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长沙
湖南长沙近代史上，到底有哪些名人？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自古以来，中央与地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治乱之际，必有一革新国民之思潮自地方诞生，然而很快便会变成全国性的思想，近世湖南的政治启蒙即为一突出例子。自清季中叶以来，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回乡组建湘勇以对抗之，其勇武之形象，乡故之情谊，为湘人所自诩，而明亡之际的湖南哲学家王船山，对湖南一省有志于革新一地民风的有识之士，尤其关键。湘人近世之政治革新运动，从湘军将领带动的洋务运动、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黄兴创建的华兴会，到民国初年的湖南自治运动等，都有坚实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较少见到这样的例子。
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之后的这本《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试图梳理近世湖南的政治思潮。在此等论述阙如的美国学界，裴士锋的论述尤其触目。可以将本书所描述的近世湖南与传统论述中的近世广东，作为近世中国地方文化的不同典范来作对比（可参看魏斐德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近世湖南与广东的地方意识就如内陆与海滨的性格特征，后者深受外国思想和舶来事物影响，这种趋势在其他口岸开放地区如江浙沪一带也类似，而位处帝国边陲的华南地区尤其成为动乱温床。然而湖南一开始便以传统捍卫者自居，在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各省传教兴学的时候，湖南是他们无法染指的唯一省份，湖南民间社会对外国人的宗教尤其抵制，湘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同乡情谊深厚，对外来事物一致抗拒，然一旦经同为湘人的官宦名贤推广，便蔚为一时之新风气。在湘勇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郭嵩焘以王船山（王夫之）思想鼓励湘人接受洋学不要排外，与后来周汉仇外排洋心态，如出一辙，都是以湘人为本位。
王船山的思想被湖南人视为显学，然而湖南有识之士推崇他的原因不断在变。虽然王船山早年矢志反清，因为失败才潜心著述，可是最初湘军将领和郭嵩焘重新发掘王船山思想时，因为政治原因而隐讳当中的排满思想。起初《船山遗书》得以出版全赖曾国藩治下湘军之势力，而王船山的思想亦可以振奋兵力上居劣势的湘军，虽曾、左等人与郭嵩焘同样推崇王船山，但后来郭嵩焘比湘军将领更洞察到学习西方制度的重要性，而在谭嗣同的眼中，王船山的理想即为激发他那一辈人为实现地方自治和民主而努力。可见人们心中的王船山可以有天壤之别。
郭嵩焘死时虽未受清朝尊崇，但他却在湖南掀起崇拜王船山的风气，影响了另一位对近世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年轻人谭嗣同。谭嗣同在刘人熙和欧阳中鹄的教育下接触王船山，年轻时虽大量阅读西方书籍，然最倾心的思想家仍是王船山。与主张与洋人和平共处、接受洋人制度的郭嵩焘相比，谭嗣同所掀起的革命和独立思潮，对清王朝有着摧枯拉朽的作用。裴士锋看到，郭嵩焘着眼于王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而谭嗣同则从其《读通监论》中，找到民主思想的源头。谭的激进思想来自对湘军自满态度的批评，但他比郭的想法更激进，当中还可见赫胥黎《天演论》的薰陶。但谭对湖南最大的贡献是与唐才常、陈三立办学校、兴实学，甚至吸引梁启超到这里来讲学。至此，王船山思想除了作为湘人文化复兴的标志外，还激励湘人谋求独立自主，而另一位深受王船山影响的领袖唐才常，与留日湖南学生耳濡目染嘉纳治五郎的民族主义观，则催生了日后自立军及湖南革命军对抗帝制和袁世凯政府的传统。
从曾国藩以降，湖南诸贤莫不推崇王船山，他们自己也成为同省后辈学习的对象，当中师承关系及思想发展轨迹可谓错综复杂。裴士锋的书并不厚，却能条目分明地描述几十年间湘人思想及政治活动的变化，可谓难得。他对于王船山在不同著作中阐述的思想，固只能点到即止地讲述，但配合当时的局势，让读者窥探湖南诸贤的志向和思想对世局的影响，从中看出湖南思潮的发展脉络。王船山重视实学，视文韬武略为同等重要，这也影响了湖南人崇尚勇武的民风。作者强调民族主义是这场地区思潮发展的重要主题，作为中国读者，深知在中国历史中，地方意识谁都会有，然而正好是儒家思想让九州臣民承认有一共同语言、文化的华夏文明。在此一文明的哲学思想之中，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故此虽然书中经常提及哲人王船山以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这其实与中国儒学的大方向没有太大分别。亦因为将人的角色放大到天地齐一，故而“以天下为己任”也成为中国人最终极的价值观。
作为美国的史学家，裴士锋或许明白儒家价值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观念，可是他未必能像中国史家一样切身感受得到，故在描述湖南民族主义精神的发韧时，对于王船山的湖南人身份和精神传承似乎多有强调，却未能道破为何这种地方民族观一直在领导全国革新与一省独立自主之间挣扎。
当然，从湘军镇压太平军开始，湘人已开始走一条与广东人甚至全国同胞殊异的道路。近世湖南独立自主的思潮，表现出近世中华帝国秩序土崩瓦解之际，声称承继荆楚文化并处于中国腹地的荆湘，正在摸索自身的文明身份，湘人既不是魏斐德说的潜在地勾结洋人的华南社会，又殊异于周朝以来的中原文化，在地理上固然有其独特一面。作为中国人的一员，湖南人也有中国人某些矛盾而机巧的性格：在自身弱势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在强大时则“主张湖南人该摆脱中国的束缚”，一如中国人既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自怨自艾，希图脱离这一腐朽的中华帝国主体；但面对外来者的时候又不得不提醒自己的国族身份。再者，传统中国人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从来就很模糊又很有弹性。这很明显不是西方民族主义所能解释的思维，因为这不可能符合西方世界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西方的“民族国家”源于罗马衰亡时入侵欧洲的日耳曼斯拉夫诸民族各自裂土建国，但中华帝国各省因为文化的共同遗产而将入侵和定居的民族都同化了。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不佩服裴士锋，他从湘军到新中国领导者的省籍身份，扣问儒家传统下的地域身份认同，虽未能探索到中国历史与传统思想中最核心又最难阐述的观念，却又值得中国读者反复思考。
