种称做帔舞的舞蹈。不难看出，祭祀社稷的活动在周时的确是隆重而热烈的。
尽管这样。人们却认为对社稷的祭祀不是从周朝开始的。《史记·夏本纪》写道：“尧崩，帝舜……曰：汝其往视尔事矣。……禹乃行，相干宜所有以贡。”《尚书·禹贡》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五色土。”前人普遍认为，《禹贡》中徐州所贡的这五色土，便是舜时铺填社坛的所用之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大夫蔡墨答魏献子问时，说：“后土为社，……柱为稷，自夏以土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无怪乎《汉书》在述及汉时对社稷的祭祀时要说“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了，这个“尚”，就是久远之意，夏禹呢，不过是“遵之”而已。
太庙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祭祀社稷的呢？《白虎通义》的记载是后代学者普遍接受的。《白虎通义》的《社稷》篇是这样总结前人的看法的：“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地。”成书年代比《白虎通义》稍早一些的《孝经援神契》也说：“社，土地之主；稷，五谷之主。……土地广博，不要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五谷众多，不可遍祭，稷乃原隰（xí）之中能长五谷之祇（qí），故立稷而祭之。”这一看法根据我国古代地貌学的观点，把土地划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称为“五土”），它认为，原隰（即湿润的平地）不过是五土之一，而社却是五土的总神，因而人们说社时就可以代表稷，社稷也就又可简称为社，祭社也就是对社稷的祭祀。由此看来，人们对社稷的祭祀的确是出自对养育自己的乡梓国土的感激之情。
不少人曾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古代对社稷的祭祀只是帝王的事。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从其他史料印证，《礼记》中关于社稷坛建置的记述还是相当可信的。《礼记·祭法》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祖，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群王所建立的最高等级的太社，就是前面所说的五色土。五色，正是五方的象征。据称，在未实行郡县制之前，君王要分封诸侯时，便依封地所在方位从太社坛上取一撮色土赐与该诸侯，然后诸侯再将它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自然这社坛也就不能再有五色土了。至于更下一级置社时所立之坛，当然也就只能用本土的泥土了。既然大夫以下要成群立社，国君在仲春仲秋之时还要“择元日，命民社”，这样民间便以祭社活动为中心形成了居民的社会组织，这组织也叫“社”。立社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还要各栽其土所宜之树，这树也是社的标志。《论语·八佾（yì）》载，哀公问社于宰我时，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经柏，周人以栗。”不少学者认为，这松、柏、栗，便是立社时宜栽的树木。《庄子·人间世》讲述的匠石在齐国曲辕所见的其大蔽牛的栎社树，抑或正是周初立社时所植栗树的别种。《礼记·效特牲》还说：“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zī）盛”。意思是说，在称做社日的会堂主这一天，全社里的人都要出来参加会堂主的活动；为了准备会堂主所用之牲，国中之人都参与了跟社猎有关的劳作；为了供给祭社需用的谷物，农家一起凑集了必需的粮食。
至于民间为祭社而建立起的组织——“社”的规模，汉代《风俗通义》和《说文》都曾引用前人的解释：“二十五家为社。”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别的资料也有说十二家、五十家、乃至一百家的。汉时，民间就自发组织过不少不合规定的私社，因而才有官方禁止自立私社的命令。南北朝时，《荆楚岁时记》描述祭社这天民间风俗时这样写道：“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láo），为屋于树下，先祭社，然后飨其胙（zuò）。”说的是社日这天，住在一起的左邻右舍邀约在一起，各自凑上一些祭社的肉食和米酒，在树下搭起了棚屋，一起祭祀了社稷之后，或者各分一些祭品，或者兴高采烈地会餐一顿。
社日民间活动最普及的时期，大概应推唐宋，这时的社日简直成了民间的盛大节日。社日来临时，各社便杀鸡宰猪，到了祭祀的时候，几乎全社人都要出来参加庆祝活动。这天还有一种专为社日准备的社饭，有专为社日准备的社糕社饼。那时除了做社日的活动外，几乎其他事都不干了，连妇女也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当媳妇的还可以回娘家。农村里，同社人的聚会饮宴更为引人注目，社鼓神鸦，优扬处处，畅饮欢歌，热闹非凡。孩子们这天也无须再念书，当然更是欣喜若狂，外公姨舅们还要送些葫芦儿、枣儿之类零食，还要玩一种名叫斗草的游戏。社日这天的活动，一直要持续到太阳西斜，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老百姓的这些欢乐，自然也引起了接近民众的诗人的极大兴趣，如唐代的杜甫、韩愈，宋代的陆游、范成大等，都在他们的诗中描写了社日的盛况。而这社日邻里的会集，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一词的起源。
由于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再加上统治阶级对民间集社集会的钳制，宋以后，民间的社日活动便开始走向衰落，以致到了最后，百姓所用的社稷坛竟然变成了广布全国的土地庙或土谷祠，不过民间社日的娱乐活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如鲁迅先生《社戏》一文所描写的，就是清末江南地区的社日生活。

