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都市与乡村

高加林反叛与忏悔表现在哪些方面~

“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打破了梁宝生（柳青《创业史》）那个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巨大身影，再一次将个性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他以自己个体生命欲望的汹涌激情，让那些无欲无私的理念太师相形失色。他用自己狂傲不驯的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意志，让那些多年不知有个人意志思想的人耳瞪心惊。他那强大的个体生命力量，他那不安于穷乡山野而放跟县城省城乃至于“苏美中三角关系” 的世界眼光，让人感到，在一个卓越的个体生命中,有着多少可以创造生活创造世界的坚忍而豪迈的意志力量啊。[6]
小说里，作者给予高加林这个农村孩子强健的体魄并且长相俊美，不但读书读得多而且还有点小才华，可是，现实是残酷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城市化和农村的分裂所形成的隔膜一直都存在，不曾消失。好像城市就是文明、先进、物质丰富、交通便捷的所在，而农村注定要与落后、愚昧、保守、贫困蔽塞挂钩，即便像是高加林这样有才华的青年如果没有人际关系网布能走后门的话还是会被排除在外。现在都还有老师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将来出人头地摆脱农村生活，高加林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但是，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这片土地已经是他的根，是他的母亲，他离开了根本又如何让能活下去呢？他的不甘心，不情愿，是因为他上了高中，学的东西多，希望可以去城市里一展才华，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小说里描述到高加林的生活环境是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仔细看去不难发现，这个村子里还残留着浓重的北方宗法制的影子，例如，习惯以血缘关系缔结家族式联姻，民众保守落后的观念，刷牙都是奇怪的事，自由恋爱更是伤风败俗，“能人”“强人”治理村子，简单而又辛苦的生产方式。在这里，可以凭借个人的能耐和本事享有一定的发言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阶级观念不是很明确，高加林甚至被大家看好，被认为将来会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但是，当环境变化，高加林想去到城市时，一种无形的隔阻让他无力前进。城市是什么？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有着鲜明的等级观念和阶级阶层划分，有较广泛的民主基础，高加林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追求中，无法避免的遭遇失败。在向城市进发的过程中，高加林忽略了一个因素，那就是在农村，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手艺而活，勤奋的劳动足可以养活自己，而在城市，无依无靠的人是被阶级支配的，最后只能失败。
如小说讲述，高加林凭着个人出众的才华和叔叔地区劳动局长的地位，在别人的“热心帮助”下如愿以偿地进入到城市，成为一个“准城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身份置换和脱胎换骨。高加林对城市的渴望，就是对城市人身份、地位、生活方式的追求，对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的追求，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性追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村对城市的想象，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如《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废都》、《上海宝贝》等作品，将都市想象为奢侈糜烂、纸醉金迷的游乐场，欲望横流的跑马场，道德堕落的渊薮。另一种则是如《人生》、《陈奂生进城》等作品，站在遥远的乡村眺望繁华的都市。都市作为乡村的他者和镜像，作为或是现代或是浪漫的生活原型象征，极大地满足了乡村对于城市的想象，令无数农村知识分子心驰神往的同时，更多地带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怨羡的复杂情结。到都市去！不仅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也意味着突出重围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这些正是高加林们的精神认同和毕生追求。
然而，高加林的现代性追求遭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有力狙击。首先是都市的拒绝。都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以其特有的魅力拉开了与乡村的距离。在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市与乡村日渐产生隔膜和对立，它的情调、文化、氛围、繁华、气质、风格甚至喧嚣，完全是乡土中国无法比拟的。在这场“城与人”的认同中，高加林虽然想归依城市，然而先天的“乡巴佬”的身份招致了城市对他的拒绝。其次是组织的清退。组织与都市一样，带有鲜明的现代性烙印，进一步说，组织在当代社会结构中，是权力机制的化身，代表着权威与正义力量，有时更是“党”的化身，决定和支配着个人的命运，我们从《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红岩》等“红色经典”小说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点。在“反腐文学”中，组织更被赋予了不言自明的正义、权威、胜利者的形象。选择了一条路，如果错了，就会付出代价，受到惩罚。高加林也感受到了，他失去了最为宝贵的东西，金子般的心，最后回到黄土地，乡亲门都出乎意外的宽恕了他，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根，在黄土地上。“他是根豆芽菜，根上一点土都没有，他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德顺老汉语）。

