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细作和 精耕农业有什么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纷起，人们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时的思想家都对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管仲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管仲不仅有“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样的名句，更把农业生产与国强民富联系起来。他还告诫统治者，“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基于此种认识，一些诸侯国提出了“耕战”的口号，并通过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战争。这其中秦国的作法最为成功。史载：“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秦国的胜利，实际上是农业的胜利。
在一些诸侯国积极致力于鼓励农民进行耕战的同时，一些思想家也都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自己关于农业问题的看法，形成为农家，成为当时诸子百家之一。《汉书·艺文志》说：
农家者流，盖出自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从中可以看出，先秦农家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其学说的内容带有“官方农学”的色彩；另一派学说则带有“鄙者农学”或“平民农学”的色彩。无论是带有“官方农学”色彩的农家，还是带有“鄙者农学”色彩的农家，其学说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知识。
《汉书·艺文志》所载农家的著作共9种，其中《神农》20篇和《野老》17篇系“六国时”作品。前者为“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后者据东汉人应劭所说是“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而这些作品现都已失传。保存至今的属于先秦时代的农学文献，仅有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类”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
《吕氏春秋·上农》，上农即“尚农”，阐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及鼓励农桑的政策和措施。《任地》等三篇是先秦文献中讲述农业科技最为集中和最为深入的一组论文，论述了从耕地、整地、播种、定苗、中耕除草、收获以及农时等一整套具体的农业技术和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任地》带有总论的性质，《辩土》和《审时》带有分论的性质。《任地》提出了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和土地利用的总原则，即所谓“耕之大方”，还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和方法。《辩土》主要是谈耕作栽培技术方法的，即所谓“耕道”。首先谈“辩土”而耕的一些原则。接着谈耕作栽培中要防止“三盗”，即地窃、苗窃和草窃。亟言不合理畎亩结构的危害。以后依次谈播种和中耕的技术原则。《审时》主要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
《任地》等三篇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精耕细作主要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1、深耕。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开始广泛使用，这为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所证实。与此同时，牛耕也已出现。这些都为农业生产中实现精耕细作准备了条件。到了战国时期，深耕得到广泛提倡。深耕，要求“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使耕过的土地“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除了对深的要求外，《吕氏春秋·任地》还提出，根据土壤自身的状况，进行耕作调整的总原则和一些具体的原则。《吕氏春秋·任地》云：“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刚硬的土壤要使它柔软些，柔软的土壤要使它刚硬些；休闲过的土地要开耕，耕作多年的土地要休闲；瘦瘠的土地要使它肥起来，过肥的土地要使它瘦一些；过于着实的土地要使它疏松一些，过于疏松的土地要使它着实一些；过于潮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爽些，过于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在土壤耕作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2、畎亩。夏、商、西周时期，旨在排水防渍的垄作法即已形成，时称为“亩”。春秋战国时期，垄亩法得以发展，成为畎亩法，着眼点除排水防涝之外，更有抗旱保墒。这就是《任地》提出的“上田弃亩，下田弃畎”。“上田弃亩”，是说：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沟里，而不种在垄上，这样就有利于抗旱保墒。“下田弃畎”是说，在低田里，作垅，把庄稼种在垄（亩）上，有利于排涝。
《吕氏春秋》中还对亩和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故亩欲广以平，畎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辩土》）意思是说，垄应该宽而平，沟应该窄而深。畎亩的耕作有其相配套的农具，畎亩的规格以其所使用的农具为标准：“所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任地》）对于垄的内部构造，则提出“稼欲生于尘，而坚于坚”，就是要创造一个“上虚下实”的耕层结构，为农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