月坛，根据字面意思就是一个祭祀月亮的土堆。北京，皇城所在，天地日月是《礼记》中所需祭祀的四大自然之神，因此在京城的东西南北分别设有日月天地四坛，都是天子祭祀之处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的曙光将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回首20世纪，在中国辽西考古有几项重大发现，其中之一就是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这一发现，将中华文明的出现再次向前推进了1000年。�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一座象征中华民族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中华世纪坛出现在首都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向全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这一古一今的两处建筑，将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在时空的隧道上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历史。�

一、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红山文化坛、庙、冢
红山文化，是距今5000年前在中国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的氏族部落创造的史前文明。因这一文化现象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而得名“红山文化”。早期发现的红山文化遗物，除彩陶外，还有一大批玉器。这些玉器造型生动，有猪、龟、鸟、鱼、蝉等动物形象。到7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造形的文物，成为红山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龙形之一。�
80年代，经过对辽西东山嘴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人们对红山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和认识。位于内蒙古与辽西交界的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东山嘴的红山文化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性建筑遗址。整个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与两侧是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为氏族祭祀的场所，出土了陶塑人像，均为女性，腹部、肢体丰满，表现当时的人类对健康、发育成熟的女性的崇拜，这也是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祭坛还出土了祭祀用的器具残片，表明这里在远古是一处神圣的祭祀场所。在与东山嘴文化遗址相距不远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也发现了大面积红山文化遗存，被称为牛河梁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牛河梁居大凌河与老哈河之间，山梁为东西走向，女神庙就建在高高的山梁上。女神庙遗址总长22米，最宽处8米，为多室结构，庙北有广场平台。女神庙由北向南，与远处的猪头形山峰遥相呼应。引人注目的是在女神庙出土了大量泥塑女性人像残块和彩绘墙壁构件，以及泥塑禽兽残块和祭祀器具残块。其中有泥塑人耳，大耳约等于真人的3倍，小耳相当于人体原大。一尊较为完整的女性头像与人体比例接近。头像五官比例准确，表情生动逼真，尤其是两眼窝内嵌有圆饼状玉片为睛，炯炯有神。这些重要发现，不仅反映了红山文化高超的泥塑艺术，也使亿万炎黄子孙看到了5000年前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距女神庙南1公里处，东西向排列着一坛四冢，间距不过几米。坛是以同心圆式的三圈淡红色花岗岩分三层叠起、递收构成的大型祭坛，规格以外圈最大，内圈最小。冢的结构复杂，共同之处是都有内、外石墙。大冢用巨石砌出方台作为墓框，墓筑冢中心，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包。考古工作者还惊奇地发现，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南北布局形成近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十三陵。东山嘴遗址呈南圆北方的祭坛平面，就像天坛的圜丘坛和祈谷坛下的方基；冢的结构与历代封建帝王的陵墓相似。这一切，是天然的巧
合，还是中华文化的血脉相传，是值得人们研究和总结的。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回首5000年前，我们的先民们聚集在高高的山梁上，面对飞逝的时光，面对开阔的大凌河川谷所展开的对人与自然的崇拜，不难体会到中华文明曙光已经出现。正像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发掘后感慨到，这里简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哲学王国”。①�

