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

比较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一、相同点
1、背景相同。两者都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方学习。
中国的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自强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至90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意欲图强。在此之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清政府用领土、主权及一系列的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进入了低潮，因而中国呈现了暂时的“中外和好”的“和局”。日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同中国一样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1842年，慑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日本不得不向西方妥协，开放一些港口，允许一些国家的军舰补充煤炭和水。而真正让日本敞开大门的则是1853年的黑船事件，日本奉行了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被打破。
1868年，日本的倒幕运动获得成功，旧政权幕府的垮台，产生了作为近代国家前提的统一国家，其意义是重大的，日本从此走上了明治维新之路，成了日本社会变化的起点。
2、目的相同。两者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展开的，两者都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
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不触动腐朽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维护封建专注统治。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与军事方面的改革，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踢，西学为用”，由此可见，洋务运动只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并没有要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要求。
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不仅局限于科学技术，而且对于西方的近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采取全盘吸收的模式，这对于日本的近代化有重要的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改变日本原有社会体制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在于对旧社会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不是保留和完善原有的社会制度。
3、内容相同。两者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新式军队，进行了教育改革。
二、不同点
1、领导力量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是地方掌握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掌握中央实权的慈禧太后在支持顽固派、洋务派之间犹豫徘徊，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后，由明治天皇掌权，二者形成合力，进行大刀阔斧、全方位的改革。
2、具体措施不同。政治方面：中国洋务运动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日本则改革落后制度，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建立新的体制。经济方面：中国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
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无从发展。日本则进行大力改革，政府投资兴办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文教方面：中国只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日本则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军事方面：中日双方都非常重视军事的改革。
洋务派把军事改革放在第一位。先后建立“天津机械制造所”、“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一系列军事企业，同时也加强了对海防的建设。在80年代中期，洋务派仙湖组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这一系列的军事措施，极大地增强了清政府的军事实力，巩固了中国的海防。
但在改革的后期，军费的严重不足和军事装备长期得不到改进，而逐渐滞后于日本。在日本方面，主要指推行征兵制度，扩大兵源；建设一支富有武士道精神，绝对效忠于天皇的队伍，积极地进行对外战争的准备；大量地购买西方的先进武器，大规模的扩大军队的数量和对军队的财政开支等。
经济方面：洋务派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始于洋务运动的中后期，并且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军事事业资金、燃料、运输方面的困难，以此辅助工业事业的发展。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方法相当陈旧，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过程中加快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步伐，有利于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
在日本方面，积极地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革土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废除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正是从法律上保护了土地的私有权，统一征收地租，明治政府还迅速地废除了国内的重重关卡和行会制度，大力扶植私人企业等。
从双方的经济改革措施看，日本的经济改革更全面，并从法律的形式上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
3、阻力不同。洋务运动外受西方列强，内受封建顽固势力的严重阻挠；日本幕府体制专制色彩较轻，倒幕运动的胜利扫除了改革障碍。
4、实施条件不同。中国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获得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形成。
5、结果不同。中国洋务运动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失败；日本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更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制度，最终成功，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强国。

扩展资料：
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洋务运动主要指导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参考资料1：百度百科-明治维新
参考资料2：百度百科-洋务运动