3、慎种。《吕氏春秋》提出农业生产要消灭“三盗”，其中之一便是要消灭“苗窃”，即消灭由于播种过密，又不分行而造成的苗欺苗，彼此相妨现象。消灭苗窃要从播种抓起，要“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也就是说，播种量要适当，不要太密，也不要太稀。而且要因地制宜地确定播种密度。“树肥无使扶疏，树硗不欲专生而族居”，即肥地宜密，瘠地宜稀。否则“肥而扶疏则多批，硗而专居则多死”。这是有关合理密植原则的最早论述。在株行距上，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做到“正其行，通其风，＃心（必）中央，帅为泠风”。即要求纵横成行，以保证田通通风，即使是大田的中间，也能吹到和风，而不致郁闭。这表明当时已有等距全苗的观念。在覆土要求上，《辩土》篇指出“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即要求覆土厚度要适当，既不要过多，也不要大少，固为，“厚土则蘖不通，薄土则蕃轓而不发”。实际上，当时除了对覆土有厚薄的规定之外，更多的是对就覆土要个要求，这就是“疾耰”和“熟耰”。耰，即碎土、覆种的意思。而疾和熟，而是要求在深耕之后，立即把土块打碎，用细致均匀的土壤来覆土。
4、易耨。耨，又称为耘。即中耕除草。战国时期，提出了易耨和熟耘的要求，则是要求中耕除草做得迅速而细致。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草窃。然而，中耕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因为古人在中间的同时，还要进行间苗。《吕氏春秋·辩土》指出：“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从作物生长的动态上，指出了掌握合理密植的标准，即在苗期，苗间应相互孤立分离，使其有充分的生长余地；长大后，恰好使植株互相靠近，即相当于现代所谓的“封行”；到成熟时，植株因分蘖增多（三以为族），株间互相紧靠在一起，既可防止倒伏，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力和阳光，从而保证获得最高的产量（乃多粟）。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于是有间苗的出现。而间苗又主要是通过中耕除草进行的。“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博）六寸，所以间稼也。”（《任地》）具体间苗时，还要“长其兄而去其弟”，即要求间去弱苗。因为“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
5、审时。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是强烈的季节性。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则说：“种禾不时，不折必稴，稼熟而不获，必遇天灾。”“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书中依次论述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从事播种得时、先时、后时对该种作物产量和质量的不同影响，最后从产量和质量的对比中，论证了“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结论。这是针对播种期而言，实际上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时间上的要求。以耕期而言，土质不同，耕作期也有先后，土质粘重的“垆土”，应当先耕，而土质轻松的“靹土”，即使耕得晚些，也还来得及。为了确定适耕期，《吕氏春秋》中还总结了看物候定耕期的经验，指出：“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这是以菖蒲出生这个物候特征，作为适耕期开始的标志。
中国古代精耕细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工具：春秋战国—铁犁；西汉—耦犁、耧车（播种工具）；隋唐—曲辕犁
2.耕作方法：春秋战国—垄作法（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耕作方法）；西汉—代田法
3.水利工程：都江堰（战国）；漕渠、白渠、龙首渠（汉）
4.灌溉工具：翻车（三国）、筒车（唐朝）、高转筒车（宋朝）、风力水车（明清）
5.农学专著：西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宋：《陈敷农书》、元：《王祯农书》、明：《农政全书》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上可贵的优良传统，给我们今天农业生产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珍视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有必要摸清楚这一传统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影响。
我们近年编写《中国农学史》，也涉及这个问题。这里牵涉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历史分期问题。6月16日，我曾在南京历史学会就这一课题作了报告，会后征求了意见，现将原报告提纲修改压缩，写成此稿发表。因为篇幅关系，只能提出一个粗浅的轮廓，以后有需要时再补充说明。
二、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以上，可能多至1万年。精耕细作传统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都很幼稚，谈不上精耕细作。到了能够创造剩余产品，逐渐形成奴隶社会时，农业技术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还很粗放，而且奴隶在奴隶主的鞭挞下从事农业生产，不会有生产积极性，也不可能产生精耕细作。
