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在文章之后的命运如何？

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①治学严谨：藤野先生让鲁迅改血管图，鲁迅看出了藤野先生的严谨。而藤野先生得知鲁迅并没有因为是中国人就敬重鬼、而不肯解剖尸体，心中也非常佩服。
②正直热诚：藤野先生向鲁迅了解中国女人裹脚。这件事鲁迅看到了藤野毫无民族偏见的精神。鲁迅将被疑忌漏题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并退还了信。后又弃医从文，这些都体现出了鲁迅热忱的爱国之心。
延伸：藤野严九郎生于日本福井县，世代为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医生。他生于1874年7月1日，9岁时父亲亡故，由大哥二哥抚养。严九郎排行老三。他在读小学时，同时跟酒井藩校教师野坂先生学习过汉学。1892年4月，从福井学校中途退学，进入爱知医学校，1896年10月毕业，留校作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1897年5月，得到医生开业证明书。同年7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一年。1901年10月，藤野应聘到仙台医专任解剖学讲师，其时藤野刚刚满27岁。他和敷波重次郎教授担任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他还担任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一年级的专业课只有解剖学，一年级的正副班主任大体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担任。班主任管理的范围很广，据当时仙台医专规定，诸如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管理教导、出席情况、考试成绩的统计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负责。
1904年7月6日，即大约鲁迅到仙台前两个月，藤野由讲师升为教授。
藤野生活朴素，当时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据说后来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说过：“周君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当医生的人。看来是为研究生物学才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恒三郎说，听藤野先生的口气，他是相信了鲁迅分别时为安慰他而说的想学生物学的话。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1912年仙台医专并入，成为东北帝大医学部，所有校舍、教职员、学生原班未动。1915年决定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迫于6月底提出“请求免职”，7月1日降为临时讲师，8月9日被解除讲师职务。
他对鲁迅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当看到外国人砍中国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国人都在欢呼，因此他走上写作的道路，治学严谨的他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鼓励和真诚的帮助，能够做到这些尤其难能可贵，教学认真，他在鲁迅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等等，能以公正之心对待来自弱国的学生，所以鲁迅先生觉得非常悲哀。

　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 “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求给分

藤野先生后来的人生虽历经颠沛，却从来没有放弃自己行医济世的人生理想，并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藤野先生原名藤野严九郎，是一名日本的医生、教师，他之所以能在中国闻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迅先生写的那篇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文章对藤野先生的评价很高，同时也赞颂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在当年那个中日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能有一位日本人对中国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与热情，就这一点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01年，藤野先生被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聘请为解剖学的讲师，正是在这一时期，藤野与鲁迅相识相交。1915年藤野先生工作的仙台医科学校并入刚成立不久的东京帝国大学，但是因为藤野学历较低，因而没能获得继续任教的资格，最终被解除了讲师的职务。

从学校离职之后，藤野先生先是供职于一家慈善医院，后来又在1916年辞职离开东京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坂井郡，返回家乡的藤野先生秉承着治病救人的理念在三国町开设了自己的耳鼻喉科诊所，为家乡父老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一开始，藤野先生还不能完全放下自己曾经的教授身份，在与村民打交道时难免有一些书生意气，但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藤野先生最终完全融入到了乡村的安宁生活之中，一心一意扮演起了乡村医生的角色，也因此受到了广大村民的敬重。

1945年8月11日，藤野先生逝世。1983年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和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市结为友好城市，共同纪念这一段师生之谊。

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准备出版增田涉、佐藤春夫合译的《鲁迅选集》，译者请鲁迅对所选篇目提出意见，鲁迅回信道 ：“某氏集（ 指《鲁迅选集》日译本 ）请全权处理，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1935年，《鲁迅选集》日译本即将出版之际，《岩波文库》特地派人专程到上海再一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表示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

他对《藤野先生》如此厚爱的良苦用心，就是想能借此打听有关恩师的消息和情况，同年6月27日， 鲁迅在给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女士的信中，又提到他的这位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大约三十年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教授，是真名实姓，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三四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在世，也不得而知，倘若健在，已七十左右了

在1935年 6月，日译本《鲁迅选集》出版，《藤野先生》这篇散文也第一次和日本读者见面。 这时的藤野先生已经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在家乡福井县三国镇一带开设诊所行医。 是他的长子藤野恒弥从他在福井初级中学时的国语和汉语教师菅好春那里看到了日译本《鲁迅选集》，并听菅先生说《藤野先生》一文写的“该不是你父亲的事吧。”由此藤野先生才知道曾经是留学生的周树人 ,已经成了文豪鲁迅 ，他把在仙台的事情写进了散文里。

藤野先生为鲁迅所作的笔记订正其中一页，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称笔记遗失，实际上是搬家回绍兴时寄放在朋友家，后被许广平整理出，目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晚年的藤野先生在当地颇受村民敬仰，因为藤野先生以行医为仁作为信条，村民也送给他为庶这个雅号，称赞藤野先生致力为庶民行医的仁德举动。

这个是目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命运说不好不敢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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