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是如何发展成白话文的？

中国的文言文是如何过渡到白话文的?~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接
来源： 光明日报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开始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如雨后春笋,发展到几百家,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旧派文人所掌握的刊物,也逐渐改用白话。1920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至此,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能被白话文取代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汉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是一个体系的文字。特别是秦隶到现代文字,汉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语体变了,而记录语言的符号没有变。汉字这种超时代的特点,使古今汉语在书面上衔接得天衣无缝。汉语方言十分复杂,文言文千年一贯,具有超方言的作用;汉字更是有超方言的作用,文言文的这项功能汉字也能承接,汉字为其记录形式的白话文能够在全国各个方言区通行。这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阻力就小多了。 其次是白话文在近现代已取得优势。白话文能够为大众服务,“我手写我口”,打通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说和写一致,既容易学,又容易用。而文言文不同于口语,既难学又难用。白话文表现新意的力量强,用今语说今事,清楚明白,通俗易懂。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彼此隔膜,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抒情记事,是文言所长;反映现代科学技术,表现新时代的新内容,是文言所短。像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诉讼、计算机说明书、数理化论文,用文言就根本没有办法。 再次,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突变的。这中间,经历了古白话的过渡,符合语言演变的规律。魏晋以来,口语的双音化倾向日渐明显,白话口语的趋势已经见其端倪。南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有许多口语词。稍后的唐代传奇,带有讲故事的性质,口语化就越发明显。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的敦煌变文,是传播佛教的人讲给普通人听的,当然要用口语。再看宋元话本、元明杂剧,无一不是面对市井勾栏、“引车卖浆者流”的。元明清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是大白话。清代《红楼梦》的语言与现代汉语已没有很大的区别。 如今文言文已经废弃,但我们还要学习文言文,这是为什么呢? 文言的成分沉淀在现代文里。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累积型的,经过长时期的积攒,同时逐渐进行内部能量的调节、交换,采用旧的成分,形成新的系统。先秦汉语的单音词,一部分作为基本词进入现代汉语,另一部分作为构成现代双音词的语素,大量地积淀在现代汉语词汇里。比如“鄙”的“浅陋”义保留在“鄙见”、“鄙俚”、“鄙人”、“鄙意”等词中,无一不是先秦古义直接进入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例证。就现代汉语来说,这种含有先秦古义的双音词,因为其中有一个不自由语素,而且用的是古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一个统一的使用单位,使用者不会再去追究一个一个的语素义，特别是造词时的语素义了,古义也就被淡化了。直接进入现代汉语的古代双音节词也不少,《现代汉语词典》收的带〈书〉的词,就是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如“蟾宫”、“丹青”、“扼腕”、“垂青”;再如联绵词(只包括一个词素的双音节词):“忸怩”、“璀璨”、“徜徉”、“须臾”等,这都是文言词进入现代文的例证。文言文里本来就有白话文成分,白话文里也有文言文成分,两者相互渗透,极为自然。另外,汉语成语众多,是其他语言难以企及的。这些成语,能极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它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简洁而又充分,明白而又含蓄,丰富而又不枯燥,生动而又不油滑,是汉语的精髓。要弄懂这些双音节词和成语,就要到历史汉语里去挖根。 文言文里的民族精神。中国人长期有重视国学的传统。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五经”里面,它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五经”的义理较深,人们一般从《论语》和《孟子》入手。《论语》、《孟子》实际上是“五经”的通行本。古人读经,一方面培养语感,习得文言文能力,另一方面接受思想教育,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顾炎武、章太炎认为,只有把传统文化的根留住,才能把民族的魂留住。中国古代从幼童时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尽管他对里面的内容一时不理解,但是这些音符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当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这些音符就能转变为思想。这些传统的经典一直传承下来,构成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当人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高深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时,就能提升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民族精神和语言学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读熟《论语》也基本上能弄通文言文。 文言文的表情达意的能力。文言有“雅”的声誉,不同阶层的人在正式的场合,高雅的环境,使用文言,会显得庄重、典雅。寿联、挽联如果不用文言,就很不合时宜。现代人在书面语和口语中,喜欢引用典故和古典诗文。古事古语几乎都是名人之事,名人之言,具有公信力,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用典可以以简驭繁,唤起联想。如“百度”搜索,就是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的典故,命名就很有韵味。德国一种汽车名为BMW,汉语译为“宝马”,使我们自然想起李清照的《永遇乐》:“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辛弃疾的《青玉案》:“宝马雕车香满路。”古代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马,现代最好的代步工具是小轿车。“宝马”一词沟通了古今。文言的许多修辞手法有较强的表现力。比如对偶(对联),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最短小而又最精致的文学形式,而它又最符合汉语的特点:单音节词多、有四个声调;平仄交替,节奏鲜明;抑扬顿挫,和谐悦耳,最易表现汉语的形式美。这样,作者和读者、说者和听者都需要读一些文言典籍,吸收和欣赏其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以便提高文化修养。这就是当今文言文仍然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 (作者邵则遂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标题有改动，原文为《对接》)

白话文是伴随着市井文化，也就是平民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流行起来的，明清小说起先也只是半文半白，后来渐渐接近全白。
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观点来看，白话文正是商业经济的兴起，封建经济的日益衰落的反映。从社会阶层上看，文言文随着旧的“士农工商”的阶级顺序的打破，科举制度的取缔，无产阶级的不断壮大而逐渐丧失其在封建社会的文化统治地位的。

白话文更妥当、更贴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的竭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馀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没有任何实例能够支持大众可以被启蒙的见解。就算少数才智卓绝的人士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数平庸之辈在面对优秀的思想时显得冥顽不灵地固执。文言文是一种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知识阅读才能掌握的语言，这样，操文言者与操白话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文言文为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划清了界限。本来，由于文言文这个堡垒的存在，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话文运动却拆除了这个堡垒，使得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处在同一屋檐下。叔本华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人生的智慧》146页，韦启昌译，上海人民2001年9月）正是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好像是一次聚会的召集者，知识精英只能为了迎合无知大众而扭曲、萎缩自己。陈独秀和胡适到晚年都认识到了这个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是白话文运动种下的恶因。�

胡适们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们并不知道，语言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由于用文言文作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语言，这样中国社会就保证了社会的主流话语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但是一种语言类型的胜利，更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无知大众胜利的同时，知识精英被赶出了本由自己统治的语言圣殿。如果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记忆，知识精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那一刻开始，知识分子就只能作为依附阶级而存在。而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是社会的唯一的统治阶级。�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是民主思潮的胜利。在文言文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精英只要对天命负责，而白话文成为僭主后，民众的意欲是社会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谓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当家作主，而公民和中产阶级（bourgeois）同义，公民当家作主，是与贵族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是作为知识人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观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政权从来都对所有知识精英开放，只有有知与无知的对立，没有世袭特权与永被奴役的对立，中国的民，不是和贵族对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识精英对立的愚民。白话文运动让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既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表那些愚昧的见解，并将之定义为真理，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欲选择迎合他们低级趣味的观点，而对真正优秀的思想说三道四，甚至往往对优秀的人物杀之而后快。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无知大众当家作主，这就好比把一个重病人交给跳大神的神汉去治疗，安得不受其害！

其实清朝的古文只有知识分子用,平名百姓是不会的,后来鲁迅等人为了想让更多人读到,读得懂书,于是写了第一本白话文的书,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映,最后就由古文发展为白话文.

因为现代要求字数多
古文简单明了
使得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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