现在史学界对于西周和春秋是不是奴隶社会有争论，但是对于战国时代转入地主制的封建社会则意见比较一致。在这一转变中，铁农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石制和木制农具的工作效率很低。商和西周虽有青铜农具，但使用不广。铁农具出现于春秋，至战国而广泛使用。近年已陆续有战国时代的铁农具出土，还在魏墓中发现使用畜力的铁犁，而且孟子曾说“以铁耕乎”，明白地指出铁农具已经成为当时农业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工具。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小家庭有独立经营农业生产的可能，而且只有小农经营才能发挥生产潜力。这样就使原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土地渐由奴隶主所有转变为地主所有，耕作渐由集体转变为分散的小经营。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产者通过阶级斗争，逐渐获得农业经营上的自由，生产多寡至少部分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因而发挥了生产积极性，想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小经营的范围内，要在小块土地上增加生产，那就势必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也就是走精耕细作的道路。
再看当时文献上所反映的农业技术：
《诗经》及其他春秋以前的书中，说到耕的地方不少，但没有一处说深耕的。在战国时代的作品中，深耕熟耰就变为通行语汇。施肥也是到战国时代才受到重视。灌溉的起源较早，大发展则在战国时代。适当密植作为获得丰收的要诀，是战国时代总结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宝贵经验。除草很早受到重视，但到战国时代因农具改良而效率提高，并且把中耕除草的勤做多次和做得细致周到，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此外，还强调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也注意到选用良种和防治虫害。这些就是精耕细作技术措施的具体表现。
所有这些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增加生产，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魏文侯时(公元前5世纪)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已经明白提出提高产量的要求，《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善治”就是上述所列争取丰收的技术措施。再探索一下战国时代单位面积产量，每亩可以收到谷子百斤以上，已有较高的水平，这是精耕细作的结果。
我国在战国时代开始有农学专书。这些农书虽已失传，《吕氏春秋》中还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其中有系统性的成套理论，已经称得起粗具规模的农业科学。我国农学产生于此时，也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农业生产实践中精耕细作技术的产生而产生的。
所有这一切，明显而一致地表示：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基于战国时代。
再放大范围来看：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变革剧烈的时代，也是有名的诸子争鸣时代。这些上层建筑的剧烈变化，不能不是经济基础的划时代变革所引起的。在经济基础变革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变化是动力，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通过阶级斗争，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因而引起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此时社会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农业上，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农民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以及农田基本建设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多方面剧烈变化的历史，也帮助说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
三、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
(一)总说
从战国到1840年，我国经历了23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精耕细作传统有时发展很快，有时发展很慢，甚至有暂时的局部的停顿，但是总的趋势是一浪推一浪，不断在前进。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战国至南北朝为前朝，隋至元末为中期，明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后期。这里是根据生产关系划分的。
(二)封建前期
封建前期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方式的逐渐奠定为起点。奴隶制残余的影响还很大。徭役繁重。秦国有爵者有役使无爵的庶人的权利，有使一般农民向农奴转化的趋势。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发展到建立堡垒，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部曲)和人身依附的农民(徒附)，又有走向农奴化的趋势。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荫客权利，也等于承认依附关系的合法。不断的农民起义和统一政权的再建立，一再阻挡和打断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曹魏屯田使许多农民成为国家佃户。西晋在曹魏屯田和户调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损益而成占田课田制度，后魏又加以损益而成均田制度。主要精神在使耕者耕种相当土地(面积有伸缩，但在某种限度内)而负担一致的租税。这里实质是统一政权(王朝政府)向割据势力(豪强)争夺剥削对象(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两种势力互为消长。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反抗斗争与历次大起义，使兼并与压迫不能无限制的发展，保障或进一步使农民自己获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活动余地。这样就保存了生产积极性，因而保证了精耕细作传统的继续发展。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农田水利建设偏重在这一地带。