一、 两国的地理特征 日本是个岛国，实为导致其能有效应付西方挑衅的基本因素。日本的国土狭隘，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容易。对西方所给予的刺激至为敏感。中国则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相差甚巨，除沿海沿江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交通向极困难，所以，即使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乃至攻陷京城，各省的内陆仍然至为安全，绝少激动起普遍的同仇敌忾的意念。整个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隔阂，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两国相比，显然，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自强运动，其所将遭到的困难，较之在日本推动同样的运动要棘手得多。 日本局处亚洲的东北一隅，为欧洲国家所谓的"东方航线"的终点。西方列强其首要侵略目标是中国，大英帝国的基石是印度，印度对华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在印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英国集中注意力侵略中国。日本则因地位偏僻，不甚受到注意。所以，各国对日本的冲击，实远较其对中国的冲击为温和。双方既无大规模的战争，也未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更无领土的要求。 二、 两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对外开关前后，基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资料，无须外求。而日本经济上离自给自足的程度，则相差甚远。而且在与西方正式通商时，中国有大量的茶叶、生丝等输往国外，以抵消西方国家之鸦片与棉织品的输入；日本则在外国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并无大量的相当物品输出以抵消其巨额的入超。因此，日本官民亟于设法利用西方的科技，以解决其迫切的经济问题。 三、 两国的社会结构 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封建式的，与中古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相似。人民效忠的对象在"王政复古"后，从德川幕府转移到天皇，而且由天皇代表国家并直接接纳全日本人民的效忠，不会发生任何观念或理论上的困结。因此，日本官民极易接纳近代式民族主义的一些观念，并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从事"富国强民"的事业。日本社会在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的结构下，其官吏都是世袭的藩侯与武士，一般工商农人虽可入学读书，但不能出仕任官。因此，日本贵族中凡出仕任官管理民政者，常具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做其本份内应做的事。其他人士也在其固有的职位上勤奋努力，并无僭越本份出仕任官的观念。整个社会因此形成一种"本位观念"的风气。 中国社会的中心结构是家族，其上为政府。清廷政府中最高的主宰自然是皇帝，但社会中占重要支配地位的则是各级官吏和士绅。清制，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官或取得地方士绅的资格，其正规的途径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正途的科名绝非世袭可得，而均需依赖自己的努力。因此，一般有才智的人，在未得科名之前，其精力毕注于科场以藉此光耀门庭。中科名之后，其努力之所在则在升官。升官即可发财，发财后，致仕返乡，购置田宅，即在地方上居于缙绅之列。所以，中国社会中有才智有志气的读书人，或者有志气且环境优越的工商农人大多数走上了科举之路。因此，整个社会流动的趋向，常常形成一种"权位本位"的风气。 "本位观念"的现实目标，常常是多做事，而"权位本位"的目标则常是多做官。在适应近代社会与从事崭新的建设方面，前者显然是有利的，后者是不利的。 四、 两国的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自成一完美的体系，几千年来，向为东亚文明唯一的中心。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我国对于过去传统的负担，极为沉重，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弦更张，顺利地适应新的近代欧洲式的环境。儒家思想向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结构精严，意境高超，所以中国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而日本对于传统的负担却至轻微。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文化的输入国，具有模仿其他文化的悠久传统。"大化改新"时，它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字、制度、宗教、礼仪和商工技艺等，近代它再由中国转向西方，向各方面显居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学习，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在文化上的"自卑感"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实恰成强烈的对比。 五、 两国的政制结构 如果我们要对中、日两国自强运动成败的事实，给予一个全盘性质的解释，在我们严肃考虑一些长远性的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因素之后，我们更应当从两国的政制结构或主政者的个人与集团入手，始能更正确地把握到问题的关键。 