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措施有哪些？

一、合理推进“双轮驱动”战略，增强中心城市的协调带动作用

上海、南京、杭州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但这些城市更加注重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升产业专业化水平。合肥、安庆、滁州、宣城、马鞍山等西部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不断上升且协同集聚指数相对较大，这些城市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相对比较接近，产业之间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

而苏州、嘉兴、无锡、宁波等东部城市，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非均衡产业发展模式导致了协同集聚水平相对较低。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各级政府在推动“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布局。当地政府应该对所在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水平进行评估测算，在此基础上掌握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及其空间形态，科学预测产业协同集聚未来发展趋势。

以此为基础，应该根据各产业细分行业以及城市要素禀赋、经济状况的差异性，采取差异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政策，在产业布局上应该避免陷入盲目追求集聚度的误区。政府的产业布局战略不应纠结于均衡抑或非均衡思维，以营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共生关系作为发展重点，推进产业空间协同集聚，充分发挥产业链、市场链和空间链的链式协同效应和涓滴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应坚持产业错位发展的空间模式，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协调带动作用。上海、杭州等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较高层次，应该积极实现从要素集聚功能向产业协调功能的转变，充分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经济带动效应，与外围城市形成“中心—外围”产业梯度发展格局。

应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行业，其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密集型特征有利于推动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

如，上海应该通过承接国际生产性服务外包和生产性服务FDI，吸引研发中心、管理中心、投资中心等，积极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满足上海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该进一步辐射江苏、浙江、安徽。南京、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应该利用在科技、信息服务业等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寻找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与上海实行错位发展，并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建成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

其他外围城市则应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将不符合发展规划的制造业向外转移，通过引导资金、高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向先进制造业企业集聚，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协同集聚发展本身就包含着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而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关系就是由集聚效应为主转变为扩散效应为主，从而形成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良性空间布局。长三角城市群应该进一步消除城际经济活动存在的人为障碍，利用便利的基础交通设施增强城市之间的联动发展，扩大城市之间的经济辐射范围。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产业协同集聚的拥挤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内规模较大且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应通过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发展，疏散过度集聚产生的拥挤效应。利用人才、资金集聚优势，致力于发展知识密集型、高附加价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利用市场优势，努力形成外围城市制造业的专业服务地区，实现经济转型，有效减少拥挤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借助产业转移的途径，将对土地、交通、资源等依赖性较强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着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缓解大城市乃至超大城市的过度拥挤。对于城市群内部城市规模相对小的外围城市，应该注重提高制造业专业化水平，为企业发展提供更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通过利用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引进人才、资金，打造中心城市的生产基地或研发基地，与中心城市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三、进一步发挥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升级
从实证结果来看，当所在城市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或所在城市城市化水平低，或所在城市政府预算支出较低，其产业协同集聚不利于产业升级。所谓产业集聚间分工，就是以价值链空间分布的离散化和网络化为导向的产业集聚的重新组合现象。

随着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集聚的发展，长三角城市群集聚产业已经发生了价值链的空间离散化布局，如江浙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在服务业发达的上海扩展其价值链，而上海将本地企业中的制造环节迁往制造业发达的江浙地区。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该积极推进产业集聚间分工，也就是通过集聚区内的企业跨区域协同发展，使得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形成产业集聚间的专业化分工，要素流动和信息交换速度得以加快，原有产业集聚的优势重新整合，形成产业关联更为紧密的“集聚束”，从而优化资源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