二、中华祭祀建筑的高峰——明清北京的祭坛
中国祭祀建筑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祭坛建筑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有反映。如《周礼·大司乐》记有：“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这段记载不仅指出了祭天的具体时间，而且说明周已开始筑圜丘以祀天。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协助周瑜在赤壁大战中用“火”攻，破曹营，在长江南岸南屏山建“七星坛”，借东风。书中描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高度正符合汉制。《后汉书》第3158页记载：“上帝坛”是“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这类祭祀活动又逐渐演化成“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郊祀”；祭祀天地成为封建皇权的最重要活动。祭祀建筑也明确为祭天台为圜丘，祭地坛为方泽形制。到汉唐以后，郊祀的礼仪几乎历朝历代都坚持不懈。如《后汉书·祭祀(上)》中记述，“建武元年，光武帝即位于颖，为坛营于颖之阳”。《明史》中也有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前后，在钟山之阳建圜丘祭天，在钟山之阴建方泽祭地。以后，又在南京城南郊建大祀殿，改为天地合祀。�
北京地区发现祭坛的历史也十分悠久。据新近出版的《图说北京史》(北京燕 山出版社1999.8)记载，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北京延庆县葫芦沟墓地山戎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处石祭坛。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山戎原始宗教举行仪式和活动的处所。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王玲认为：“比起东山嘴、牛河梁，延庆的祭坛要简陋的多了，但它同样是圆形，同样是圜天观的一种表示”②。北京地区有关早期祭坛或祭台的记载还有隋炀帝远征高丽时在桑乾河(今永定河)上所设的社稷二坛。唐太宗东征高丽，为悼念阵亡将士，在幽州城东南隅建悯忠寺，寺内有悯忠台。辽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有朝日之俗和“祭日仪”。但辽无坛，而是继承了西北民族祭祀特点，在山顶上立“君树”，前植群树，进行祭祀。金代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深厚，开始在城南郊建祭坛进行祭祀。金代圜丘坛设在金中都城丰宜门外东南(今丰台区石门村附近)。祭坛为圆形三层，每层各十二个台阶，各按十二辰位分布。围墙三层，四面各有门。坛的东北有斋宫，正南设有厨库等③据《元史》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曾“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祗位二，行一献礼。自后国有大典礼，皆即南郊告谢焉”。《元史》还记载：“坛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上成纵横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到明朝嘉靖年间，在天坛选址建圜丘坛时，还能看到元代旧坛址在天坛南天门外偏东，不宜袭用。元代还根据周礼，将太庙建在城东齐化门之内，将社稷坛建在城西平则门之内，形成左祖右社的形制。�
北京城现存的祭坛多始于明朝。明成祖朱棣即皇帝位后，于永乐四年(1406)开始营建宫殿城池，根据“左祖右社”的制度，于承天门(今天安门)之右，把万寿兴国寺改建和扩展为社稷坛。同时开始在城南郊建“天地坛”。据《明史》记载：“天地坛在正阳门之南左，缭以垣墙，周回十里。中为大祀殿，丹墀，东西四坛，以祀日月星辰。大祀门外东西列二十坛，以祀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祗”。从永乐十八年(1420)至嘉靖九年(1530)，明朝一百多年间，天地坛一直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祭祀处所。明永乐十八年(1420)，在城南郊还建筑了山川坛。到明嘉靖皇帝登基后，认为在天地坛大祀殿合祀天地不符合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的古制，开始参照周礼祀典，重建郊庙。合祭与分祭在嘉靖朝出现了激烈的辩争，三次辩争后，嘉靖皇帝采取高压手段，实现了分祭之礼，于嘉靖九年(1530)在天地坛大祀殿之南建圜丘坛，在城北郊建方泽坛，在城东郊建朝日坛，在城西郊建夕月坛。同时，还根据朝臣夏言的建议，在圜丘坛东泰元门外建筑了一座心供祈雨的“崇雩坛”(清乾隆年间被彻底拆除)。嘉靖十一年(1532)又将山川坛分设为天神和地祗二坛，另建太岁坛。同时建先农坛于山川坛内。到清乾隆年间，又将山川坛统称为先农坛。乾隆七年(1742)在西苑(今北海公园画航斋之北)始建先蚕坛。至此，在北京城内外形成了一整套的祭坛建筑。这些祭坛建筑就是北京老百姓俗称的“九坛八庙”或“五坛八庙”。五坛指皇城以外五坛，即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九坛�④ 圜丘坛、祈谷坛、先农坛、太岁坛、方泽坛、朝日坛、夕月坛、社稷坛、先蚕坛。