耕作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北方旱田，特别注重抗旱保墒。战国时代已有种在低畦地的，西汉赵过发展为代田法，氾胜之又进一步发展为区田法。区田法综合运用并发挥了深耕、施肥、适当密植、保墒、灌水、中耕除草等一系列的丰产措施，辛勤细致地集中使用于较小面积而创造高额丰收，可以说是我国精耕细作传统一个非常突出的集中表现。轮栽、复种、施肥、选种等，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到了南北朝时，北方旱田使用的农具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耕作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这种现象，是和我国当时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互为因果的。经济文化中心原在北方，推动了这一地带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而精耕细作的发展，反过来促进这一地带经济的更加繁荣。战国时代兴起的大都会，绝大多数在黄河流域。秦汉的强盛，依靠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支柱。西汉人口十分之六以上集中在今山东全省、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苏皖北部及陕西中部。
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许多区别。北方的先进技术，不能死板地搬用于南方。所以尽管春秋战国到秦汉长时期内，北方那么繁荣，南方还是地广人稀，远远比不上中原，要经过劳动人民的艰巨奋斗，改良土地，发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南方农田面貌，到南朝时才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三)封建中期
隋唐的均田制度虽沿自后魏，但奴婢和牛不再授田，明白地消除奴隶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的残余，而扩大对一般农民的授田。隋的输籍法，又从豪强手中挖出大量人身依附的农民。唐朝手工业开始有行会，也反映豪强所掌握的奴隶经济的削弱。隋唐的科举制度，虽则还有一些门第限制，已是对士族垄断仕途的积习作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封建中期生产关系的特征，可以认为是，以消除奴隶制残余和开始否定门阀特权为起点。后来均田制度因兼并盛行而破坏，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庄园经济跟着大发展，但这种庄园是地主性质的，和领主的采地不同。北宋科举不论门第，中央集权有进一步的发展。辽的头下军州类似领主采地，元的驱户类似农奴，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地主佃农制。佃农生活很苦，但总比徒附、荫户自由一些。农民通过斗争，特别如隋末农民大起义和中唐黄巢大起义等，又争得较前稍多的活动余地。
这一时期北方耕作技术虽然也有进步，但是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方水田。水利的兴修，唐初南北并举，中唐以后偏重在南方。苏南出现河网化。梯田和圩田始于封建前期，大发展则在中期，出现在南方。南方水稻栽培表现出多方面的讲究与进步；因而到北宋时，水稻已上升到高居全国粮食作物的第一位。小麦向南推广，形成稻麦两熟制。棉花自粤闽推广到长江流域。肥源的开辟，如沟塘泥、熏土、沤肥、人粪尿、石灰等，也多数是南方的事情。生产工具出现三种新现象：一是水稻所用耕作工具的新创造，二是灌溉用具的较多利用机械作用和动力，三是畜拉高效率农具的发展。这些现象除反映手工业特别是机械技巧的进步外，就其使用范围说，主要也是在南方。
南方农业生产既然有了这样大的发展，遂使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天宝元年(742)人口统计，北方5道共有3042万多人，南方5道共有2036万多人，北方人口仍然多于南方。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推移的迹象。到北宋时，把全国分为18路，北方5路，南方13路，就明显地反映南方的繁荣已超过北方。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北方956万多人，南方2368万多人，北方人口还不及南方的一半。南方的发展，扩大祖国的经济基础，而且重心的南移，反映南方农业生产超过北方，对扩大祖国经济基础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四)封建后期
明初号召并迁徙人民垦种大量抛荒田地，建立不少小自耕农。同时广开屯田，主要为军屯，面积约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一。军户没有改业退耕的自由，但每军交纳定额屯粮，类似交租，仍和农奴不同。不久兼并日盛。中叶以后，庄田大发展，尤其迫害农民。清初圈地，类似金元的任意强占；对垦荒建立自耕农的措施，也不如明初的积极。但所有这些，只是大形势中间的小波动。封建后期生产关系的总形势，仍是地主佃农制占着主导地位；如果要说不同于封建中期的新因素，那就是较大手工业工场的出现，在若干地区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个社会仍是小农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不象前、中两期的集中表现在一个主要方面，而是比较分散复杂的。大型的水利工程虽然相对地不及汉唐多，但是由于中小型工程较普遍的发展，包括边疆地区的新发展，工程总量超过前代。工程质量也有进步。北方凿井灌溉在清代大有发展。甘肃改良盐碱地的砂田法始于清中叶。生产工具出现两种新现象，一是铁农具的质量因铁产量和炼钢技术的进步而提高，二是较复杂的机械相继出现。商品肥料和矿物质肥料增加了。明白提出为积肥而养猪。强调看苗施追肥，还开始采用根外施肥法。药物治虫有显著的发展。水稻栽培继续进步。棉花向北推广，北方棉产超过南方。玉米、甘薯、花生、烟草于16世纪传入，推广很快，到清代前期已经很普遍。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当然也伴随着栽培技术的变化与改进。
从上述情况来看：农具、肥料和治虫方面的新发展，和作物种类的变化，反映了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交流范围的扩大。玉米和甘薯的迅速推广，还反映农民受土地兼并的压迫，而寻求高产粮食作物来维持生活的情况。就地区说，南北都有发展，此外，明代新发展了云贵地区，清代新发展了东北、内蒙和大西北等地区。
