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辩是最高的幸福——读《尼各马可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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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生活是幸福的生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善，是灵魂最合德性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以自身为目的，是自足的，无需以其他物为目的。幸福与德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合德性的活动和娱乐活动与幸福的关系如何呢？合德性的活动是高尚的、好的行为，似乎具有幸福的性质，但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呢？本卷最后会谈到这个问题。
二、我们为什么要过幸福的生活？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过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要去过合努斯的生活呢？这是不是我们人的本性的要求，还是其他的？如果动力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存在，那这部分存在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但是我们应该去追求那些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相适合的生活。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上神性的东西，也就是努斯。因此，我们要过一种合努斯的生活，一种优越于合德性的生活。那么，合努斯的生活与合德性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呢？
三、我们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
无论是明智的生活还是思辨的生活，无论是合德性的生活还是合努斯的生活，我们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我们需要落实到行动上。我们需要努力地获得它、运用它。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伦理学不单纯是理论知识，它的根本目的是实践，使多数人变好。那么，到底如何做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强制手段包括法律、教育和训练。他认为人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才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过节制的生活，需要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教育，在养成习惯后就不会痛苦了。而且，在青年长大后，还要不断的训练他，使其养成习惯。所以说，这种法律是完整的法律，是伴随人一生的法律，因为多数人只服从强制而不服从道理，接受惩罚而不在乎赞扬。他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应该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因为公道的人能够听从逻各斯，其生活会朝向高尚，而其他的人则会朝向无节制的快乐，因此需要通过强制来约束他们，使其朝向高尚，听从逻各斯。
我们在对个别人进行教育是要用特殊的方法，因为每个人所需要的合适的方法并不同。但是我们也应当通晓教育个人的普遍的知识，因为这种方法对所有人都有用，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变好。这样，他就必须学习所有知识，而所有的知识之中最高的是政治学，政治学与法律相关的就是立法学。一个通晓立法学的人，才能通晓法律，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的作用来使人朝向高尚。
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立法学的知识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时声称教授政治学的智者，并不是真正的拥有立法学知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晓某些政治讲演，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的经验，他们只懂些政治理论，而对管理城邦的实践问题知之胜少。他们认为只要将好的法律汇编在一起，选取最好的就行，不需要理解，不需要判断。只有那些拥有政治经验的人才能懂得如何管理城邦。因为这些人能够在实践中根据已有的法律判断孰优孰劣，知道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用什么法律来约束。也就是说，我们要想知道立法学的知识，需要对前人的努力作一番回顾，也就是需要懂得已有的法律和已有的政治实践，然后根据搜集到的政制汇编，考虑哪些因素可以保存城邦或毁灭城邦，哪些因素可以保存或毁灭每种具体的政体；什么原因可以使有些城邦治理得好却是另外一些城邦值得的差。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较好的了解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在什么时候，对什么城邦的公民最好。
这本书最后以关于最高善的学科——政治学作为结尾，似乎是为另一本书《政治学》作序。从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得知，我们要想过幸福的生活，从合德性的活动中所养成的习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教育和训练，需要法律的约束。而谁来制定这些法律，如何制定这些法律，如何实施这些法律，如何用法律来管理城邦的问题，就是政治学的问题。这就将问题引向了政治学。伦理学偏重讨论个人的善，政治学讨论城邦的善，而个人的善只有在群体中——城邦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培养，才能得到完善，因此伦理学是政治学的起点，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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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善，是灵魂最合德性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以自身为目的，是自足的，无需以其他物为目的。幸福与德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合德性的活动和娱乐活动与幸福的关系如何呢？合德性的活动是高尚的、好的行为，似乎具有幸福的性质，但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呢？本卷最后会谈到这个问题。
二、我们为什么要过幸福的生活？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过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要去过合努斯的生活呢？这是不是我们人的本性的要求，还是其他的？如果动力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存在，那这部分存在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但是我们应该去追求那些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相适合的生活。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上神性的东西，也就是努斯。因此，我们要过一种合努斯的生活，一种优越于合德性的生活。那么，合努斯的生活与合德性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呢？
三、我们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
无论是明智的生活还是思辨的生活，无论是合德性的生活还是合努斯的生活，我们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我们需要落实到行动上。我们需要努力地获得它、运用它。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伦理学不单纯是理论知识，它的根本目的是实践，使多数人变好。那么，到底如何做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强制手段包括法律、教育和训练。他认为人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才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过节制的生活，需要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教育，在养成习惯后就不会痛苦了。而且，在青年长大后，还要不断的训练他，使其养成习惯。所以说，这种法律是完整的法律，是伴随人一生的法律，因为多数人只服从强制而不服从道理，接受惩罚而不在乎赞扬。他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应该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因为公道的人能够听从逻各斯，其生活会朝向高尚，而其他的人则会朝向无节制的快乐，因此需要通过强制来约束他们，使其朝向高尚，听从逻各斯。
我们在对个别人进行教育是要用特殊的方法，因为每个人所需要的合适的方法并不同。但是我们也应当通晓教育个人的普遍的知识，因为这种方法对所有人都有用，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变好。这样，他就必须学习所有知识，而所有的知识之中最高的是政治学，政治学与法律相关的就是立法学。一个通晓立法学的人，才能通晓法律，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的作用来使人朝向高尚。
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立法学的知识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时声称教授政治学的智者，并不是真正的拥有立法学知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晓某些政治讲演，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的经验，他们只懂些政治理论，而对管理城邦的实践问题知之胜少。他们认为只要将好的法律汇编在一起，选取最好的就行，不需要理解，不需要判断。只有那些拥有政治经验的人才能懂得如何管理城邦。因为这些人能够在实践中根据已有的法律判断孰优孰劣，知道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用什么法律来约束。也就是说，我们要想知道立法学的知识，需要对前人的努力作一番回顾，也就是需要懂得已有的法律和已有的政治实践，然后根据搜集到的政制汇编，考虑哪些因素可以保存城邦或毁灭城邦，哪些因素可以保存或毁灭每种具体的政体；什么原因可以使有些城邦治理得好却是另外一些城邦值得的差。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较好的了解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在什么时候，对什么城邦的公民最好。
这本书最后以关于最高善的学科——政治学作为结尾，似乎是为另一本书《政治学》作序。从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得知，我们要想过幸福的生活，从合德性的活动中所养成的习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教育和训练，需要法律的约束。而谁来制定这些法律，如何制定这些法律，如何实施这些法律，如何用法律来管理城邦的问题，就是政治学的问题。这就将问题引向了政治学。伦理学偏重讨论个人的善，政治学讨论城邦的善，而个人的善只有在群体中——城邦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培养，才能得到完善，因此伦理学是政治学的起点，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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