各祭坛建筑情况简介如下：�
(一)圜丘坛 位于天坛建筑轴线南半部，坐北朝南，原为皇帝每年冬至祭天之处，又称祭天台、拜天台或祭台。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是一座三层蓝色琉璃台。清乾隆十四年(1749)扩建，将坛面扩大，仍为圆形三层，坛面用北京房山所产艾叶青石铺面，栏板、栏柱用汉白玉雕锲。坛周围绕以砻墙(俗称矮墙)二重，内圆外方，明朝时墙顶部为绿琉璃瓦，清乾隆年间改换蓝琉璃瓦。砻墙墙身为红色，四面设有棂星门(形似牌坊，用汉白玉石雕造，上安云板)。明朝时南面为三门，其余各为一门，两重砻墙计12门；清乾隆年间改为四面各三门，两重砻墙计24门。圜丘坛南角有望灯台遗迹三座，坛南设有燔柴炉、毛血池、具服台(更衣台)等，坛北是皇穹宇。�
(二)祈谷坛 位于天坛建筑轴线北半部，坐北朝南。坛台圆形三层，十分高大为天坛中最早的建筑。现在的形制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建大享殿时改建的。清乾隆时台面满铺金砖(大型方砖，用细泥精工制成，砖体坚实，叩之有金石声，称金砖)，三层坛体各出八陛(南北两面各三出，东西两面各一出)。南北两面正中大陛均有浮雕丹陛，上层为双龙山海纹，中层为
双凤山海纹，下层为祥云山海纹。丹陛的主体图案采用高浮雕表现手法，塑体起伏强烈，龙凤有腾跃之感。三层坛面周围都有雕纹石护栏，各层栏板数均为一百零八块。护栏的望柱下面有排水嘴。每层各不相同。上层望柱头为龙纹，排水嘴为龙头形；中层望柱头为凤纹，排水嘴为凤首形；下层望柱头为云纹，排水嘴为朵云形。最上层坛面正中是祈年殿，坛四周只有一层内砻墙，比一般砻墙高，墙身砖砌，墙顶为绿琉璃筒瓦通脊，东西南三面各辟三间砖砌拱券门。具服台在南坛墙外丹陛桥东侧，坛墙内有燔柴炉、毛血池等，坛北面是皇乾殿。�
(三)方泽坛 位于北京旧城安定门外，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地处所。祭坛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为二层方坛，北向。坛下环绕有一水池，深八尺余，宽六尺。坛上层面积为六平方丈，下层约十余平方丈，坛面明朝为黄色琉璃砖，清乾隆年间改用方石铺砌。坛的下层东西两侧各有两个石座，放置有“五岳”、“五镇”山形和“四海”、“四渎”水型，均为东南向。坛外有红墙身、黄琉璃瓦通脊顶矮墙两重，矮墙四面各有棂星门，东、南、西各是一门二柱，惟北门是三门六柱。坛东北角有望灯台一座。坛南门外为皇祗室，西门外有神库、神厨、祭器库、乐器库等。
(四)朝日坛 位于北京旧城朝阳门外，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春分之日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祭坛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为一层方形台，西向，每边长五丈，高五尺九寸，四面有台阶，各为九级。坛面中央原用地坛象征太阳的红琉璃瓦砖铺砌，清代改用方砖铺面。方形祭台外环绕有圆形矮砖墙，绿琉璃瓦顶，四面各设石棂星门，东、南、北各一门二柱，西门为三门六柱。祭坛西门外有具服殿、燎炉等；东北有神库、神厨各三间，宰牲亭、井亭各一；坛北有祭器库、乐器库、稷荐库等。
(四)朝日坛 位于北京旧城朝阳门外，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春分之日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祭坛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为一层方形台，西向，每边长五丈，高五尺九寸，四面有台阶，各为九级。坛面中央原用
先农坛 地坛

象征太阳的红琉璃瓦砖铺砌，清代改用方砖铺面。方形祭台外环绕有圆形矮砖墙，绿琉璃瓦顶，四面各设石棂星门，东、南、北各一门二柱，西门为三门
六柱。祭坛西门外有具服殿、燎炉等；东北有神库、神厨各三间，宰牲亭、井亭各一；坛北有祭器库、乐器库、稷荐库等。�
(五)夕月坛 位于北京旧城阜成门外，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秋分祭夜明之神(月亮)和天上诸星宿的处所。祭坛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为一层方形，四丈见方，高四尺六寸，四面皆有石台阶，每处台阶6级。坛四面环绕矮墙，高八尺，厚二尺二寸。墙四面有棂星门，西、南、北各一门二柱，东门为三门六柱。坛南门外有神库；西南有宰牲亭、神厨、祭器库；东北有具服殿等。

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
永乐十四年(1416年),礼部尚书吕震
修永乐大典的时候，礼部尚书是郑赐
http://guoxue.baidu.com/page/c3f7cab7/index.html明史！你自己找找吧，我找了半天没找到祭祀活动

---

永乐年间祭祀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