第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清代中央政制结构的最大特色，是在中央政治权力中心方面，采取绝对的君权专制，但在辅助的权力中心方面却采取权力分散制。当时的军机处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命令的权力，只有皇帝才有此权力。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一项全面推动自强新政的计划，只有在皇帝的主动下，才有可能。任何军机大臣或地方大员要想从事于此，也只有在皇帝的认同下才有可能。但在关系同光自强运动成败的三十多年间，政权实际均在慈禧太后之手，实际的皇帝同治或光绪皆为其傀儡，而她对实际社会的了解实为有限，对近代世界发展形势缺乏深入的认识。她最大的关注只在于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其个人的权位。对于发展中国的事业，她着重的也只是想阻遏洋人的深入侵略，谈不上有何热情，更没有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任何意识。在同光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有这样一个形式的领导中心，其在自强建设方面所表示的局限性，实在是必然的。 日本自强运动的领导中心的结构，其权力既极坚强集中，又颇富有弹性。最高领导者自然是天皇。他个人意志极坚强，又很善于运用皇室的权威。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真正的领导中心，实际上是环绕明治天皇掌握实权的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长州萨摩两藩的武士。这个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明治天皇在关键问题上的支持，其推动维新的措施，更为有力。 第二、运动的领袖人物 清代同光自强运动实际主持的人物，既非同治皇帝或光绪皇帝，也非慈禧太后，更不是军机处内任何大臣，而是几个主要省份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得到清廷充分信任在所辖的省区之内，对于模仿技艺等方面，稍稍做点事情。由于他们在职位上只是地方上的总督或巡抚，是绝无权力以名副其实的统御和指挥全国性的自强措施的。 这些新政领袖中，曾国藩确有大臣的风度，肯负责，能用人，惜哉其精力早衰，以62岁的年龄而终。而且他世故极深，鉴于其平定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事实，事事谦抑自处，纯取老庄清净无为的政策，不敢在新政建设方面，积极挺身而出作有力的领导。左宗棠见识高明，任事勇迈，本应是中国洋务运动最理想的一位领袖。但他多年在西北主持军务，与经济重心的东南地区及政治重心的京津地区隔离甚远，即使后被召返京外任两江总督，也已是69岁高龄，其精力已趋衰髦。李鸿章尽管一直从事全国性的自强建设事业，但他一直缺乏必要的权力，其虽有大学士官职，但那只不过是虚衔，实际职务仍只是地方性质的直隶总督，并兼统淮军及其后的北洋海军。以一地方官而经办非其管辖省份的新政事业，并影响着全国范围的自强建设，其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李本人对于近代西方的了解，亦甚为有限，对于有清一代固有制度的改革与思想行为的革新，他不只不敢轻于尝试，甚至远未了解其重要性，完全未能高瞻远瞩采取一种长期性的逐步性的措施，以逐渐跻中国于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 但日本诸维新领袖在政府中的地位，则与曾、左、李等绝不相侔。他们都是明治政府中的中央官吏，在人数上，他们有15至20人。他们之间自初就培养出一种协力合作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共同对其国家命运精忠专一的意念。他们对于近代西方国家，大多具备直接的知识。他们或曾在美、荷就读；或留学英法；或往欧美考察访问。明治维新早期诸领袖中，在1894年前只有早死的西乡隆盛和大隈重信未曾去过外国。他们自直接间接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实在比中国的曾、左、李等丰富。 这些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 只有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他们精力旺盛，干劲充沛，对于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们在维新之初，就共同认识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艺的层次上变革，在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样需要从事全盘性的改革。 第三、运动的政治目标 清同光洋务运动缺乏积极而长远性的目标。中国在此期间的自强运动，名义上虽然是"自强"，但在上述缺乏领导中心与领袖人物的实际情况下，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藉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性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很明显，这一所谓"自强"运动无论在作用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对内的性质都远较对外的性质浓厚得多。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其政治目标则十分明显。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以谋在控制式的政制结构之下，从事全国性的革新事业。他们很快地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全面并进的方式。