这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有一点非常突出。汉唐人口没有达到1亿；而清代鸦片战争前增加到4亿左右。封建后期人口显然有较快较大的增加，特别在乾隆以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反映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耕地面积虽有增加，但比例不大，粮食增产主要出自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水稻、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推广和精耕细作措施的进步，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玉米和甘薯栽培的大发展，正好发生在乾隆以后，在不少地区成为主粮，尤其显示出这种关系。
四、精耕细作传统发生发展规律的补充说明
精耕细作传统发展的规律，前面已经说了一些，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已说的也值得再择要点明一下。
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发展，必须依靠劳动生产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生产积极性。
我国精耕细作传统的所以奠定于战国时代，基本原因就在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耕者有独立经营的可能，于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农业经营上的活动余地，因而发挥生产积极性。
精耕细作传统的保持和继续发展，也是首先依靠农民向统治阶级的反复斗争，保持并进一步争得稍多的农业经营上的活动余地，保存了生产积极性。
为什么欧洲封建社会的农业技术远远落后于我国?那是因为欧洲农奴在生产实践中极少活动余地，严重地束缚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我国佃农除纳租外，可以自己安排耕作，多少给农民以发挥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机会。
为什么欧洲农奴不能象我国农民争得稍多的活动余地?原因比较复杂，最重要的是，欧洲国家不象我国很早就形成那样统一的大国，农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会很快地动摇了或者倾覆了各个封建王朝，因而一再有力地迫使了统治阶级让步。
在物质基础上，精耕细作传统所以发生于战国时代，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后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冶铁业和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帮助和推动了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
精耕细作传统在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封建前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封建中期主要在南方，封建后期除南北继续有发展外，并在东北、西北、西南有较显著的发展。每一地区的经营和达到繁荣，大都经历了很长时期。这种发展过程，充分反映各地区环境不同及其利用改良所包含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我国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经验，亦即精耕细作的内容，非常丰富多彩。
我国处在季候风区域，年雨量变率很大，分布时期又有波动，容易发生水旱失调。因此，水在我国，关系特别重大。而我国是大国，便于统筹规划。所以，对水作斗争成为我国精耕细作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疆域虽大，地形利于统一，水利工程也要求大区域的统筹，尽管政治上有时割据，在人民意识中很早就倾向于统一。这样就便于交流各地区的物产和经验，互相推动，又可以加速农业传统的发展并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国外的交往，善于引种外来作物和吸收耕作经验，这对我国精耕细作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原是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的，这就不免产生一些副作用。分散的小农经营制度中没有保留牧地，而且精耕细作的目标主要在于增加粮食生产，因此农区畜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当农具进步，役畜变为重要动力时，小农经济力量薄弱，往往无力使用畜力，或者使用很少，绝大部分的工作依靠人力。
畜牧既然少，畜粪也就跟着少了。所以欧美农家肥料以畜粪或厩肥为主，而我国则向开辟多种多样肥源的方向发展。多方面的利用肥源是我国的长处，但畜粪少，实是一个缺点。到明末总结出养猪积肥的宝贵经验，但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小农经济的局限，养猪积肥事业的发展仍旧受到限制。
精耕细作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由于小农经济畜力少、农具小，因而耗费人力太多；加上肥料来源少，必要的投资受到严重限制，这样就使精耕细作受到很大的阻碍。常用农具的种类，到宋元已基本上发展到封建社会时期的最高峰，有些高效率的畜拉农具，在当时就只有少数地主富农使用，其后也很少推广。明清虽曾发明一些较复杂的机械，都没有广泛应用。
总的说来，阶级斗争是反复曲折的，统治阶段有时被迫让步，不久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又加重，而农民斗争所取得的活动余地，也还是有限的，所以精耕细作传统虽然奠基于封建化过程中，并在封建社会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并不快。有的地区很早就发展到相当成熟程度，其后长时期内很少进步。这一传统的继续发展，只有在现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广阔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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