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40年代前称“新文学”)。也有的将1917年后的文学统称为现代文学，如朱栋霖编教材。

当代文学：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创作的文学(5O年代后期提出这一概念，70年代前与新中国文学、“建国以来的文学”、“建国后文学”等名称可互指)。

现当代文学：是现代、当代文学的合称。

上述答案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是完全错误的。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走出“伤痕”，在“反思”的同时，“改革”开始了。

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浪潮。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农村相继实行联产计酬和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改革也进一步加快，改革便真正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第一重大事件。于是，依仗着强大的社会思潮而日渐兴盛起来的文学创作也就有了相应的新的历史使命。

80年代的“改革文学”表现出作家们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参与精神。他们不但坚定不移地宣传改革政策的必要与必然，更注重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改革的因素的批判，包括对来自执政党内的权利斗争和社会腐败风气的批判。在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几乎在“反思文学”的同时，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1983-1984 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创作高峰。

一、对城市改革的期盼
1，蒋子龙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的开风气之作。
乔光朴 ：人们呼唤的改革英雄，“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 。

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的作品。
这是最早的一篇自觉地“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的文学作品，它写工厂却突破了以往“车间文学”的模式，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它还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盛情赞扬。

改革者小说系列
如《改革者》（张锲）
《跋涉者》（焦祖尧）
《祸起萧墙》（水运宪）
《三千万》（柯云路）
《沉重的翅膀》（张洁）
《龙种》（张贤亮）
《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

2、柯云路的《新星》
对改革认识的深入，使改革文学向深度发展。《新星》是代表，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政治小说， 《新星》使人们普遍看到了理想主义光辉下中国政治斗争的真实故事，也使熟谙政治的人看到了地道的政治操作手法。《新星》在当年的轰动被海外传媒称为“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

这是一部描写改革家的小说。作品出色的塑造了李向南这个新型的政治家的形象，是80年代文学创作上一个可喜的收获。

年轻的政界新星，遇到了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的抵抗和压制，李向南和以县长顾荣为首的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同名电视剧曾创中国电视连续剧收视率最高纪录。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是新时期正面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张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26万字，共写了60多个人物，具有较大气魄的结构，既展现了现实生活内部的真实面貌，又提出了不少具有哲理性的问题。

二、变革中的乡村人物命运

高晓声简介
（1928—1999）出生于江苏武进一耕读之家，50年开始创作、诗（出过诗集《王善人》、小说（以《解约》在文坛知名）、戏剧（歌剧《走上新路》获华东会演一等奖而名噪一时），都写而不多。1958年屈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后才重新握管，以小说《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名重当代，被视为是农村题材反思、改革小说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创作谈等专集和选集30部。

高晓声的 “陈奂生系列”。

《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

陈奂生是一个勤劳、憨实、质朴的农民， 然而，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等等交错在一起。

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形象是一幅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画像，包容着丰富的内容，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

《陈奂生上城》体现了典型的高晓声式的叙事风格。他惯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的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其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所以，他虽然采用传统的讲故事的语气，但又不是讲故事，既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矛盾冲突步步发展的戏剧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进某一个生活焦点上反映出来，通过人物心理深入开掘，揭示人物性格和作品的题蕴，这又很有点现代小说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小说叙述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
小说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作品的主人公冯幺爸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

经济杠杆的强力撬开了压在心头的磐石，有了衣食温饱的冯幺爸也要谋求平等的地位，恢复做人的尊严。

新的农村经济政策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的思想，恢复了人的本性，这也是《乡场上》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从卑微低贱无赖汉到理直气壮的庄稼人，冯幺爸的人格转换有着强烈的反差，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其实深究起来，冯幺爸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经济杠杆的强力撬开了压在心头的磐石，有了衣食温饱的冯幺爸也要谋求平等的地位，恢复做人的尊严。乡场上一场小小的纠纷把他推到了前台，他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将心中的郁积一吐为快。

冯幺爸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地说明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的思想，恢复了人的本性，这也是《乡场上》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路遥及《人生》
路遥 （1949—1993）
陕西省清涧县人，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人生》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
《人生》是一部常读常新的作品，是一部丰富的作品。

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
小说表现了农村变革激起了年轻一代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人生追求的执着，是本时期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个问题一有深度，我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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