中国的洋务运动是失败的，因为它是“西体中用”，就是新瓶装旧酒的模式，没有创新，这样的结果总是失败的，再怎么发展终究是沿着西方的路子发展的，不会跳出这个圈子；而日本的明治维新确实旧瓶装新酒，利用旧的体制来改革，这是成功的，它突破了西方的发展模式，走上了自己独立创新的道路。
从正反两个例子能够很好的看出，我们要破旧立新，可以运用别人的模式，但是内容要是全新的，只有创新才可以发展，抄袭永远是不会成功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一样，我们先要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旧立新。西方的文化移植或者什么，都只可能使我们沦为西方文化的傀儡，而忘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有这方面的嫌疑。

19世纪中期，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天皇、将军、大名（诸侯）、武士构成了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这和中国十分相象）。占全国80％的人口是农民，是封建地主压迫的对象，农民的生活极其困苦。从18世纪后半期，爆发了有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平民起义，所谓“一片叶可知天下秋”，此次起义，显示了幕府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
　　853年，美国海军抵达日本，开空炮示威，向幕府提出缔约通商。日本同美国签定了《日美亲和条约》，1858年又缔结《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时，俄、荷、英、法也迫使日本缔结同样的条约。西方的大炮打开了日本的港口，同时，日本社会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866年的市民暴动，倒幕首领吉田松荫发出了：“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认为，“只有那些不再为封建主效力的浪人、爱国的豪农富商和粗食陋衣的农民等出身卑贱者，即被称为草莽的人们，才能献身于救国斗争”。市民暴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逐渐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唯独只有日本没有变成殖民地，并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顺利的踏上近代化的改革之路。日本的逐渐强盛，首先，表现在他们尽快结束了幕府封建统治，积极接受文明开化，他们没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重视教育的发展。
　　“明治维新”初年，一个旅日德国医生贝立兹，对当时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评论说：“我们欧洲经过五百年才达到的文化发展，日本国民只需要十年就达到了。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发展。”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更精辟地指出：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於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其次，是日本社会结构的剧变，大力整顿社秩序：封建世袭制的废除；“贱民废止令”；“娼妓解放令”与富国强兵；禁止各种人身买卖。特别是日本废除人身买卖以后，拉丁美洲等国转而从清朝引进大量苦力。当时，在秘鲁的华人达十余万人。至今在拉丁美洲，“中国人”一词仍为对黄种人的轻蔑称呼。
　　同系亚洲人种的中国，当时的国力远远超过了日本，西方的大炮虽然也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但是却没有震醒沉睡的国人。虽然，李鸿章也看到了西方强盛，积极兴办水师学堂，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但是洋务运动是封建主义末期以自强为目的、以统治阶层内部自救为手段的运动。李鸿章所从事的改革是紧紧围绕在“皇权”制度下进行的，从根本上动摇不了封建统治，因此，洋务运动不能取得根本上的进步。
　　日本的强盛，也滋长了他们的扩张侵略的野心。甲午海战，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较量，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这本来应该使清政府觉醒，可是由于“皇权专制”的桎梏，不可能像日本那样从根本上进行变革。梁启超一针见血地说：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梁启超从根本上指出了李鸿章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指出，“据国际工会组织报告分析，直到1820年，中国的人均产值仍居世界首位。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经济并不弱，而且18世纪欧美各国内战很多，而中国还算比较稳定的。并不是落后挨打，而是体制腐败造成甲午海战的失败。”当时，海陆军内部的腐败就是重要的佐证，首先是上上下下贪污成风，且军无斗志。据在镇远舰参加黄海海战的美籍军官麦吉芬说：“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诸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这些豆腐渣工程怎么能够使国家强盛起来？日本人之所以胆敢对中国施以武力，就在于它们抓住了中国人的软肋。
　　日本的体制在幕府时代和中国一样都是封建专制，然而，它的迅速崛起，就在于动摇了专制体制。从“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给我们的启示是：几百年的中国的皇权专制严重地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也是体制混乱腐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皇权的魅力吸引着很多人为之奋斗，不惜丧失人格。李鸿章曾经主张左宗棠放弃收复新疆。由于左宗棠的坚决主战，终于收复了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1915至1918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先生为了权力，甘愿割让国土，可见中国的皇权有着多么诱人力量。
　　19世纪的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场和征服世界的大潮中如果不改革早已腐朽的社会制度，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慈禧和光绪皇帝主要的着眼点就在于千方百计维持那种“形成已久的体制”。
　　“久已形成的体制”这根绳子紧紧地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致使中国人民从1931年到1947年，经历了最痛苦的14年阵痛。二战结束，当时，中国的国力仍然要比日本当时的国力强，上海的老人们回忆，“当时，日本人吃地瓜，上海人吃大米”，而后短短的十年，日本又鹤立鸡群，远远地超过了我们，这里除了日本人那种卧薪尝胆的武士道精神，促进了日本国的迅猛发展，还有的就是中国人脖子的那根绳子，严重阻碍了中国发展。
　　既然我们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儿子，儿子打老子，那是大逆不道，但儿子比老子有活力，这也是老子应该向儿子学习的地方。　　

制度的改变和文化的彻底变革才是革命的关键，靠改变利器来图强是不可能的！

明治维新使日本富强,洋务运动最终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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