长沙近代史：
民国元年4月，并县归府，长沙、善化二县合并为长沙府直辖地。民国二年9月，改定旧长沙府附廓首县裁府改县，长沙府直辖地改为长沙县。民国三年6月2日，湖南划为四道，长沙县属湘江道。1914年废都甲设乡镇，长沙县辖7乡11镇。
民国九年，长沙设市政厅，年底设市政公所。省会警察厅设东、南、西、北、外东、外南、外北、商埠8个警察署。当年废除道，县直属省。民国十九年7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攻入长沙，成立长沙市苏维埃政府。
年底长沙城分设东、南、西、北、外东特、商埠6个区，下辖158街团，街团下辖甲、牌、联，5家为1联，2联为1牌，10牌为1甲。民国二十年5月，裁商埠入西区。民国二十二年5月，裁商埠入西区。
8月11日，市县分治，析长沙县城区设长沙市，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长沙设市，是第14个设为行政区划的市，也是第7个设市的省会，面积48.5平方公里。11月3日，废除街团制。民国二十三年4月29日，划长沙市为4个区。
按东南西北顺序命名为一、二、三、四区，每区分4坊，每坊设2至4保，共58保，40到60户为一甲。民国二十七年，上属湖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8月11日，改区坊保甲4级制为镇保甲三级制，原4区为8镇，市郊为4乡。“文夕大火”后缩编为城南、城北两镇及两乡。
民国二十八年，8镇4乡改为4镇4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设城东、城南、城西、城北、文艺、金盆、岳麓、会春8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有83保1843甲。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辖8区82保1838甲。长沙为湖南省省会。1950年3月30日，设郊区办事处领导外四区。1953年1月，设水上区。1955年，内四区建306居委会2909居民组。1956年5月，撤销市郊外四区，辖乡并为7乡1镇。
同年撤水上区。1957年，内四区辖26街道275居委会2766居民组；郊区辖7个乡、镇。1958年9月，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郊区建立万年红、东风、岳麓公社。城区辖4区25街道233居委会2731居民组。
12月24日，湖南省调整县市行政区划，原属湘潭专区的长沙、望城二县划归长沙市管辖。1983年2月8日，长沙市增辖浏阳、宁乡、湘阴。当年着手改变政社合一建制。2015年4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湖南湘江新区，成为全国第12个、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面积490平方公里。
2017年11月1日，长沙从全球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亚洲首个、中国首座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
扩展资料：
2017年，长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948元，比上年增长8.4%。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25241元，增长8.4%；人均经营净收入6782元，增长5.5%。
人均转移净收入8343元，增长11.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645元，增长8.9%。在城镇居民消费分类中，食品烟酒人均消费8549元，增长7.7%。
衣着人均消费2173元，增长0.4%；居住人均消费6947元，增长8.9%；生活用品及服务人均消费2810元，增长10.6%。
交通通信人均消费4813元，增长7.0%；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消费6378元，增长11.1%。医疗保健人均消费2266元，增长14.2%。
其他用品和服务人均消费708元，增长22.6%。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家用汽车55.1辆。计算机91.4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84.9台。城镇居民人均自有现住房建筑面积45.5平方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沙
长沙近代史：
民国元年4月，并县归府，长沙、善化二县合并为长沙府直辖地。民国二年9月，改定旧长沙府附廓首县裁府改县，长沙府直辖地改为长沙县。民国三年6月2日，湖南划为四道，长沙县属湘江道。1914年废都甲设乡镇，长沙县辖7乡11镇。
民国九年，长沙设市政厅，年底设市政公所。省会警察厅设东、南、西、北、外东、外南、外北、商埠8个警察署。当年废除道，县直属省。民国十九年7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攻入长沙，成立长沙市苏维埃政府。
年底长沙城分设东、南、西、北、外东特、商埠6个区，下辖158街团，街团下辖甲、牌、联，5家为1联，2联为1牌，10牌为1甲。民国二十年5月，裁商埠入西区。民国二十二年5月，裁商埠入西区。
8月11日，市县分治，析长沙县城区设长沙市，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长沙设市，是第14个设为行政区划的市，也是第7个设市的省会，面积48.5平方公里。11月3日，废除街团制。民国二十三年4月29日，划长沙市为4个区。
按东南西北顺序命名为一、二、三、四区，每区分4坊，每坊设2至4保，共58保，40到60户为一甲。民国二十七年，上属湖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8月11日，改区坊保甲4级制为镇保甲三级制，原4区为8镇，市郊为4乡。“文夕大火”后缩编为城南、城北两镇及两乡。
民国二十八年，8镇4乡改为4镇4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设城东、城南、城西、城北、文艺、金盆、岳麓、会春8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有83保1843甲。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辖8区82保1838甲。长沙为湖南省省会。1950年3月30日，设郊区办事处领导外四区。1953年1月，设水上区。1955年，内四区建306居委会2909居民组。1956年5月，撤销市郊外四区，辖乡并为7乡1镇。
12月24日，湖南省调整县市行政区划，原属湘潭专区的长沙、望城二县划归长沙市管辖。1983年2月8日，长沙市增辖浏阳、宁乡、湘阴。当年着手改变政社合一建制。2015年4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湖南湘江新区，成为全国第12个、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面积490平方公里。
2017年11月1日，长沙从全球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亚洲首个、中国首座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
地质特征
长沙市境内地质特征是：地层出露齐全，花岗岩体广布，地质构造复杂，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地层在长沙市均有出露，最古老的地层大约是10亿年以前形成的。约6亿年前，长沙是茫茫大海，但海水不深。
以后，海水逐步由东而西退出，浏阳、长沙与望城大部分地区升出海面，成为江南古陆的西北缘。距今约1.4亿年，长沙地区海浸结束，上升成为陆地，由于地壳运动与地质构造的影响，形成长条形的山间坳陷盆地——长（沙）平（江）盆地。新生代开始，整个长平盆地上升为陆地。距今约350万年前，地球上发生第三次冰期，浏阳保留冰川地貌遗迹。
地形地貌
长沙市地貌总的特征是：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多样，地表水系发育。长沙市东北是幕阜～罗霄山系的北段，西北是雪峰山余脉的东缘，中部是长衡丘陵盆地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
东北、西北两端山地环绕，地势相对高峻，中部递降趋于平缓，略似马鞍形，湘江由南而北斜贯中部，南部丘岗起伏，北部平坦开阔，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形如一个向北开口的漏斗。城内为多级阶地组成的坡度较缓的平岗地带，湘江中的橘子洲长5千米。
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而湖南人才又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段革命派；以谭延�、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清朝康熙三年建“湖南省”，长沙同为长沙府府治和湖南省治。明清时长沙有四大米市和四大茶市之称，为中国最重要的米市之一。
在太平天国军攻打长沙的清朝末年，曾国藩成为“湖南第一人”，长沙府涌现出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如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等消灭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对晚清的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长沙成为重要的政治和革命活动地。戊戌变法的陈宝箴、谭嗣同，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之后自立军起义、华兴会、公祭陈天华和姚宏业、浏萍醴起义、抢米风潮，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活动。黄兴在清朝末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清活动，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二十二年长沙县、市分治，设“长沙市”，为湖南直辖市，长沙一直作为湖南省会至今。
长沙在民国时期是中国政治的革命中心之一。1911年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起义新军光复长沙。1915年，曾就读于时务学堂的蔡锷发动了护国运动。1919年，长沙派送大批五四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长沙也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地之一。毛泽东、何叔衡、任弼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在长沙读书或者从事政治活动。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并试图攻打长沙；失败后他转向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方针。
1937年曾是长沙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物业繁荣，初期成为抗战的大后方。1938年11月12日晚的“文夕大火”成为长沙城最为悲惨的事件，全城各种历史文化遗迹几乎损失殆尽。1939年到1944年，长沙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日双方以长沙为中心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役，中方取得前三次战役的胜利。
1949年8月5日，长沙正式建立共产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长沙开始重建与发展。长沙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早期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被认为是革命纪念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长沙经济开始和沿海城市的差距逐步加大；1990年代后期，长沙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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